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王若望撰寫“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一文，直接挑战中共的独裁体制。
到今年12月19日，王若望先生已经去世10周年了。旅居爱尔兰的华人作家喻智官写出一本中文专著《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该书“序言”以盖棺论定的口气说，在流亡海外的老一代中共反叛者中，王若望是最彻底的，是独一无二的。我很认同这种说法。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若望成为他那一辈人中反共最坚定、最彻底的一个呢？我觉得这跟他的气质性格有相当大的关系，或者说是关键的因素。
头脑像降落伞，开放状态才运作
王若望是个性情中人，给人的印象是达观、率真、坦诚，身上有种“老小孩”，或者说“老天真”的东西，让人想到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种孩子。他没什么心机，也不谙算计；他不故作高深，也不会不懂装懂；既不端架子，也不摆谱，跟他交往，你不用在意什么，也不用提防什么。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性格，让很多海外流亡者喜欢他。大家都喜欢自然、真诚、随和的人，反感矫情、做作、摆谱的。
但这种率真的性格，在共产党的世界，是会倒霉的，因为它跟共产主义的虚假一定发生冲突。王若望的一生，就是这么“冲突”过来的。本来他19岁时，就已是中共宝鸡地委书记了，如果按部就班地跟党走，就可能当中宣部长，或者更高的职务。但是他率真的性格，导致路见不平就得发声，所以也就不断被整肃，哪个运动都被修理一顿：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因批毛泽东被判四年，八十年代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随后八九天安门运动爆发时，他走上街头支持学生，又入狱14个月，最后被迫流亡美国。
在他被开除党籍的前一年，我当时编辑的《深圳青年报》曾发表了王若望题为“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的文章，直接挑战中共的独裁体制。这样的文章，别说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即使在今天，在官方媒体上也是绝对看不到的。王若望就敢写出，并公开发表这种文字，没有他那种率真的性格，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坦诚的性格，也使王若望不因循守旧，很容易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寻求真理。这也是他来到美国后，接触到更大的天地、知道更多的真实之后，更坚定地反共、否定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他知道了真相，就服从真实，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他做得毫无勉强，而是顺理成章。
西方有一句话：人的头脑就像降落伞，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运作。王若望就是一个头脑开放、思想开明的长者。例如，不要说彻底否定他曾跟随了一辈子的共产党，甚至对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也都持开放、理性的态度，而不是像许多民运人士那样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王若望虽然曾访问台湾，受到国民党的相当礼遇，但他没有对国民党言听计从，更没跟国共两党的调子“反台独”，而是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在他那一代“大中国主义”熏陶成长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像王若望在台湾问题上这么开明、理性者实不多见。他对西藏问题也同样。我曾跟王若望等一批异议人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拜会达赖喇嘛，同去的王若望同代人苏绍智想跟达赖喇嘛谈马克思主义，因达赖喇嘛说过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而王若望却是关心西藏人民的苦难。
对错误观点直言批判
也正是王若望的性格因素，导致他对虚假、矫情，对任何以各种理由给共产党辩护的事情，都反应敏感，并发出批评的声音，而不管对方是民运领袖，还是哪方“神圣”。例如对刘晓波那本《末日幸存者的自白》诋毁八九民运，甚至认为运动打断了邓小平开放改革进程等等，王若望当时就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反驳、批评。在题为《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的文章中，王若望用对话的方式，对刘晓波的那些错误、甚至荒唐的观点，逐一批判。这是我看到的王若望写的逻辑性最强、观点最清晰、文字最有力的文章之一。今天读来，更钦佩他当年的直言不讳。
