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几十万国军军队撤往台湾，当时念念不忘的理想是解救大陆同胞。（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余光中的《乡愁》打动了台海两岸，但国共对峙造成的生离死别、终生遗憾，却远非“乡愁”两个字所能概括。1987年以来，老兵们就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台湾 的“家”和大陆的“根”之间，在百感交集的穿梭中，渐渐凋零。家国之痛，渗入他们的血脉，在子孙身上无尽地传承....
刘以善在学校里也受到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思想教育，也知道“大跃进”、闹饥荒。读军校，每晚军官训话时都会说：‘海峡对岸的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中’讲到这里，我们这些军校学生常会掉下泪来。”
1949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撤往台湾，随军而去的还有大批家眷，以及对新政权心存疑惧的逃难者。当时他们都不会想到，这一去将困守孤岛四十年，两岸杳无音信，望眼欲穿。
一场突如其来的撤退，制造了中国几百年来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移民潮，也酿成了人伦悲剧。台湾迎来一百万背井离乡的游子，大陆留下一百万破碎的家庭。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终于开放老兵回乡探亲，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隔开亲人的不再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而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故乡虽在，但已物是人非。刘以善：逝去的“老家”
2009年1月，《宝岛一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台湾空军少将刘以善陪时任“副总统”萧万长去看这出话剧。刘以善，生于1946年，祖籍河南，他与记者说台湾普通话，回身与家人说话时，则是地道的河南方言。他一生与眷村有不解之缘，青少年时期一直在眷村玩耍，成年后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政工部门，眷村管理和服务事务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刘以善感到，那出舞台剧仍然是片面的，一场戏，一个舞台，几个布景，很难把眷村和“外省人”几十年的甘苦表达出来。究竟是什么没有表达出来，他也说不清楚。
3岁赴台爷爷和外公在大陆遭批斗死去
刘以善的父亲刘自铭生于1920年，是黄埔军校七分校第十五期（1938-1940年）毕业生，抗战时期服役于西北战区胡宗南的部队，抗战胜利后奉调青岛，是一名陆军上尉。撤离青岛那天是1949年6月1日，现已91岁高龄的刘自铭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刘自铭带着即将临盆的妻子和3岁的儿子刘以善，匆匆登上“延平轮”，在海上漂泊8天，到达台湾北部的基隆港。
百万大军涌入小岛，许多冗余军官分配在澎湖成立军官总队。刘自铭请求退伍谋生，获准后去新竹投奔远房亲戚。“说是退伍，其实叫做‘辞职’更恰当，因为当时没有发放退伍金。”刘以善回忆说。“为了给妈妈找生产的地方，父亲在人家房檐下，用篱笆围了间屋子，全家住在那里，每月给房东四十斤大米作为房租。母亲上船前在腰上缠了一些戒指和‘袁大头’，初到台湾的几个月，父母就靠变卖这些细软维持生活。虽然艰苦，但我父亲能带上妻儿一起逃难，已经是不得了了。父亲后来在宜兰县三星乡当了公务员，母亲生产后也继续小学教师职业。”
与刘自铭一同赴台的官兵，有的来不及带家眷，有的是单身汉，但到了台湾也不许结婚。那时还准备“反攻大陆”，士兵结婚会丧失士气。早年规定30岁才可结婚，后来放宽到25岁。许多军人退伍时早已过了适婚年龄，本地姑娘又不愿嫁给无根基、无生存技能的外省兵，于是今天的台湾有许多终身未婚的老“荣民”，凄凉孤独。
到台湾初期，借助一些权贵，还能得到大陆的零散讯息。刘以善父母得知，家人在他们去台后境遇凄惨。
