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未来欧美将遭遇十年衰退，但中国囿于国内国际的七大风险，可能将错失大国崛起的重大机遇，非但如此，数千亿美元的欧美国债还将被他们用通货膨胀的手法给稀释掉。
欧美将陷入十年衰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副院长曹和平指出，美国和欧洲可能会出现停滞的十年，因为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过去七十年经济周期与技术调整是存在规律的，那就是发展时互补，下跌时重叠，但在未来十年看不到这种趋势。
“他们会通过新能源翻身吗？显然不是，因为中国的投资总量已经不少于美国，欧洲的投资也不少于美国。那是不是新的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聚集着非常卓越的人群，但有一大部分人已经到中国来了。”
曹和平认为，欧洲也没有重新崛起的机会。“欧洲只能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不能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宏观管理的时候，货币政策如果不与财政政策配合，就像吃饭不喝水一样，欧洲现在正处在吃饭以后不喝水的难受劲。”
但中国能不能把握住经济周期和技术周期大调整带来的机遇呢？曹和平认为看不见这样的能力。“前段时间恒安集团的老板许连捷说自己一个做擦屁股纸的民营企业，市值竟然超过了联想，为什么呢？是因为联想是从模仿做市场，我们国家从科学院出来的最聪明的一群人，在模仿、在做山寨，而小学没毕业的人在做创造。”
贫富分化加大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则指出，1995年，我们国家最富裕家庭收入是最贫困家庭收入的14倍，2010年扩大到21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增长了40倍，而农村家庭收入仅增长了30倍。世界银行的统计也表明，2005年我们的基尼系数是0.42，超过国际警戒线4%，2010年却超过了5%，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到地区差距都在逐步扩大。
政府决策水平低
与此同时，政府的双重角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政府公信力差，与政府的科学决策水平低、监管水平不强，以及与生活中大量披露的政府官员腐败和商业贿赂有关系。“在这六大矛盾中，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政府在经济中的决策能力，特别是提高公信力问题。”孙祁祥说。
“政府现在还要外部门的人去从业吗？不要了！我记得我毕业分配到研究所的时候，小学教师还能当省长，现在是不可能了，因为决策层已经把门关起来了。”曹和平说。
潜在增长率下降
从宏观层面讲，中国经济发展正在面临潜在增长率下降和体制扭曲的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指出，中国年均近10%的高增长已经有32年，总体而言已经处在高增长的后期，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本轮回调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具体而言，一是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老龄化和未富先老，这将降低总体储蓄率，提高医疗、养老费用的支出，降低经济社会的活力；二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三是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明显缩小；四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下降。”
体制性扭曲
与此同时，中国现阶段还存在体制性扭曲，这也是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表现为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和垄断导致的资源配置不佳；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异常珍贵，但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常常出现低地价或者是零地价。水资源短缺，但缺乏水资源管理和价格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滞后，生态环境成本在企业成本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再加上地方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出口产品成本低估和竞争力的虚高。”余斌说。
数千亿美元欧美债务将被稀释
就国际环境而言，中国还将面临数千亿美元主权债务被稀释和国际环境日益恶化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称，目前美国失业率还维持在9%，持续时间已达38个月，这与战后的历次危机都有所不同，以往少则10个月多则20个月就会恢复到危机之前。
“而且，美国已无多少弹药可用，未来美国可能会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危机。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6%，五年以后，即使其他条件全部不变，其债务与GDP的比重也将减少20个百分点，这也是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给美国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未来15年保持在4-6%的水平，其用意就是稀释主权债务。”张宇燕说。
从历史上来看，用通货膨胀来抵消债务的例子太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在一战以后曾使通货膨胀率达到1.2万亿美元。“我在与欧洲央行的代表私下交流时，曾反复追问如果欧元区的通货膨胀达到或者超过4%，欧洲央行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答案是可能考虑用通货膨胀来淡化债务风险。”
国际竞争环境日益恶化
12月4日，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德班气候峰会上表示，一些国家提出要达成一个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将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的美国和中国、印度等新兴排放大国都纳入其中，这是不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的，有悖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这或许只是中国国际竞争环境恶化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此前表示，美国智库已经提出要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专门建立竞争中立政策，G20则已经通过参考性指南，作为再平衡的指导政策，这些政策基本就是针对中国展开的。
“如果不处理好环境保护这个问题，我们会面临三重挑战。第一是显性、隐性医疗资源的上升，第二是经济的长期发展受阻，第三是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说。
张宇燕指出，中国在未来几年中还将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国际规则约束。今年第八期美国的《外交杂志》上提到“全球化与就业”，称今天的全球化导致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全部外包到了其他国家，导致了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压低了工资增长的态势，而新兴经济体的回报率提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公司的利润在增长，但工人工资没有提高，甚至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间有所下降，其潜台词是要重新规划全球化。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听得最多的是自由贸易，后来我们又听到公平贸易，现在讨论更多的则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贸易，事实上，许多政策都是针对中国展开的，未来的国际竞争环境将会越来越严峻。”张宇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