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被大陆描绘成“刽子手”、“恶魔”的戴笠，其实是一位事母至孝，待人至厚的血性汉子。与戴笠因共同主持“中美合作所”，而结为莫逆挚友的美国美军中将梅乐斯，在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谈到他在来华以前，在美国国务院与陆海军情报署中，看到戴笠的资料皆为“秘密警察”、“暴力犯罪”，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指证他意图杀害自己母亲两次；然而当梅乐斯亲眼见到戴笠将军，深感其精明才干、坚毅果决、和蔼且重然诺的性格，又与之同往敌后家乡，见到戴笠侍母恭谨有礼，家庭和乐，此一谣言就不攻自破。戴笠死时，72岁的母亲犹在堂，三年后老人弥留之际仍频频呼爱子之名不绝。然而当时共产党视戴笠为心头大患，以为其对国忠诚乃在破坏共党发展，因此恶毒造谣，无所不用其极。
在费云文所著的《戴笠新传》中，即曾记述梅乐斯在戴笠饱受中外流言攻讦，却不辩一词时，愤愤不平地说：“戴雨农和那些最密切的工作人员，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有事实表现的正当人；但却反而被人基于一种正当法庭所绝不接受的伪证，施以广泛的谴责；甚至被一些对事实表现不求甚解的人，要把他从政治上消灭！”
有许多不实的传闻，至今仍流传两岸，将戴笠描述成一位由于掌控了丰厚的资源而挥金如土、贩毒吸毒，甚至坐拥如云美女。然而在良雄的《戴笠传》中，即记载跟随戴氏最久的副官郭斌所言：“戴先生是一最易侍候的人，他没有官气，能体恤部属，不计较礼数，偶有差错，亦不深责。但同时又是一最难侍候的人，他时刻都在动，没有固定作息时间。有时已命备膳，忽然匆匆外出，无人知他将往何处。有时已经就寝，他又忽而披衣坐起，振笔疾书，亦无人能知他所写何事。”
梅乐斯与戴笠密切共事，朝夕共处三年，对其私德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人”，并曾严峻拒绝梅乐斯提议自他国贩送毒品的建议，“因为有违我国法令，恕难从命。”也不愿接受梅乐斯所言，自美国争取颁发特务工作的奖金，“因为忠心不可以用钱买到。”据梅乐斯数年观察，戴氏每晨六时即起，清晨二时始睡，又对人言紧要公文需在七时以后、夜二时以前送他批阅，可知极为认真，一位豪奢靡烂者，恐难如此规律尽责。至于外传他因工作上调动公用资金而富可敌国，但身后外人却发现，竟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有其私人存款。寓居多年的公馆中，虽有不少贵重物品，尽皆公务使用，后人整理其衣箱遗物，发现只有若干旧中山服，无一新制者，睹之令人鼻酸。
2011年年初，台湾军情局退休19人，前往浙江省江山市戴笠故乡参访。这是两岸开放以来情治界受邀正式访问大陆的首例，双方均极为低调，主要目的在讨论戴笠南京墓园整修事宜。10月，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丛书与相关研讨会的发表，皆显示国人对于这位乱世英雄并未遗忘。戴笠其人其事，必将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提起中美合作所，大陆很多人想到的是《红岩》里军统特务如何在白公馆、渣滓洞酷刑折磨中共地下党员“江姐”，其实这只是中共“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假宣传。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于1943年4月，结束于1946年1月，目的只是为了二战时共同打击日本，跟国共之争没有关系。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军很后悔忽视了戴笠事先提供的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情报，于是主动提出开展情报合作。1943年4月15日在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共同批准下，中美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协议中明确规定中方是主要负责人。于是中方派出戴笠、美方派出海军中校梅乐斯负责。在中美合作所里，美军人员一扫之前高傲白种人的态度，完全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特别是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条件之艰苦，但抗日决心之顽强，无论日军如何狂轰乱炸、肆意屠杀，中国军队仍然屹守在战场上，谁还能对这样的民族加以轻视呢？很快，这些美国军人成了“戴笠将军忠义救国军的一部分”。人们常把这些勇敢的美国军人称作“稻田将军”，他们广泛地分布在中国各处十个大队中。