“我父母的出身用大陆的说法是‘黑五类’。”刘以善说。爷爷刘金生在河南老家铺路造桥，是做善事的乡绅，很受民众爱戴。“当时说要批斗我爷爷，农会骨干和乡亲们联名帮爷爷讲话，这样反而更糟，他成了有势力的‘善霸’，更要批斗。民国四十一年（1952年）农历四月初一，爷爷被打成重伤躺在地上，没人敢管，直到天黑后才有三个亲戚去把已死的他背回来匆匆掩埋，埋在何处至今不能确定。”刘金生在此前预见到形势不好，把两个女儿即刘以善的二姑和小姑送到外地，她们改了名字，加入解放军文宣队，免于受到家庭牵连。
刘以善的外公杜庭瑞在抗战时期是第十五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后来一直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大概在1949年春天，刘自铭赴湖南衡阳出差，杜庭瑞当时在武昌，去衡阳给女婿送钱，以备不时之需。“我爸爸劝外公说，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一起去青岛，万一局势有变，还可从青岛向海外撤离。可外公却说：‘李宗仁跟周恩来还在谈嘛，再说还有长江天险。’”杜庭瑞当时以为国共和谈可以“划江而治”，没料到时局变化如此之快。刘自铭刚刚回到青岛，解放军就渡过长江了。“湖北一解放，外公杜庭瑞就在批斗大会上遭酷刑而死，尸骨不知去向。”
少年时理想是解救大陆同胞
童年的刘以善一放学就骑脚踏车去眷村玩。“外省人刚迁至台湾那一二十年，与本省人之间隔阂很大，我们被视为‘外省佬’，本地人也被反唇相讥为‘土老台’。虽然我心中并无地域歧视，但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大部分好朋友都是外省小孩。”在他的记忆中，眷村有浓浓的人情味儿，邻里之间相互扶持像一家人。“周末热闹得像过节，军中的‘光棍儿’都会被有家眷的同事邀请来做客，吃顿家乡口味的饺子，吃完就一起打牌、话家常。”
受家庭影响，刘以善从小对大陆有深厚的情结，尽管离开时他还是懵懂的幼儿。在学校里，他也受到“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思想教育，常看到反映大陆状况的时事漫画。“大跃进”、闹饥荒，台湾的青少年都知道。“那时看这些觉得半信半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人们都去吃树皮，这是不可能的吧？尽管有怀疑，但内心还是很受震动，我16岁报考空军幼年学校也跟这些教育有很大关系，感到重振祖国的重任就在我们这一代肩上。每天晚上军官训话时都会说：‘海峡对岸的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中??’讲到这里，我们这些军校学生常会掉下泪来??”
刘以善读军校时，学校里曾发生一件大事：1969年5月，他的同学朱京蓉随教官黄天明“叛逃”大陆。从1949年开始，台湾空军官兵“叛逃”事件不时发生，有的人是因为“想家”，有的人是因为在台湾生活或事业境遇不顺。而刘以善坚信朱京蓉是被迫的。朱也是3岁跟着父母到台湾，“从小在眷村长大，父母都在台湾，怎么会自己跑去大陆呢？”几十年后刘以善在大陆见到老同学朱京蓉，确认是教官趁飞行训练时直接把飞机开到大陆，朱作为学员毫无办法。落地之后，他只得承认大陆的官方说法：协助教官驾机起义立功。台湾解严后朱京蓉与分别二十几年的父母见面，才知道，他“叛逃”后父母在眷村备受歧视，一家三口辛酸满腹，无以言表。
人老了，只想了解祖辈的真相
20世纪80年代，台湾逐渐允许老兵到香港“会亲”，1987年9月，刘自铭到香港见到了从河南赶来的二弟和三个妹妹。“我二叔去的时候已经得了癌症，会亲不久就去世了。”后来，刘自铭又回大陆探亲两次，不仅去河南，也去了刘以善母亲的娘家武汉。“那时台胞回乡流行带‘四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我妈妈的退休金几乎都拿到香港换成东西带给亲戚。我爸心里想，我们在台湾稍微节俭一点，就可以给老家人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
刘以善本意出资在河南老家修建祠堂和图书馆。“二叔对我说，‘以善哪，没有家了，哪里能生存，哪里就是家。’”刘以善不明白二叔的意思，直到他踏进村子，才看到老宅已是残窑破瓦，亲戚散落四方，“老家”的概念不复存在。经过“破四旧”，乡间曾经常见的祠堂早已消失多年。“这么多年来，我家不管搬到哪里，父母都会在家中设祠堂，供奉刘氏历代宗亲之神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相片也放在神位旁边。大陆亲戚到台湾来，看到我们供奉牌位，甚至觉得奇怪。我和父母都很感慨，两岸传统观念上的隔阂已如此之大。”
几十年的绝缘，使亲人彼此有些陌生，故土仍在，人情冷暖却不是当年的感觉。“大陆的亲戚们，哪怕是亲兄弟姐妹平素都不来往，只有我去的时候他们才聚会一次。过去他们是被迫‘划清界限’，现在也不亲近，这种情形让我很难过。”