王若望虽然被很多异议人士称誉为“海外民运领袖”，但是他在“海外民运”的权力斗争中却一直失败，这又是因为他的率真气质和性格。因为他不会阴谋诡计，不会拉帮结伙，不会随机应变、左右逢源。王若望抵达美国时，要他领导海外民运的呼声很高，在华盛顿民运组织合并会议上，本来他是被推出的主要领袖人选，但最后被权谋者欺骗耍弄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一类人的对手。
王若望的性格使我想起另一个具有同样气质的剧作家吴祖光。虽只见过一面，但他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那是在1989年4月底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最需要的是率真、坦诚，敢于喊出真正心声的勇敢者，而不是矫情十足、故作高深、计谋远超过智慧的伪知识分子们。
王若望追悼会的意义
王若望80岁生日的时候，在纽约的一些反共的朋友给王老办了一个公开的祝寿会，谁都可以参加，结果一下子来了好几十人，大家一边给王先生祝寿，一边交流反共思想。在纽约这个华人众多，但却任何会议、活动都很难找到人参加的地方，那么多人参加了王若望的祝寿会，这在海外民运当时已颇显冷清的情形中，实在是很难得的。王若望义无反顾的反共，和他坦诚、率真的性格是凝聚力之一。
在王若望先生弥留之际，我和王炳章、魏京生、唐柏桥等几个“坚定反共”的朋友在医院商量怎样办理后事，由谁来主持操办等等。我们当时就决定把这个追悼会开成一个抗议中共、挑战中共的大会。当时王炳章强烈主张由我来出面主持，他全力支持协助。理由是我没有派系，不属任何民运组织，身份比较超脱，有利于摆平（各派）。王若望夫人羊子、魏京生、唐柏桥和在场的其他朋友都同意。
但我当时则力主由“中国人权”办。一是因为很多民运的“重量级”人物都是“中国人权”的理事，由他们组织，可把王若望的追悼会办得更有规模、有影响。这是一次对中共的示威，要展示的，是民运整体的力量。对这件事，应以大局为重。我知道王炳章和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的政治观点有距离，刘青反感王炳章的“可用武力推翻中共”的立场（这一点王炳章跟王若望和我的观点非常接近）。第二个考虑是，由中国人权出面，可给王若望遗孀羊子募到一些捐款，这对羊子今后在美国的生活有实质性的意义。后来也证实，这种做法是对的，羊子得到了数字可观的捐款。
当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王若望和刘青的关系。刘青曾在背后指责王若望随便给人出政治庇护手续等，让王先生很不高兴。但后来弄清，那是纽约另外一个“民主党主席”做的，刘青张冠李戴了。但刘青知道真相后，又倔强不肯认错。后在王若望病危之际，刘青虽去医院看望，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向王老道歉。所以我觉得给刘青一个机会，通过办追悼会，将功补过，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好事一件。
刘青应说声“对不起”
王若望的追悼会是过去近二十年来海外民运最成功、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当时还在纽约《世界日报》刊登了一个整版的悼念广告，可谓盛况空前。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这些跟王若望同一观点的人，为了顾全大局，全都让出了主持追悼会的机会，而给了平常跟王老观点不合、并有对立的那些所谓温和派，才有了那样一个各派都来参加的成功的追悼会。可是刘青在最后关头却排斥了王炳章，不给他在追悼会发言的机会，当时王炳章是专程从温哥华飞到纽约。
后来王炳章抱怨，如由我来主持追悼会，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当然我一定会让王炳章发言，而且是重点发言，不仅因为王炳章是最早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和海外民运元老，更重要的是，他跟王老观点一致，相当有感情。后来王炳章被中共在越南边境绑架回去，判处无期徒刑，不知这牢狱要坐到何年何月。现在刘青已卸职中国人权，不再有“主席”的光环和权力，但愿他能够静下心来，回忆反省这件事，在内心深处对王炳章说一句“对不起”。
顺便提一句，和王若望的八十大寿、追悼会相比，同样逝于海外的刘宾雁的八十大寿和追悼会，则都开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主持者们论资排辈发请柬，让谁来，不让谁来，把给一个人的祝寿和追悼会，弄成一个等级制、一个制造隔阂、展示权威、拉开“他们”和普通反共人士距离的活动。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本来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在当年国内官方认可程度上）刘宾雁的名气可能比王若望大一些，他的祝寿和追悼会完全可以做成更有规模的抗议中共的活动，结果被他们那种“故作清高”的方式搞成一个小圈子，所以没有王若望追悼会那种平民化和反共影响。
在王若望去世十周年之际，我在想，他今天如健在，一定会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成功而高兴欢呼，为包括用革命方式结束中共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中国而大声疾呼。而北非和中东的这些变化，也同样证明了王若望坚定反共、不懈努力结束专制的信念之正确。我们今天怀念王若望，就是怀念这种单纯的信念，阳光的心态，没有计谋的操作。靠这些，靠常识，就足以把到处阴谋诡计的中共推翻！
2011年12月19日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