时间：2011年11月下旬
采访形式：电子邮件问答、补充
“整个童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
依娃：请您给我一个个人简历，我希望用您的真实名字，但如果您有顾虑，用化名也没有关系。
李XX：我目前在高校宣传部门工作，如果我提供的材料在国内引起有关部门的官员的关注，我可能马上就会失去工作。但我很想完全真实、客观地说出自己经历的“大饥荒”，为你的写作提供素材。也是我这个亲历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暂且叫我李XX吧，四川资阳人，生于1954年2月，出生时家住资阳市区上西街。1960年开始上小学，1966年6月小学毕业。因“家庭出身不好”，小学毕业后失去上中学的资格。由于家庭经济十分窘迫，失学后就开始打工谋生。1969年以“三线建设工地优秀临时工”身份被招工到四川资阳酒厂当工人。1978年，通过自学中学课程后考进大学物理专业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资阳师范当教师。1988年，调入广东某高校，担任学术期刊文科版、理科版编辑工作。2008年秋，调入浙江某高校，担任报刊、书籍编辑工作。
依：这么说，大饥荒年间您已经六、七岁了，有记忆了。当时生活在什么地方？家里有几口人？什么样的经济状况？
李：实际上，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记忆最深刻的也是饥饿。如果“大饥荒”所指的是1960年开始的话(其实是从1958年开始持续到1962年，作者注)，当时我6周岁。家住资阳市区上西街。家中9人，即父母2人，兄弟姐妹6人，大哥15岁、小弟未满周岁，外婆1人。父母两人的月工资收入相加大约40元，一个人平均不到五快钱。1960年冬季，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收入只有母亲每月的18元，一个人一月只有两块多钱生活费。
依：那请你先谈谈你父亲的家庭出身、背景等，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人的出身几乎决定了后来的政治处境和生活环境，还会牵连到孩子。
父亲：抗日英雄成了劳改犯
李：1960年冬季，父亲去世，年仅46岁。详情？说来话长了。
我先谈谈父亲的简单情况，父亲李昌祥，1914年生于四川资阳金台乡水木堰。父亲出生在一个贫穷佃农家庭，他的父母主要靠“打草鞋”为生，即利用稻草制作简易凉鞋再出售，家庭经济十分窘迫。父亲在7~9岁之间，他的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后被远房舅舅收养，并做表弟读书的陪读，他也因此学会了写字读书。
李昌祥在12岁那年，四川开始闹饥荒，他不想继续留在表舅家争夺家里原本就不多的食品，心里总盼望能够自谋生路。他卖过烟卷，稀里糊涂当过四川军阀的小兵，不过是为了“吃粮”。曾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身负重伤，被送到江西南昌陆军医院抢救。住院期间，宋美龄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勇士们，并向他们每人赠送一把“中正剑”，以示嘉奖。1938年初，我父亲因伤势退伍回到故乡资阳。抗日受伤英雄回到家乡，受到了官方和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主动向政府提出把政府给予的抚恤金全部捐出作为抗日经费，他自己则依靠摆卖香烟、花生等杂货谋些薄利维持生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继续依靠开小店卖香烟杂货维持家庭生活，当时，他和我母亲邓元芳已经育有四个子女，早开迟关兢兢业业，谈不上富裕，但家庭温饱基本上可以维持。
1953年，政府开始推行公私合营运动，为了让所有的私营人员都加入“公私合营”的股份公司，政府加大了对私营商贩的税收额度。当时，我家父母与许多小商贩一样都面临艰难抉择：入股到“公私合营”，股份越少的工资越低，如果入股，依靠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生存，但如果不加入“公私合营”，税务人员每天上门收税，小商贩们根本就没有利润，生存照样无法维持。