种种原因使刘以善近些年很少再回大陆，但在台湾，刘家依然严守祭祖的传统。“这几十年以来，只要一想到爷爷和外公的死，我们一家人内心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直到现在，刘以善和亲戚还在努力寻找外公杜庭瑞的坟墓，并试图查清爷爷刘金生的悬案。“我们不是想要算账，虽说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可就是想算，又和谁算呢？冤家宜结不宜解。我们都老了，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想知道自己的祖辈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这是人性的本能。”
谢侑霖：事隔二十年才知道奶奶死于饥荒
在台北老牌商业区西门町，41岁的谢侑霖带记者来到一家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咖啡厅，这里的装修让人想起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糕点柜台售卖“鲍鱼酥”、“鸡仔饼”、“驴打滚”等广式或北方传统点心。谢侑霖说，你尝了才知道，台湾的点心味道更正宗，这都是大陆一流老师傅传承下来的手艺。当年国民党大员撤退，必带金条，再就是厨师和糕点师傅。“我外公是驻在湖北的军阀，有好几个老婆，撤退时因为船上位置有限，他只带了正室（即我外婆）和其中一个妾，因为这个妾（我叫她姨婆）当时怀了我舅舅，其他没有孩子的女人就不带了。在船上放货物的地方，还有空位，于是我外公可以多带一个人，你猜带了谁？不是小老婆，是他的厨师。”
往船上挤的老百姓被枪托打到海里
谢侑霖的父亲谢日中来到台湾的旅程则要艰险得多。“1948年，我爸20岁，跟着‘山东联中’流亡队伍撤退至上海，去投奔我爷爷的分公司。爷爷在山东开办农产品贸易公司，企业规模不小，在上海霞飞路有办公室。”
所谓山东联中，是山东几所中学从抗战到国共内战时期组成的流亡学校，经上海南下广州，共八千多名学生，欲往台湾继续学业，后来被称为“八千子弟”。“八千子弟”往澎湖中转，因为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是山东人，他们是去投奔老乡，不料却被李扣下，所有男生被强行充军，联中校长张敏之和反抗的学生被枪毙，这就是台湾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昭雪。
谢日中因为在上海脱队，躲过了这一劫难。1949年5月24日深夜，解放军开始从徐家汇攻入市中心。“我爸到晚年还常说起，解放军进城那一刻，他穿个睡衣就往外跑，跑下楼一看，街上每个人都在跑，东边的往西跑，西边的往东跑，乱成一团。上海都是有钱人，怕共产党清算。我爸一直跑到港边，远远看见一艘即将离港的轮船，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上海逃往台湾的最后一艘船，一直拖到解放军入城才准备起航，因为在等当时的上海市长上船。这艘船只运军人，往船上挤的老百姓一律被卫兵用枪托打到海里，船被海浪晃动，船身跟码头一撞，人当场就夹成肉酱。码头上行李掉满地，什么都有，连金条都可以拣到。可我爸顾不上捡那些东西，他捡了一个名牌，名牌就是军装上绣的一块写着名字的布条，为了假冒身份，他捡了就上船了，除此之外全身上下什么证件和财物都没有。他是顺着轮船的缆绳爬上去的，缆绳用麻绳跟铁丝绞成，爬上去后刮蹭得一身都是油和血。”船上只有当兵的才有饭吃，于是谢日中当了兵，谎报他捡的那块布条上的名字，姓何。直到儿子谢侑霖20岁，“何家”才改回姓谢。
给孙立人当军医
刚到台北时，很多军营驻扎在西门町，谢日中就跟着军队住在西门町一个大庙里。周边有很多电影院，有一次谢日中看电影时竟遇到他在山东读书时的老师。“我爸在撤至上海前考上了山东医学院，这位老师带着我爸到教育部查学籍，出面证明这个姓何的就是档案中的谢日中。当时有台大和国防两个医学院给他选，不过台大要自费，所以我爸选了国防，毕业成了军医，给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抗日名将孙立人担任医官。”
谢日中曾目睹蒋介石对孙立人的猜忌。一次蒋对孙发火，提起1945年“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找你去欧洲盟军总部，不找我去？”孙立人无语。谢日中走上前说：“报告总统，艾森豪威尔只是将军，邀请元首是不合国际惯例的！”蒋也觉得自己不讲理，正要找个台阶下，便拍着谢日中肩膀说：“不错，有前途。”后来在回去的车上，孙立人跟谢日中说：“你笨呐，不会跟他要个官做？”
