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日前向省级干部讲话，要求各级政府把社会管理工作，作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来抓，应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外界分析，这番言论突显中共当局对于经济滑坡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日益感到不安，唯恐中共十八大前引爆社会和政治危机。
周永康12月2号在一项座谈会上承认，当局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而目前中共所谓的“社会管理”也是维稳的代名词。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指出，将“社会管理”纳入中共政法委系统，是中共长期暴力维稳思路的延续和谬误。
刘开明：“我们社会应该有创新、社会应该有管理，而不是一味的从维稳角度镇压。但是，我们整个的社会创新或者管理它是放在政法委口，它是从传统专制的角度来看社会的管理、社会的创新，这样应该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现在主要的矛盾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快速的转型。”
就在《新华社》发表周永康讲话的两天前，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出现萎缩，中国央行为缓解经济更大的减速，而出台了下调存准率放松信贷的政策。
刘开明：“特别是出口工业下滑，很多的进城外来工都是在出口工业工作，整个目前社会保障还没有覆盖这个群体，他们返回农村的可能性又非常小，所以这样就会导致整个劳动力市场甚至经济的不稳定。”
最近，由于经济原因导致的罢工抗议明显增多。上海浦东的新加坡赫比家用电器厂因为迁厂无适当补偿，导致工人失业，引发工人罢工抗议。到12月5号，罢工已进入第6天。
深圳“精模电子科技厂”3千多员工11月22号大罢工，抗议加班时间过长，工人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广东东莞市一家台资鞋厂裁员搬厂，全厂6千工人11月17号罢工游行，当局派出数百警察武力驱散。
武汉建设银行12月1号发生爆炸案，造成2人死亡、15人受伤。政治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指出，中共维稳模式只会导致社会更加不稳、民怨更深。
草庵居士：“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超过了军费，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治统治上出现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民众对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所形成的，而这种中国社会动乱已经是每年几十万起的数量发生了。”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尝试了应对群体事件新思路。11月18号，广州市花都区数百民工打着“还我血汗钱”等横幅，喊着口号游行讨薪，首次出现了警车开路、警察护航的场景。
11月21号，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数千村民大游行，打着“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大量标语，游行到市政府抗议非法征地、选举不公，当局也没有强行制止。
刘开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积极的转向，很长的时间中国对群体事件大多数是高压来镇压下去，这样实际上导致更多的民怨。地方政府的某一些做法不一定具有全面性的，因为人为的因素、个人的因素很大，并不是制度性的都这么来处理，我们看不到这种变化。”
外界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是中共极权腐败制度的必然结果，唯有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否则各种危机会越来越严重。中共必然要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