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从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这个共产学术观点被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高度。
1949年以后，中共治下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也是按这个标准划分中国历史的，将公元前475年，所谓的战国元年作为一个分界点，这以前划分为奴隶制社会，从这以后到1912年近2400年划分为封建社会，现如今的几代中国人都是在这样的历史知识教育下长大的，但历史事实真是如此吗？
封建社会，顾名思义，就是以封分制来构建国家实体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所谓封分制，就是先封爵后分地，爵位对应着领地，天子（天下共主）把全国土地按照亲疏、远近距离分给天子的亲属或近臣，由受封者作为大小诸侯来治理领地的一种国家管理运作方式。从这个定义判断，中国古代的夏朝、商朝和周朝属于封建社会，都是以国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国都外围散落着各个受封诸侯的领地，诸侯的爵位可以世袭，这种管理国家的方式下权力控制相对比较松散，诸侯国之间也不断会有纷争和战乱，有时诸侯坐大甚至会威胁宗主国的安全，周朝800年的历史变迁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深入思考的详细史料。
封建社会的国家体制实质上是一种联邦制国家形式，各个邦国奉宗主国的国君为天子，而各邦国和宗主国的政治、军事、经济联系主要通过祭祀、征战、纳贡的方式来体现。宗主国号令天下的权威初期来源于道德权威，由于宗主国的君主秉承天命替天行道因而获得其它邦国的认同，后期由于宗主国的国君失道寡德而逐渐失去号令天下的道德权威，宗主国地位衰落，天下出现礼乐崩坏，诸侯相争的乱局。因此，封建社会的政治模式其实是一种“仁义＋礼治”的王道政治模式，以自然伦理秩序来管理社会，一旦王道丧失，这种体制就会崩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制，置郡县制，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君主帝制时代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封建社会整体在中国社会消亡。郡县制实行中央到地方三级行政机构垂直管理体制，下级向上级负责，构成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其特点如下：郡和县由皇帝派出的地方官员管理，地方官负责处理辖地内的一切事务；地方官职位不固定，随着政绩的好坏而升官或降级、革职；官员上任的地方也不固定，今年在甲地任职，过几年可能调任乙地；地方官卸任后的职位更不可为其子孙世袭，而是由国家以一定的方式选派合格的人来继任。
马克思把社会发展按照五种形态划分，实际上是和他生活及成长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历史上的欧洲战乱不停，结束封建制度很晚，德国至1871年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马克思正好生活在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马克思从欧洲的社会现实论述社会发展状况，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背景，但是中共把中国两千年君主帝制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将这种共产学术观点生搬硬套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来，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为其共产专制统治服务，为其执政合法性找依据和理由。早些年梁漱溟先生对此就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近代社会的产物，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情与欧洲不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马克思以机械观的眼光来解说社会的蜕变改进，我想在欧洲或是适用的……倘必以此为准据要普遍地适用于一切民族社会，恐其难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观测印度文化或中国文化已开发后的社会，是不免笑话的。”
因此，从中共定义的“封建社会”就可清晰的显示出共产马列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毒害和变异，中共的党文化彻底颠覆了中国人正常的学术和认知，经过长期的洗脑和灌输，中国人就是在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中被逐渐改造了思想，最终失去了识别和判断的能力。中国人要想回归到正常人的思维和认识，就要努力清除思维中的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摆脱中共对中国人的奴役和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