就在这样举步维艰的时候，1954年2月，刚过春节的初春，我出生了。我的问世不但没有给父母带来欢乐，反而成了家庭的累赘，因为那时候家里早就有上顿无下顿，母亲生我那天家里已经断炊了，生了儿子的月婆子吃不上饭，喂不上奶，我饿的哭，母亲难过的哭。那时候，家里常常都是没有米没有面，几个孩子嗷嗷待哺育，我家斜对面开面房做挂面的邻居每知道我家断炊时，就会送些切挂面余下来的面头子过来，让我家煮点面条汤，暂时度过难关。所以我们一直很感激这家善心人的雪中送炭。
我出生后，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吃了上顿愁下顿，为了给新生儿子寻求生路，万般无奈下，父亲贴了一张“告示”在自家门口，宣称愿意把刚出生的小儿子送人。不久就有人上门来要领养我，可是，母亲一看见那位领养人满头大脓疮，不像是个好人家，怕我受苦或被转卖，就坚决不愿意把儿子送人了，好歹留在自己身边。
其后不久，父亲就突然被捕，很快就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2年，押往新疆劳改。父亲被押上火车时，我家邻居在车站看到了那一幕，回来告诉我母亲，此时的母亲才知道父亲被押走了。至于父亲犯了什么罪，母亲一头雾水，父亲自己更不晓得！没有任何手续和书面通知。后来知道给我父亲定罪有两条：一是在新社会卖人；二是预测朝鲜战争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卖人”的罪证就是那份愿意把我送给他人收养的“告示”，而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无稽之谈，谈论时局的人比比皆是。
1955年底，因为母亲去内江中级法院上诉，跪在大门口哭诉冤情。迫于上级压力，县法院终于重新审理我父亲的案子，将他12年徒刑改判为1年，这一年的罪行仍然是“反革命罪”。当时，我的父母早已被折磨的身心疲惫，能够从12年徒刑改判为1年，已经是感动得跪在毛主席像前高喊万岁万万岁了。
当李昌祥被改判为1年时，当时他已经在新疆劳改一年零三个月了，多劳改的这三个月，劳改农场为他补发3个月的工资。当时新疆的工资比资阳高很多，即使在劳改农场，我父亲也能够拿到每月30多元，当时我家已经“自愿加入公私合营”商店了，如果回到资阳，我父亲每月只能领到10多元工资。为了经济需要，父亲就留在劳改农场工作。父亲在新疆工作期间，每月可以寄钱回来，当时还引起街坊邻居的羡慕，不知内情的邻居还说“当劳改犯多好，每个月都有钱寄回家”。
父亲回到资阳是1958年，“共产主义大跃进”已经愈演愈烈了，回到故乡的他开始遭受比劳改期间更多的折磨。回资阳后，他被安置在红霞饭店做会计，这本是一份好工作，可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特别多，每一个运动都把他作为重点整治对象，因为他头上有一顶“反革命劳改犯”帽子，还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国民党军队的军人，尽管他打的是日本人，尽管他从来没有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但他还是成了每次运动的“老运动员”。1959年初，父亲被单位作为“土劳改犯”指令到了距离县城几十公里远的一个化工厂“工作”，那是“大跃进”的化工厂，里面到处是有毒物质和有毒气体，进了那个化工厂的大门是不能自由离开的。化工厂的人很多都病倒了，我父亲是在化工厂病倒后才被允许回到城里的。
父亲离开化工厂回到县城后不久，母亲生下了我的弟弟，这个新成员的到来给全家增添了喜悦，也增添了忧愁。小弟满月那天，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去照相馆照了全家福，这张照片上父亲还写了几个字“破镜重圆”。从我出生开始，我家这面镜子就破碎了，当我小弟出生后，我家这面“破镜”终于“重圆”了。
共产主义大食堂的记忆
依：你们在资阳算是城镇户口，当时每人供应多少粮食？也是吃食堂吗？每天每顿一个人能吃到多少粮食？饥饿到什么程度？
李：就四川当时的粮食配给情况来说，据说成都的成人是每月27斤粮食，似乎还是大米为主，省会城市政府的面子重要。而在仅距成都100公里远的资阳城区，成人配给每月19斤粮食，儿童按年龄大小依次递减，学龄前儿童每月只有几斤粮食，而这些配给的粮食中，大米很少，通常都是些杂粮充数，如豌豆、玉米或者红薯。出产红薯的时候，就用5斤红薯代替1斤大米。资阳属于丘陵地区，稻田少而山坡多，这也是当时配给的粮食以杂粮为主的客观原因。县城里的人们拿到红薯普遍都难以保存，不像农村可以存放在地窖里，只能堆放在家中的地上。没有保存条件的红薯，如果不赶快吃完，会很快烂掉。但如果快快吃完了，家中就马上断炊。红薯有大有小，像我们这种“劳改犯家属”，能够得到的都是那些别人挑剩下的小红薯、半截薯、虫薯或者烂薯。
