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投资放缓的迹象、制造业产量萎缩以及货币政策朝着促进增长的方向转变，使得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们校正了他们对2012年的预测。当然预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都是充满困难的，只是在预测中国的发展前景时，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经济结构疾速转变，一些关键变量缺少长期的历史数据，其他方面也根本没有数据可循，这一切都意味着预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像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一直以来都要依靠大量的猜测。
如同PNC的资深经济学家比尔•亚当斯（Bill Adams）所言：多数预测模式的基本假设是，未来的各种关系会与过去一样，但是中国的情况往往不是如此。
对经济的预测是由对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来支撑的，其不确定性就由此而起。潜在增长率是由可利用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额度以及二者结合的有效度来决定的。
美国及欧洲主要经济体的所有这些变量是可知的，或者是可以估算到一定的准确程度的。而在中国却不行。等着从农村迁移到工厂的农民工的数量、资本存量的规模以及生产能力的增长幅度都是相当不确定的因素。
大家都认同的一点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放低了，但是在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根本问题上却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要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去到多远或发生得多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许多经济学家干脆只审视目前的增长率，并且假设在接下来10年中会逐步放低。
预测将来一年两年的增长率基本上是在估算出潜在增长率的基础上，计算出需求的变化将推动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高多少或低多少。
为了表达他们的想法，经济学家们把国内生产总值界定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总和。
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经济学家、目前就职于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的高路易（Louis Kuijs）解释说，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贡献需要依据展示关键变量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的一系列等式。
举例来说，要预测家庭消费，高路易会考虑工资变化、财富水平和消费决策的信心的影响，在中国，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拿出口和消费的关系来说，欧洲危机肯定会在2012年影响中国出口业，进而又影响就业、工资和家庭消费。但是影响有多大？中国不公布有意义的失业数据，工资方面的数据稍好一些。估算出口业遭受的打击对消费的影响，既要依赖硬数据，也要依赖自身的判断。
在投资方面，企业和政府的资本支出数额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是影响商业投资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企业认为经济在快速发展，他们就会掏腰包办新工厂买新设备。如果他们认为发展放缓了，他们的投资就会降为零。
非理性的动物精神让预测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商业投资都很困难。但是美国和欧洲有几十年的数据显示出各行业对经济周期变化做出怎样的典型性反应。中国30年来几乎未曾中断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急速变化意味着很难去预见其商业投资的走向。
在这种混沌之外，如果商业投资急遽下跌（像2009年那样），政府很有可能开始行动。这种决定会有很大影响。在2009年，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令中国经济转危为安，但是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中国经济的历史趋势是完全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的。
在出口方面，成熟的经济体预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直接的。估算贸易伙伴的需求，与竞争力的变化综合起来，就能得到准确的结果。但是对那些还正在世界舞台上冒头的国家（例如中国）来说，这种方法就没那么有效。
以2012年为例，欧洲的衰退肯定会削减中国的贸易伙伴的需求，工资的增长又有损竞争力。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在全球市场占较大份额，将减弱需求衰减及竞争力下降的打击。整体的影响很难预见。
相关的主要数据和各种关系有着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经济学家已经不止于单纯运用模型来形成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他们同时还要运用判断和直觉，在预测中国经济发展时，这两者所起的作用要比预测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来得大。
那么我们对待关于中国的预测是否应该比对待关于那些成熟经济体的预测抱有更大程度的怀疑呢？高路易认为，答案为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说：一方面，中国的预测数据的不确定性更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烈的意愿，愿意通过政策的灵活性来实现目标。所以如果经济增长率降低得很多，相信政府会拿出刺激政策使经济增长率回升。
市场指望通过经济学家来得到正确的增长预测，经济学家则指望政府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