蒋介石与戴笠（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据梅乐斯透露，至少有7万1千日军是被中美合作所的武力所歼灭。据统计，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举办了22个特工训练班，教授如何破坏日军设施，美军还为军统提供了9000余吨特工器材、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了10万余名军统人员，大大加强了中方对日作战能力，美方还捐助了上千张床位的大型医院。为了破坏日伪地区的经济，由美国出技术，军统印制了大量汪伪政权的伪钞，最早甚至是在美国印刷的。另一方面，中美合作所也给美军带来很大的帮助；戴笠把破译日军密码的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美军，令美军得以取得中途岛胜利，并炸死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二战后，美国的一份报告评价中美合作所提供的军事及气象资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合作中，梅乐斯也成了戴笠的朋友。戴笠死时，由于美国政府在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蒋介石一直把戴笠的正式葬礼延后到一年后当梅乐斯以非官方名义回到中国时。
让梅乐斯欣慰的是，“中美合作所训练出的忠义救国军，平均每死一人，便杀死敌人三人。曾在戴笠部下服务过的人，投奔敌人的，简直少之又少。”这，得归功于戴笠看人识人的高超洞察力。早期，每个特工他都要亲自考核面谈，把其用在合适的地方。比如来自戴笠家乡的姜毅英，通过简单问话后戴笠发现她具有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性格，于是重点培养她，她成了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码电文的奇才；最后她成为当时国民党唯一的女少将。再比如被誉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沈醉，第一次见到戴笠时还只是一个18岁的孩子，不过戴笠从他强健的体魄和精神抖擞的眼神中看出他是个特工好料，19岁就把他提拔为少校行动组长。沈醉杀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手下一个叛徒。当战战兢兢的沈醉想到戴笠所说“这是为国锄奸，为民除害”时，终于用一把带有剧毒的尖竹刀，在叛徒屁股上扎了一下，那人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沈醉努力钻研，很快成为“军统第一名探”，他随手三枪就能打死三只老鼠，在擒拿、格斗、绑架等方面也都是能手。在一次追捕共产党时，沈醉中弹受伤，但依然咬牙坚持，事后戴笠问起，沈醉说：“我如果倒下了，后面的人肯定来救我，那共党就会乘机跑掉！”1949年由于龙云投靠中共，沈醉在云南被抓，在监狱苦熬了十年之后被放出。被洗脑后的沈醉，写书骂了很多国民党高官，但他从来不骂戴笠，而且每年还祭奠戴笠。
有“蓝色007”之称的国民党第二代谍王沈之岳，也是戴笠发现的奇才；沈学识渊博，会英语和俄语，戴笠亲自说服他加入军统。1938年他被派到延安刺杀毛泽东未果，后来成功地颠覆了新四军军部。1939年当上海军统遭受重创时，戴笠找来从来没有做过特工的小学同学姜绍谟，在短短几小时的谈话中，无师自通搞谍报的戴笠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传授给他，结果姜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1940年太行山作为抗日根据地作用很大，戴笠决定把乔家才（后任军统督察长）派去，加强对日寇的打击力度。不过，戴笠知道乔的性格比较严厉，为人处世往往声色俱厉，于是戴笠藉饯行酒会以轻松的谈吐对他加以匡正，告诉他不要只看局部、只看人一时的缺点，在纠正问题时，往往有比严厉批评更好的方式，那就是包容：“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我们对于一个人，不能求其全。只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就够了。”结果，乔到山西后真的遇到很多需要妥协包容的地方，最后顺利完成任务。谷正文，国民政府播迁台湾后致力于反攻大陆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2007年97岁去世的他，至死也不后悔自己走过的路。当年他是北大的进步学生，曾在林彪的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队长。被国民党抓去后，戴笠跟他密谈了几小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军统特工，还在中共山东根据地担任过不小的职位。后来戴笠派他担任军统北平特工组长，对中共在北平的地下活动打击很大。他曾收服一个叫“草上飞”的小偷，发现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利用女佣帮台长夫人发求援电报，然后利用心理战术，谈中共理论的虚幻和现实的反差，最后让台长李政宣供出了一份上百人的中共在华北和上海的组织名单。……
戴笠死后，接任中华民国军统局长的毛人凤在戴笠日记里发现“郭同震（谷正文的真名）读书甚多，才堪大用”的评语，于是开始重用他。一次谷正文抓获一个共谍，从他走路姿势上就认定这人经历过长征，一审问果真如此。“因为经历过长征的人具有不同的气质”。由此可见其观察力非同一般。后来谷正文策划了“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差点把周恩来炸死在飞机上。所有这些，都说明戴笠识人的和用人的高超。戴笠的识人用人，可谓一绝。