小弟生于大炼钢铁时期，为了“大炼钢铁”，每家人的铁锅、菜刀之类的铁器都被强制没收了，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交，不然就说你反对“三面红旗”。自己家不许开火做饭了，所有的人都开始过“共产主义”生活，人们凭粮票到街道食堂购买饭票，这样的做法在街道干部看来是美事，很是要得。因为他们有机会多吃多占，还可以有权力分配别人的口粮，耀武扬威。而对我们那样的家庭来说，就是死路一条了。街道干部去食堂打饭，他们的饭票总是很充足，每顿至少有“三两”，而我们家的饭票则总是没有哪一顿可以吃饱。为什么街道干部的饭票充足？这是个谁也搞不清楚的悬案，没人敢问一句。因为当时的粮食配给制，在资阳即使成人也只有每月19斤粮食，如果他们每顿可以吃三两饭，每月至少得有27斤粮食才对啊？为什么我们家的饭票那么少？
我们家未成年人多，都是能吃饭的年纪，人均粮食却只有10斤左右。哥哥姐姐们一天三两一顿一两，我和小弟因为只有几岁，政府配给的粮食更少，一天大约只有二两。但不是白米，都是杂粮。又没有其他副食补充，就是有也没有钱买。我们常常是不吃早餐，中午到食堂吃一次，晚上在家煮牛皮菜吃。当时的资阳人普遍种植牛皮菜，牛皮菜是一种生长极快的蔬菜，很粗糙，主要是用来喂养家畜，自古以来都是四川农村喂猪的。到了生活困难时期，四川人就见缝插针，只要找到巴掌大小的土地也要种上牛皮菜当作充饥的食品。只要勤浇水、施肥，每天都可以收割牛皮菜最外圈的老菜叶。煮熟的牛皮菜很粗燥，口感极差难以下咽，远比红薯叶和野菜难吃，像吃草，但可以抵挡一时的饥饿。因为在那时候，找到红薯叶和野菜都是很困难的。牛皮菜的纤维素很高，吃过之后等不了多久，肠道里会更加饥饿难忍。我家也在附近的水沟边种了几十棵牛皮菜，能够自家开伙煮饭后，我们每天都把很少的粮食煮在一大锅牛皮菜或者其它可食的植物叶子之中，吃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有粮食，简直就是吃的猪食。美其名曰“牛皮菜稀粥”。
去饭堂打饭时，我们家的最奢侈的时候也就是大人二两饭，小孩只有一两饭。我记得去“共产主义食堂”吃饭时，打饭“三两”的人是最得意的，高人一等的模样，他们的叫喊声也最响亮“三两”！“三两！”的声音在食堂里是最悦耳、最令人羡慕的声音，也是最刺耳、最让人受不了的声音。而我们这类吃“一两、二两”饭的家庭，打饭时向食堂打饭员工喊出的声音都是很微弱的，即因为饥饿，也是因为屈辱。在那样的生存环境里，很多小孩一进到食堂就不由自主地喊叫“三两”！两个字就显示出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我家小弟从出生到会说话时，他听的最多的就是“三两”，所以，他能够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爸爸”“妈妈”，而是“三两”。每次在食堂里小弟反复喊“三两，三两。”之时，周围总有人觉得好笑，我们也会发出一种惨然酸楚的苦笑。一两岁天真的弟弟怎么会明白大家为什么都望着他笑？
在强制去“食堂”吃饭之前，粮食供应也是只有那么多，但在家里自己做饭时，总可以加些南瓜、红薯、玉米等蔬菜杂粮一起吃，稀着吃省着吃，虽然也是经常吃不饱，但也不至于饿得发慌，饿得前心贴后背，饿得大人走不动路，小孩不动弹。在那时候，如果能够找到较多的蔬菜杂粮，母亲就会尽量节省一些粮票或者粮食留作备用，当时的老百姓尽管普遍吃不饱饭，但几乎每个家庭都存有粮票，因为在粮食紧张的时候，粮票就是救命的第一法宝。到了吃“食堂”时期，每月那么点定量粮食就让人很难支撑生命了。人们普遍处于饥饿状态，而劳动强度又很大。
我的父母都是每天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才能回来，他们除了在“公私合营”商店上班，还经常被单位派遣去各种工地搞什么“一夜修成一条大马路”、“深挖大会战”之类的强体力劳动，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都在超英赶美。再苦再累都是白干，没有任何钱物食物补助。那时候，小弟才出生几个月，是需要吃奶的婴儿，可是，饥饿劳累过度的母亲自己瘦骨如柴，哪里还有奶水喂她的儿子？小弟的生存就只靠家里以往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票买米熬粥给他喝。家里没有做饭用的铁锅，但有熬药的砂锅可以代替。有时候，父母在外边找到什么野菜，或者红薯叶之类的可食植物，就把家里的搪瓷洗脸盆当作铁锅煮一盆杂食给我们充饥。偶尔找到一些小红薯，就和野菜一起煮给我们吃，但能够吃到红薯的时候是很少的。地被饥饿的人们不知翻找了多少遍了。