孙立人后来被蒋介石拘禁，谢日中退伍开了诊所，与谢侑霖母亲相识结婚。虽然两岸长期戒严，谢日中还是想办法通过香港与老家通信。“我爸会把爷爷写来的信放在床头柜，每晚都要拜读，信是用很薄的红色横线纸写的，寄一次信不容易，每次都写来一大本。”
在谢侑霖童年的想象中，大陆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父亲的口头禅是：“在大陆很普通的东西，台湾怎么就是做不出来！”小到一块点心、一粒中药丸，大到家具、生产工具，抱怨这个“蛮荒小岛”比人杰地灵的故乡实在差太多。两岸开放前，谢日中曾取道东京偷偷回山东探亲，孩子们都非常兴奋，因为爸爸要带回好东西了。“我爸带回了月饼，从小我就听他形容大陆月饼比台湾精致多少倍，我们几个孩子抢来月饼狠狠咬下去??咦？咬不动？再咬，还是咬不动！原来这就是老爸怀念的大陆啊！在我心中一下子幻灭了。哈哈！”
直到回到老家那一刻，谢日中才知道家中曾被批斗得很惨，母亲已在饥荒年代饿死，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母亲还健在。“爷爷在信里只能写‘我们都很好’，如果写了不好的事，信恐怕寄不出。”
华曼莹：外公的手臂上刺着梅花
101大厦号称世界第二高楼，以它为中心的台北信义商圈，是全台湾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就在这座高楼脚下不远处，记者看到一大片与摩登街景极不协调的菜地，菜地中还有几座老旧的平房。这就是台北第一座眷村——四四南村，也是台湾仅存的几个眷村遗址。
对于26岁的华曼莹来说，四四南村满载她童年的美好记忆，小时候，爷爷奶奶就住在这儿的一间小房子里。华曼莹的爷爷名叫华宗兰，88岁的老人操着标准的浙江乡音，借助华曼莹的“翻译”，记者了解了他的早年经历。华宗兰年轻时学了木工，到军工厂工作，从大陆一直做到台湾，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八二三”炮战（即金门炮战），他在兵工厂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做炮弹箱子。在眷村，华宗兰的木工手艺有了用武之地，简陋的房屋被他配上精巧的门窗和家具。因为华家孩子多，军队分配住房时特别给了他最靠边的一间，这样就可以自由扩建，一间小平房后来被华宗兰改装成了阁楼。
1949年华宗兰26岁，是一名上士，来不及通知父母亲人，就随大部队漂到小岛。华曼莹的奶奶当时也随所在单位撤到台湾，孤身女子举目无亲，对华宗兰一见如故，但她比华要年长四五岁，担心对方不肯娶她。正好所有大陆人员都要重新登记户口，她便虚报了年龄，假称自己与华宗兰年龄相仿。这一“骗局”直到孙子们都长大后才无意中被揭秘。华曼莹说：“我们一直说爷爷这个‘穷当兵的’因为长得帅才骗了奶奶，谁料到是奶奶骗了爷爷。”
“两岸开放后，爷爷回老家找到了亲人，那时他父母都过世了，但亲姐姐还在。”华曼莹说。但她的外公就没有这么幸运。“我外公到台湾时已经36岁，他对祖国、家乡的感情更深。”在华曼莹印象中，外公性情内向，在家里很少说话。外婆出身台湾宜兰县大家族，祖籍闽南。“当年她是因为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耽误了结婚，才作为‘大龄剩女’嫁给我外公这个已经40岁的外省军人。两人结婚后，一个说闽南话，一个说河南话，直到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两人才勉强理解对方的意思，孩子再大一些，就给他俩当翻译。台湾开放老兵回乡探亲，我外公也托人去老家打听，但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外公就放弃寻找了，毕竟我外婆在，外公怎么好寻找他的元配。”
“我外公的手臂上有梅花刺青，因为梅花是中国的国花。”2004年，华曼莹的外公去世，享年90岁，直到去世那一天，也没能与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终其一生，他没有再踏上那片深沉思念的土地。
今天，四四南村已改建为眷村文化馆，一进馆就能看到台湾诗人余光中作于1972年的《乡愁》。这首著名的诗歌打动了台海两岸，但生离死别、终生遗憾，却远非“乡愁”所能概括。从1987年台湾开放外省人回大陆探亲，20多年间，老兵们就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台湾的“家”和大陆的“根”之间，在百感交集的穿梭中，他们渐渐凋零。家国之痛，渗入血脉，在子孙身上无尽地传承。（应受访者要求，华曼莹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