1933年5月7日上午，一个打扮阔气的商人带着年轻随从住进了北平六国饭店。两人要了三楼的一个房间，入住后不时朝对面房间张望。中午12点当他们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留长须的高个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卫生间时，商人下楼安排车，年轻人端起手枪“砰！砰！”对准那男的后心就是两枪。在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和听到枪声赶来的人群中，年轻人举着手枪咬着牙喊道：“闪开！我在杀汉奸，没你们事！”乘人们发愣之时，他已经上车一溜烟跑了。死者是投靠满洲国的皖系军阀张敬尧，中年商人是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一个月后的6月18日，上海又发生了左派文人杨杏佛被乱枪打死案，这些都是戴笠早年在力行社特务处安排的刺杀行动。等到1937年抗日正式开始后，类似这样的大暗杀频频发生，在抗战最初三年间，仅在上海一地被各种狙击暗杀的死伤人数就达数百人之多，被害者主要是汉奸，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被杀外，还有上海青帮头领张啸林被冒充保镖的特工枪杀、汪精卫伪政权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被仆人菜刀砍死案。
戴笠曾给军统提出“以不变应万变”的三大主要特工任务：“情报、行动和电讯”，前面那些暗杀都是行动科的任务。汪精卫伪政府很快的发动利用汉奸李士群、丁默村在极司非而路76号对军统的围剿，双方发生激烈的间谍战，双方特别是围绕上海银行业的火拚达到高潮，多起震惊国内外的大血案，直杀得双方银行职员胆战心惊，无法正常工作。后来在重庆财政部门的质询下，戴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势必两败俱伤，于是主动通过杜月笙斡旋，最后与李士群达成默契，上海大暗杀就此甘休。
在电讯方面，戴笠坚信“破译是胜利女神”这句军事谍报名言，从一开始就不惜在破译密码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当时国民党有好几个密码破译机构，军统的力量还算薄弱的。1936年戴笠手下的密电专家魏大铭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首开纪录。1938年戴笠以1万美元的年薪，从美国请来具有破译天才的赫伯特·亚德利，从而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939年戴笠从日本俘虏口中得知日军使用的密码由日文50个字母组成。1940年，在亚德利与中国女孩徐贞的帮助下，军统破译了日本间谍“独臂大盗”的“书籍密码”，该间谍把中国高射炮的最高射距1.2万英尺用密码告诉了日军。1941年亚德利将其中国之行写成《中国密室》一书，但由于涉及机密，直到1983年该书才得以付印发行。
为了交换成果、集中管理，1940年4月1日，在戴笠的建议下，蒋介石批准成立了“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温毓庆为主任，魏大铭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做副手。温去香港后，魏主要负责。从1941年起，这个密码中心就不断传出好消息，先后破译了“日方以橡胶交换苏联的木材”的经济资讯，以及日本将不惜代价与美国“和谈”的政治密电，当然最著名的是1941年12月初破译的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可惜美军认为，中国的密码技术还是从美国学去的，怎么可能一两年后破译美国人都无法破译的最高密码呢？他们哪里知道，军统电讯业务的工作人员达4000多人，电台数百部，早年魏大铭还发明设计了一种小型电台，而且日文很多是从中文演变过去的，有很多内在联系，中国人在这方面得天独厚。
在戴笠看来，做好情报业务除了必须掌握《孙子兵法》〈用间〉篇、《三十六计》等应变技能外，主要是学会如何与人交往，投其所好地了解对方心理，取得信任后学会驾驭人的办法。如何洞察人情世故，戴笠把自己的经验归纳为“五字诀”：“裙、办、师、财、干”。“裙”就是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裙带关系；“办”指对外交往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和公关人物；“师”就是军师、机要秘书、参谋长、智囊团等人。关于财和干，戴笠说：“我之将财字排在后面来谈，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阵脚的东西。当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
不过这些，对共产党员不太适合，戴笠常用现实来破除其理想梦幻。
在谍报工作中，戴笠总是用鼓励、指点，而不是命令的方式强迫部下去干危险的事。戴笠自己就是个不怕死的人。在淞沪大战时，戴笠白天在上海指挥部署，晚上还冒险开车到南京汇报。一天他被大雨淋得湿透了，高烧了三天三夜，当别动队培训班的人来汇报工作时，戴笠糊里糊涂地抓起枕头下的一大把钱，要这人去做套中山装好上战场。
当来者问他还有什么要吩咐的，戴笠好像明白了点，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抓起笔，吃力地写了三个字：“不怕死”。这，也算是戴笠一生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