这样的“共产主义食堂”大约不到一年就垮了，其后还是让老百姓自己回家开火。
依：您当时是一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需要食物和营养。您说有一次吃桐油饼中毒差点死去，经过是怎么样的？
李：我印象最深的是经常是只有一条小红薯，这时候我就没有吃红薯的资格了，因为我已经快满六周岁了，应该“懂事”了。而小弟还未满周岁，那条小红薯还不够小弟一个人吃饱。弟弟吃的时候，我就看，想象是自己在嚼在咽，但我从来没有咬过弟弟一口红薯，因为我是个胆小规矩的孩子。红薯是我童年最渴望的美食，总想那天能饱饱吃一顿就好了。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处于饥饿状态，我的身体就是一副皮包骨头，面色惨白，脑门很大，缺钙的缘故，猪嫌狗不爱的模样。我每天都是呆呆的软软的地坐在某个地方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因为根本就没有精神力气可以使自己做任何消耗能量的运动。按理说，六七岁的小男孩应该是活蹦乱跳调皮捣蛋的，但我饿得动不了。经常都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啊呀，这个娃儿肯定是个傻瓜，可能活不了多久的。见了人眼珠子都不转。”听多了，我也无所谓了。当时，我也相信自己是个傻子、废物，对自己有了如此绝望的认定之后，渐渐地就使我不畏惧死亡了。
死亡有什么可怕呢？我对生命从记事开始就很麻木：一方面是我们每天都看见人们用平板车拉死人出城，有的有棺材，有的没棺材，用旧被子或者布单一裹就拉出去了。街道邻居家也隔三差五的有人死去，没人哭没人叫，饿得不知道悲伤哭泣。特别是在1960年前后，我家附近的马路上几乎天天都有走着路倒在地上的饿死鬼，因为没有路灯，走夜路的稍不小心就会踩到死人尸体，所以晚上我们都不敢出门。当时的人们对死亡早已很麻木了，我们这些只有几岁的孩子也都在预测自己到底还能活几个月。谈到人的死亡，似乎就像谈到一条虫子的死亡。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觉得可能死了更好，免得每天饿得慌，还要多吃家里的粮食，让父母亲发愁熬煎。既然自己长大了肯定是个傻子、废物，还真是不如早点死了好。早点死早点不受罪。
我家附近有一家榨油厂，主要是榨桐子油，桐子油可以刷木器，可以做油布油纸什么的，但是是有剧毒的。榨油后的渣子饼一般都运去做肥料。这些桐油渣饼在我家附近的地上总有些碎块可以找到，父母告诫过我们绝对不能捡来吃的，吃了会中毒会闹死的。可是，有一天我实在饿极了，就捡了几块吃下去，没多久我就开始呕吐，肚子剧疼翻江倒海，然后就休克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母亲找到中医给我罐了解药，想方设法把我救了过来，看我醒过来了，母亲语无伦次一边骂我一边哭：“你这个死孩子，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妈妈交待你不要吃油渣，不要吃油渣。你为什么偏偏不听。如果你死了，让妈妈怎么办？还让妈妈活不活？”我虚弱的说不出话，只能对妈妈说：“妈，我，饿”。我妈一听又眼泪哗哗的流，不骂我了，抱着我的头痛哭流涕，自责没本事让我吃饱。这时候我突然想继续活下去，因为不愿意看到母亲这么痛哭。母亲的眼泪流在我的脸上，却像是滚油一样滴在我的心上。让我疼的受不了。
黑五类之家的大饥荒
依：在那种饥饿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去上学？其他兄弟姊妹的情况怎么样？
