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四川》一书的编者蔡文彬（右）1993年11月1日
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探望赵紫阳时所摄。（开放杂志）
赵紫阳一九七五年出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一九八○年调中央工作，是中国大转折时期。赵在四川实事求是、大胆突破的施政风格，已显示他是一位有人性关怀的现代政治家。四川干部与群众至今不忘赵的功绩。
由蔡文彬主编，鲍彤、吴国光分别作序和导言的《赵紫阳在四川》于今年四月底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了五十四位四川省的中高级干部（他们都是赵紫阳在四川工作时的同事或下级）回忆赵的文章，反映了他在一九七五到一九八○年这个特殊年代──文革结束、改革开始──的工作、思想、待人接物各方面的情况，也涉及到一些九十年代赵在被软禁情况下与旧部难得的重逢。这是一本反映真实历史，值得一读的好书。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的危急关头宁可受难而反对镇压，自有他在思想境界和人格上的过人之处，其实早在一九七五到一九八○年主政四川时期，赵就表现出实事求是、人性、宽厚的品质，在治理四川的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由于八九事件的惩罚，官方对于赵在那段时间的功绩，对于四川省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创时期的巨大变化与新气象也尽力遮蔽，蔡文彬先生、四川的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是不满意、不甘心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书表现了捍卫历史真相的努力，证明了“公道自在人心”。
从大陆体制内的角度看，本书描述赵紫阳以四川为基地对于改革的开创性贡献，但我们宁愿用民间的语言，把赵视为有人性的、政治理念比较现代的当政者。以下是从本书中撷取的说明赵紫阳为政的感人的片段。
宁冒政治风险也不愿饿死人
赵紫阳一九七五年调到四川主政，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虽然四川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但因为政策造成的灾难，几千万农民食不果腹，处于饥饿状态。
解决饥饿问题的办法是增加粮食收成，粮食产量不高的原因是吃大锅饭式的“学大寨”运动，使得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而自留地上的庄稼明显地好于生产队。在文革中实行的政策是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即减少甚至没收自留地。显而易见，返还或增加自留地是增收粮食、解决饥饿问题的有效办法。政治上的风险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像赵紫阳这样曾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受到批判的人。赵紫阳以农民的生命和生活为重，把政治风险放在一边，在他的主导下，经过省委讨论做出决定，把农民的自留地从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扩大到百分之十五，农民吃饱饭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一九七七年初，四川全省闹春荒，青黄不接，粮食缺口很大，反映缺粮紧急情况的报告如雪片般飞来。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间，由于政策失误，四川农村出现缺粮，而当时主政的李井泉为了讨好毛泽东，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正确性，不但不请求调粮救饥，反而夸大和谎报粮食产量，把粮食一批又一批调出四川支援外地，以证明四川“形势大好”。赵紫阳的做法是与李井泉反其道而行之，他得知饥情后十分焦急，多次向中央反映四川缺粮的问题，终于争取到十二亿斤调粮指标。赵紫阳视此事为燃眉之急，要求负责调粮的官员每日向他汇报情况，督促他们每天和支援四川粮食的省份电话联系，落实调粮的数量、时间，安排粮食到川后迅速调拨，每天都要将情况向他汇报，对出现的问题，他及时作出指示加以解决。在他的重视关心下，支援四川的调粮工作进展顺利。
双季稻、种旱粮和包产
四川幅员广阔，各地气候条件不同，粮食生产多数地方只能种两季，一些地方可以种三季。文革中极左思想和政策氾滥，上级政府部门强制推行种三季，即早稻、晚稻双季之后再加一季小麦，以为三季一定比两季的产量高，而且把这种机械的命令做法提升到路线和政治立场的高度，一时间农村到处都是“双季稻是幸福稻”、“双季稻是路线稻”、“双季稻是革命稻”的标语。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农民累得手忙脚乱，空耗投入，总收成不增反减。赵紫阳对四川各地的气候条件作了广泛研究，认为应当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反对把“种路线稻”的政治帽子压在农民头上。他采纳农民的说法“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果断作出决定，恢复传统的两熟耕作制度，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并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除了“双季稻”的强迫命令，四川农村在文革中的另一个教条是“水稻种植面积越大越好”，但四川是干旱严重的省份，一味扩大水稻面积往往形成减产或绝产。赵紫阳经过调研，适时纠正了盲目扩大水稻面积的做法，提出“水路不通走旱路”，不再强求农民非要等雨种水稻不可，鼓励干旱缺水地区的农民根据当地的实际情灾多种红薯、山芋等耐旱作物，使丘陵、山区的粮食有了大幅度的增产。
