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一直是个很伤脑筋的大问题。
北大教授季羡林给自己提出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条原则虽不算高调，但有时也很难做到。例如在毛时代，遇到政治运动，一般人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不言论的自由。在那时，沉默都可能招致迫害。所以，钱理群教授在《说话的底线》里，除了“一、做人应说真话”和“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还补充“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好在那种十分暴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我们不难做到“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问题是，在今天，这条原则是不是又太低了呢？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靠人们的冷漠而维持。现在专制者作恶，不再迫使也不再需要我们去当帮凶，去随声附和，只要我们都保持沉默，那就够了。
所以，哈维尔响亮地提出：“生活在真实中。”我们应该说真话。
不过细细想来，坚持说真话这一条，就算我们可以用来要求自己，但不大好用来要求别人；何况，我们自己能不能坚持做到也还是个问题。看看自由民主的美国，做到这一点的人好像也不算太多。
既然美国人的道德勇气也未见得比中国人高多少，那么，为什么人家美国有自由而我们中国还没有自由呢？
依我看，主要是因为美国人的权利观念比我们强。此处的华人家长恐怕都有体会，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不好管教；因为孩子会动不动就说“我有这个权利”；动不动就说“你无权强迫我”。
回到说真话的问题上来。固然，我们应当提倡说真话；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会在说真话上打折扣，真话不全说。这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维护言论自由。每当言论自由遭到侵犯，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前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队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
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
这种说法的好处是，风险很小－－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点风险一般人都承受得起。表达这样一种态度，要比坚持说真话容易多了。我们既可以用来要求自己，也可以用来要求他人。
共产专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怪圈：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大多数人不敢说真话；但只要大多数人不敢说真话，我们就永远无法赢得言论自由。要打破这种怪圈，我以为，与其呼吁大家都来说真话，不如呼吁大家都来捍卫言论自由。因为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也更简单。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