李：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艰难地熬啊熬啊。父母的收入本来还勉强可以买回政府配给的那点粮食，可是，让我们家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街道干部把我们一家从政府公房中赶出来，这套公产房是我父亲作为抗日英雄回家乡时国民政府分配给他的“廉租房”。没有了公房可住，我们就只能去租住私人住房，最廉价的私房租金也是公房的几倍。原本我们住宽敞的公房时每月的租金不到2元钱，现在我们搬到一间狭小拥挤的私房居住，每月租金需要5元。为了交房租，家里只好叫刚上初中的大姐辍学去小饭店打工。
1960年夏天，大哥说我6岁多了，该上小学了，于是，父母好不容易凑了几元钱的学费让我去了城关二小报名。到了9月1日开学那天，我独自去了小学，所有的小学新生全部集中在一排教室旁边的空地上，等待分班。所谓分班，就是听老师喊叫名字，第一批50人就是一年级一班的学生，依次分下去，总共5个班的学生全部分完了，全场唯独剩下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没有被叫到，我只好哭泣着回家去了。母亲晚上下班回家后才知道我的情况，第二天就拿着我们报名缴纳学费的收据领着我去学校找到校长，校长也承认我们交纳了学费，说可以退学费给我们；母亲说娃儿要读书，可校长说分班已经分完了，你这个娃儿就等明年再说了（真实原因是因为我父亲是反革命劳改犯，分班时每一个班主任都不接受我）。一听校长这样说，母亲顿时就嚎啕大哭，因为母亲感觉到我们家已经开始走投无路了。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最后终于等到了校长同意让我读书的决定。几天后，我终于成为了城关二小一年级二班的学生。
1960年，我们家简直就是汪洋中的一条破船，随时都可能会葬身海底了。那一年，我们家弟兄姐妹都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大哥报考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以地区第一名高分录取后，却被他中学的教师举报我父亲是劳改释放犯，美院也就取消了大哥的入学资格；大姐、二姐都因家庭出生不好不能进公办中学，只能上高价的民办中学，家里拿不出高价学费就只好辍学。当时，家里只有二哥在上小学，大哥失学后，偶然可以找到一点临时工干，大姐辍学后去了一家小饭店打工，没有工钱，说好的，如果那天饭店有剩饭剩菜就可以吃点，要是没有还得饿肚子回家。二姐辍学后每天步行到十多公里远的糖厂，等候锅炉房到炉渣时从中捡没有烧净的“二炭”。二哥则是在放学后也背上一个背篓四处捡废纸，卖到收购站。一年下来，就可以勉强凑够一年的学费。
未满一周岁的小弟因严重的营养不良患了脖子肿大溃烂病，县医院医生说：“没有医治的必要了，没得救了，把娃儿领回去等着好了，还免得花医药费。”面对这一连串的困境，父母都深感绝望了。小弟的脖子肿大溃烂越来越严重，成天到晚的流脓流水，连我都害怕抱他。县医院医生后来就拒绝医治，母亲不甘心，找到一个私人诊所。这位医生是老街坊，与我父母有些交情，对于县医院医生已经判处死刑的病人，这位个体医生采取了很为大胆的冒险医术，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在好几个部位动了手术刀，死马当成活马医。老天有眼，几个月后小弟的溃烂大脖子居然消退了，只是颈项周围留下了很多难看的伤疤。亏得是男娃子，如果是个女娃子不抱怨死我们的父母。也算是饥荒年代永不消失的记念。
那几年，许多人都是死于黄肿病、肺结核、肝炎等“疾病”，这些“疾病”的病因最主要就是饥饿导致的严重营养不良而引发的疾病。在当时，我们家庭所有成员都是病症缠身，父亲、大哥、大姐都患上了肺结核，二哥有严重的癫痫病，小弟则是大脖子肿胀溃烂和黄疸型肝炎，母亲因经常饥饿吃野菜患上了胃病，二姐和我也是常有鼻炎、耳炎等疾病发作，也都因为穷困而没有去医院医治。吃饭的钱都没有，哪还有钱看病吃药？
致信毛主席，父亲再入劳改营
依：听您说父亲是饿死的？他当时多大岁数？什么时候饿死的？请你讲一讲详细情况？
李：父亲的死还是和粮食有关。如果不是写那封关于粮票的信，也许父亲不会那么早过世。