一九七九年初，在有全省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结束之后，赵紫阳把遭受旱灾严重的五个县的县委书记留下，告诉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群众的口粮问题，只要对发展生产有用，什么办法都可以采用。并明确地说可以把山上的土地包给农民。而在省委正式下发的文件中为了回避“包产到户”这四个字，采用了“包到户”或“按常年产量包到户”的提法。“包产到户”的推行得到农民的极大拥护，也明显取得增收的效果。有人说在全国的省委书记中，赵紫阳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的。
赵紫阳使农民吃饱肚子的种种措施，使得在中国出现了“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
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冒险指挥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四川松潘、平武一带发生七点二级强烈地震。由于四川省地震局事前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报，赵紫阳在六月中旬就主持省委会议，决定相关地区进入临震状态，四川省革委会成立防震抗震指挥部，布置和领导防震。六月下旬经赵紫阳批准，省委发出《关于切实做好防震抗震工作的紧急通知》。由于预先采取了较为充分的防备措施，这次大地震造成的伤亡和物质损失都不算严重。
八月十九日，赵紫阳率领四川省委慰问团，随同中央慰问团离开成都，紧急奔赴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赵紫阳一行连夜兼程冒雨到达平武县城，之后深入灾区，慰问和指挥抗震救灾。在到达深山峡谷中的水晶堡之后，遇到洪水和泥石流，既无法前进，也断了退路，他们只好冒着余震的危险，就地设立抗震救灾指挥部。二十三日夜晚赵紫阳等在水晶堡小学一间尚未垮塌的木结构教室里召开会议，他正在讲话时余震突然爆发，大地晃动，砖瓦乱飞，幸好机警的警卫人员将赵紫阳按倒在课桌底下躲过一劫。在大家撤出教室之后，房屋随之倒塌。赵紫阳等便转入帐篷继续指挥救灾。
在四川地震期间，有传闻说中央批评赵紫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时刻躲进深山，消极抵制运动，用抗震转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同行的中央慰问团要求灾区人民“紧密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邓小平散布的反动谬论，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动抗震救灾工作”，赵紫阳等人的行为被攻击为“以地震压革命”。
为阿坝文革武斗“新叛”案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八年，四川阿坝地区两派群众组织武斗，而当地支左部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被打击的一派做出过激行动，砍电线杆，拆桥梁，甚至在阿坝县的麦尔玛组织了一百多人的马队冲击部队，部队用机枪扫射，打死了四十五个人，打伤的更多。这件事被定性为“叛乱”，称作“新叛”，以区别于五十年代后半期和西藏有关的“老叛”。
文革结束后，时任中共阿坝藏族自治州委第一书记的杨岭多吉带队调查，认为是一件错案应该平反。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的民族工作会议上，当杨岭多吉谈到此事时，赵紫阳很生气，责问当时在民委工作的前任阿坝州委第一书记怎么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说（此人认为事件后来定性为“扩大化”已经解决）。赵紫阳听取汇报之后作总结的时候说：“看来这不是叛乱，应该平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杨岭多吉提这个问题的时候，阿坝州没有人同意他的平反意见，认为只能说“扩大化”，不能说“平反”，因为这是州委、省委、中央军委、国务院同意认定的“叛乱”，已经顶到天的事，搞不好就成了“为叛乱份子说话”。因为没有人敢参与和支持，杨岭多吉是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州委的名义提出要平反。
赵紫阳去世前对前去看望的杨岭多吉说，他一直记得他报告时说的话：为什么内地武斗就是造反，民族地区武斗就定成了叛乱？
以上所说的似乎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如鲍彤在本书序中所说，赵紫阳的品格是“把人当人”，由此而来的智慧也不过是“把常识当常识”。不过这些平凡的品格和智慧在中国人中间，尤其是在政治家中间，却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