我上小学没有几天，父亲又被强制关集中营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1960年8月，西南局局长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宣布四川粮票作废，理由是有人造假粮票，旧粮票不能兑换新粮票。这件事把许多四川人逼入了绝境；一听到这个消息时，有些人很快就上吊自杀了，因为最后一点口粮都被剥夺了，活生生从人嘴里挖出来了，脖子被掐住了。当时，四川人每家每户几乎都存有几斤或几十斤粮票，这并不是四川人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而是每家人哪怕顿顿吃糠咽菜都要准备一点救命粮，只要手中哪怕还有一斤粮票，也可以救一个快饿死的人多活几天。我家也有几斤粮票，那是买米熬粥给小弟救命用的，可是，这点救命的粮票宣布作废了，小弟还能活吗？那时候，我们的街坊邻居家好多人都因严重营养不良引发的黄肿病、肺结核、肝炎等病死了，有些就是直接饿死的，如我们隔壁的孙五爸饿的瘫在床上，一天晚上呻吟着要吃点东西，孙五娘说家里实在没吃的，明天再想办法吧。那时候想借吃的也是很艰难，自己都没得吃，怎么接济别人呢？结果，第二天早晨，五娘看见五爸不起床，就去喊他，结果发现他已经死了，硬了。真是个饿死鬼。
看到饿死人的悲剧愈演愈烈，我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了，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能这么饿死人呢？他用极其平静的语气给毛主席写信，这封信的内容主要讲政府提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老百姓在生活困难时期能够节省一点粮票很不容易，而政府突然宣布四川粮票作废，这种做法有损共产党的威信。在这封信里没有一点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的意思，他以为毛主席看到这封信后会批评李井泉的错误做法，恢复旧粮票，给四川人一点生路。大约是在9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给我父亲回了信，意思是说毛主席的日理万机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看那么多普通信件。你反映的四川粮票问题，我们已经把你的信转发给四川省政府了，你的问题可以由当地政府解决。果然，在收到回信后没有几天，当地政府就给我父亲“解决问题”了，那就是就追加为右派份子，并与其他右派份子一起集中押送到离县城几十公里远的的一座叫作“黑水寺”的寺庙里“集中学习”。
大约在11月的时候，父亲回来了。好像从地狱里爬出来，完全变了一个人，瘦得皮包骨头，风能刮飞，眼睛掉进了两个坑里，走路都是一步一步挪着走。他马上住进了县医院，住院大约20天后，因为他的身份，医院强迫出院了，记得那天我看见大哥和母亲用一辆平板车把父亲拉回家，已经人事不醒饭水不咽。当天夜里，父亲就咽气了。
父亲在“黑水寺”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被批斗被殴打？被饿饭被禁闭？我们都不太清楚，父亲回来时已经神智不清，一见人就哆嗦，嘴里昵昵喃喃，不知在说些什么。怎么一个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两个月就被“学习改造”成病入膏肓不可就药的病人？父亲之死，到底是病死、饿死，还是被迫害致死？无处可查。父亲是英雄，还是反革命份子，有嘴难辨。但外面的老百姓都饿成那样，被关起来的五类分子就可想而知了，都说，那不是人去的地方，几天不给饭吃是“家常便饭”。父亲的死，按当时的话就是死有余辜。童年的我，在那个严寒的冬夜，听到母亲痛彻肺腑的哭声时，我知道父亲死了。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全都低声哭泣，从此，没有了父亲，我们还能活下去吗？
看着父亲单薄如纸片的尸体，嘴张着还有话要说的青脸，我吓得索索发抖，牙齿咬得紧紧的。我这一辈子都记得父亲最后的样子。
“死人就和树上掉树叶一样”
依：请谈谈当时您记忆的、看到的、所知的街区邻居的情况。
李：天上下刀子肯定不是下在我们一家头上，是人人头上，谁也躲不掉。
好像男人比较容易饿死，体力大消耗大，没得吃就垮了。在我们那个街区，当时很多家庭中的男主人都死了，基本上都是饿死，也有“吃得太饱”“撑死”的。我家附近的白瞎子家，男主人姓白，眼睛高度近视又没钱配戴眼镜，因视力严重不好时常被人取笑的得了个外号“白瞎子”。白瞎子就是“撑死”的。
白瞎子家有一辆平板车，为了讨到一碗饭吃，他拉着平板车在城里到处找活干，即使人家不给工钱，只要能够得到一碗饭吃他就可以为人家拉半天车。有一天他终于在红霞饭店找到拉货的临时工作，他主动提出不要工钱，只要让他能够吃饱一顿饭就行，红霞饭店同意了他的要求，好心让他先吃饭后干活。白瞎子在那一餐绝对是饱饱地满足了他那饥饿得太久的胃口，然后就开始拉货，拉着重重的一大车货物，在一个上坡的路段，当他竭尽全力往上拉车时，他的肠胃挣破裂了，当即就痛倒在地上打滚，那车货物即刻从他手中松脱而滑向低处，白瞎子的生命也在腹中剧烈的绞痛中结束。因为长期饥饿，胃壁变得太薄了，享受不起一顿饱饭的福。给撑死了。
我家附近一户姓刘的邻居，他们家两夫妻育有7个儿女，孩子饿得哭，男主人为了养活全家人，有时就夜间去农村偷盗农田里的粮食，也偷鸡（当时他的工资大约20元，这20元钱买不回一只鸡）。在一次偷鸡时被人抓住了，街道政府就把他偷的那只鸡挂在他的脖子上游街，游街时强迫他手拿铜锣一边敲击一边自己反复喊叫：“我是偷鸡贼，我的名字叫刘XX。”那天游街之后，当天夜里他就上吊自杀了。觉得没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只鸡要一条命。
邻居王XX家，有一个养子，他家强迫这个养子从小就偷盗，他也练得一手偷钱包的好手艺，王家的女儿们上学的费用或者家里缺钱时，王家的女主人就强迫这个养子去偷，如果偷不到钱，就不准回家吃饭。在那个天天饿死人的年代，王家的女儿却个个都长的水灵健康，只是苦了这个养子，他经常被人抓住，不是被打的鼻青脸肿就是被拘留教养。这个养子长大成年后，与我们谈起他最仇恨的人就是养母。
吴伯伯家与我们家是极好的邻居，我们住政府“廉租房”时两家的后院完全相通，彼此有点亲如一家的感觉。吴家原本是卖“凉粉”小吃的，公私合营时他家没有入股资金，也就没有留在城里生活的资格，大约是1958年就把他们全家人强制安排到农村去了。1960年的冬天，我父亲死后，我大哥去一个小镇干杂活，刚领到两个小馒头准备回住宿处再吃，在路上却发现有人似乎在跟随他，当他回到住处时，跟随的人也到了，原来是吴伯伯。大哥见了吴伯伯，立即把手中的馒头分了一个给他。吴伯伯狼吞虎咽吃了这个馒头才说：“好侄子，我丢了老脸了。都是为了让家里人多吃上几口，我才出来要饭吃。近处，又怕熟人看见笑话。就只好跑到这离家远的小镇上来讨。今天什么吃的也没有讨到，正饿得快昏倒时，看到侄子你有两个馒头，也就不顾老脸跟你来了。”吴伯伯一个劲给我大哥点头作揖，就差没跪下了。
在父亲的老家金台乡，有一户人家是一夫二妻，这家的男人解放时划分的成分是中农，打土豪分田地时，农民是可以把地主超过一个以上的老婆拿来分配给穷光棍的，但这家中农的两个老婆却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被村民拿一个出来重新分配，这就让这家双妻家庭在社会主义国家奇特地存在下去。可是，到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这个双妻家庭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了，到了1960年冬季家里缺粮时，饿得受不了，这个家庭的男人与长得瘦些食量小的老婆商量后，就把那个长得胖又能吃的老婆杀了，并腌制成腊肉长期食用。人已经饿的不是人了，是狼是野兽了。
死人就和树上掉树叶一样。童年的我并不是很畏惧死亡，而是很畏惧野狗，因为城郊附近的那些野狗每天都在吃死人尸体，啃死人骨头。那时候，路边的死人，或者是家里买不起棺材的死人，都是被相关人员把尸体拉到郊外荒野处挖个坑草草埋葬。而这些尸体尚未埋下之时，早就有成群的野狗在那里等候，等待埋尸人一走，野狗们就开始行动，把尸体刨出来就抢食。那些野狗也是很悲惨的生命，它们吃的是死人尸体，但它们还是活人的猎物和食品。我们家附近有一条小河，河边就是县医院那些处理尸体的人经常拉死人来“掩埋”的地方，也是野狗成群集中抢食的地方，还是打狗猎人最爱去的地方。那时候，母亲去河边洗衣服时偶尔会把我带到河边，有些尸体被咬的肠子到处都是，有的缺胳膊没腿，有的只剩下干骨头架子和头颅，那种野狗刨食尸体的场面我们可以说是见惯不惊。但想到自己哪天死了，也会遭到野狗撕咬吞噬，心里就很恐惧。
在那个年代，人吃人的事情时有所闻，我没有亲眼目睹，但狗吃人──人吃狗的事情却是我们每天都能够看见的。街上每天都有游走小贩卖狗肉、腊肠或者火腿豆瓣酱的，这些东西我父母绝对不买，更是宁可饿死也绝对不吃的，说那狗是吃过人肉的。在我10岁以前，我几乎就没有吃过肉，因为家里根本就没有钱买肉食，也绝对不想粘上那种有死人嫌疑的“狗肉、腊肠或者火腿豆瓣酱”。也听说过有人把死人肉酱卤后当狗肉卖的。我们才不敢吃，想想都毛骨耸然恶心作呕。
父亲去世后，母亲变卖了家里所有可以卖钱的东西，为父亲买了一副柏木棺材，把父亲安葬在他的堂姐家附近。为什么母亲不顾一切地为父亲买柏木棺材？那是因为柏木很硬，野狗很难把柏木棺材咬烂。为什么要把父亲安葬在他的堂姐家附近？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位姑妈愿意叫家里人尽心守护我父亲的坟墓，可以防止有人为了偷那副柏木棺材而盗墓。
在我的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国家粮店配给的大米全都是在仓库里储存了好多年的发黄、发霉的陈米。我大姐1965年去粮食局当工人，最初的工作就是为那些长期储存大米的仓库打药防霉防虫。后来，我母亲也去了资阳粮食局下属的仓库做零时工，也听闻那些仓库里的粮食全都是好几年前存放在那里的“战备粮”。四川虽是“天府之国”，可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饿死的人口却是全国之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也在千万以上，而真实的饿死鬼数量远在官方公布的数字之上。
后来，为父亲的平反昭雪，我们家又等了二十年。
1966年文革初期，每天都有红卫兵闯进很多人家里抄家，抄出来的各种东西都成为了“反革命”罪证，这时候，母亲叫我把与父亲相关的物品都悄悄烧毁。我在烧父亲遗留下的信件时，看到了1960年国务院办公厅给我父亲的回信，看完后我就马上烧毁了，因为一旦被红卫兵抄家抄出来，就会他们定为想为反革命劳改犯右派分子翻案，我们家又不知该遭遇何等磨难。
1979年，我们家弟兄几人都很渴望找法院为我父亲的冤案平反，我们把父亲的情况写成材料找到资阳县法院和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来县法院通知我们家，询问我们如果父亲平反后，我们家是否会提出要政府给予经济赔偿？如果没有这样的要求，可以马上给我父亲平反；如果有经济要求，案子就要继续等待，至于哪个时候才能平反，或者是否能够平反，这事都不敢肯定。平反也能讨价还价，和市场上买菜一样。听法院这样一说，我们全家都同意绝不提出经济赔偿要求。1980年初，县法院终于给了我们家一份为我父亲平反的通知书，承认当年对我父亲判刑12年，后又改判为1年都是错误的判决，我父亲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拿到这份平反通知书后，我们全家一起去到父亲的坟墓那里，对着地下的父亲读了这份平反通知书，然后就把这份通知书和纸钱一起烧了。
很遗憾，没有留下父亲给毛主席的上书底稿，和国务院的回信，不然还可以给那段历史提供一点资料。因为红薯是我童年最渴望吃到的奢侈美食，所以，即使后来在生活条件改善之后，我都一直酷爱吃红薯；到了现在，我们根本不缺吃少穿，我也是宁可不吃肉食也要天天吃红薯，或许这是对童年饥饿心理的报复性补偿吧？
采访花絮
两则有意思的通信摘录（无意笑话给我提供宝贵资料的李先生，只是为了让大家思考）：
李：对“大饥荒”的研究，或者任何与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苦难的研究，每一个经历者都是该大力支持的。我开始有些担心的主要是不知道你的“立场”是站在哪个位置？如果是站在中国人的位置来研究，哪怕是痛骂政府，也不过就像是我们骂自己犯了重罪的父母，怎么骂都可以，但绝不许让他人来辱骂。如果你是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来研究这场“大饥荒”，我可能就不愿意让自己的文字内容出现在你的研究作品中，这是个“立场”问题，理由也只有一个：绝不许他人来骂我们的父母，哪怕我们的父母犯了大罪。
依：对于您的担心，我到是没有多想过，但是理解和尊重。有一条，我们以学术讨论的观点来讨论此事，而不是以政治的、对立的态度。我首先要声明的是我是一个作家，把说真话，找真相，寻真理为己任。现我一边工作一边调研，绝没有拿任何政府个人的资助，也不为任何组织提供所谓反“父母的”证据，我要说明的是，我只代表我个人，也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更没有资格代表美国人。这一点，请您放心。从大的角度讲，大饥荒是人类的共同灾难，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研究、去反思、去吸收教训。
饿死三千多万人口的政党是我们的“父母”吗？
（非常感谢李xx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