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岁冥寿。对借毛泽东的神主牌推展“新政”的中共新领导人来说，他们会怎样对待这个纪念日，是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毛泽东已经“驾崩”二十七年了，据说也已经从神坛回到人间，但是中共当局除了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毛的功过定调，就禁止中国老百姓公开评毛，不要说“非毛”了，就是进一步探讨该决议所批判毛的错误也被禁止，例如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但是中国的学者没有就此停止研究，他们也利用各种机会，以打擦边球的技巧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公元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是被压抑多年之后，中共党史学术界中石破天惊之作，可惜出版界和学术界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以口碑形式流传，笔者不吐不快，但是从阅读到这次修订完稿，也几乎花了近两年，实在惭愧。
评毛将是中共政改动力
《红太阳》的作者高华，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期研究中共党史、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可喜的是他今年还不到五十岁，来日方长。中共虽然禁止“老一辈”评毛批毛，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有高华这样的年轻人出现，被颠倒的历史迟早还是要再颠倒过来。当然，高华不是一个人，他也吸收了不少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在艰难环境下小心翼翼所作出的党史研究成果。而这本“大成”，也只能在香港出版，哪年哪月，一旦中国可以广泛、公开的评毛，必将成为推动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巨大动力。
本书共有十五章，从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到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也就是毛泽东从上山落草到一统全党的过程。全书七百多页。
这个从一九二七年叙述到一九四五年的历史，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从崛起到成功的历史。书中所叙述和分析的只是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用什么权谋取得成功的。他在党内的成功奠定了夺取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一九四五年以后是他成功后如何巩固权力，直至死亡；由于更是“现代”，也就更为敏感，出版的困难也就越大。但就是这前半部，不但是党内和“革命根据地”内的“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也奠定了日后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一套政治架构和手段。
而在毛泽东的整人过程中，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也有不同的嘴脸，这些人以后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的表现同后来的表现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又为我们提供另一个了解中共领导人的窗口。文革及以后他们的遭遇和表现同延安时期大多都有必然的联系。
过去在党史中回避的AB团屠杀事件，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所为，以后延安时期的审干、整风和抢救运动，以及中共建政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是沿用同一手法，构成了中共政治运动的恐怖特色，也是毛泽东控制全党全国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批判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实这才是毛泽东自己的写照。在AB团事件中批评毛泽东的项英，因为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殉难，以后在中共党史中就一直被戴上“右倾”的帽子；而周恩来则一直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
红色恐怖的活生生图景
本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使笔者回忆起反右和文革时的“红色恐怖”，看到这几个章节的那晚居然做起了恶梦。也使我想起曾在文革中坐牢、多年前离开中国、现在澳洲任教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他第一次来香港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时，因为香港离开大陆太近，以致开始几个晚上都在做恶梦。可见这个“精神奴役的创伤”对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其中有些人还受到肉体创伤，甚至被秘密杀害。例如对党内“托派”的处死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砸烂等等。令人发指的还有，延安和平医院还用三个活生生的“反革命分子”做医学解剖。因此能在那个恐怖机器中幸存并且爬上高位者，实不必对他们的人性寄以太多的期望。
下面一段是书中对当时延安情况的描写：“在康生和个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来往，‘谁也不敢理谁’，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寂静，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毛泽东一统全党有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是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延安整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联合了国际派的张闻天、王稼祥，对付其他国际派，夺取了党内的军事领导权，这是第一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则同刘少奇结盟，反对这个尚有影响力的国际派而一统全党，特别是夺回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如何发现刘少奇，刘又如何充当攻击王明的马前卒，主动靠拢毛泽东；以及两者开始还有点分歧，其后又如何完全一致，书中都有详细的资料分析。而彭真因为是刘的爱将，因此也有他在延安的发迹史。
领导人不同遭遇和角色
在延安整风中最受毛泽东宠信，也最会揣摩毛意的是康生。被称为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在文革中再受毛泽东的重用，正是因为文革就是当年整风运动的翻版和发展。康生是坏透的中共党棍，然而中共把延安整风中的坏事全推给康生，就同文革把坏事全推给林彪和“四人帮”一样。实际上延安整风运动中，除了毛是第一号人物，重要事情都要他点头外，刘少奇则是第二号人物，他甚至是秘密机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主任，只是他深居简出，也许是更加深沉不露而已。
中共建政后第一个被毛泽东收拾的中共地方实力派领导人高岗，也是在延安被毛泽东特殊重用，用地位、权力、名誉将他紧紧拴住。所以高岗在中共建政初期同刘少奇争权，以为毛泽东支持他，最后才明白他被毛出卖了。
而王明自始至终没有怎么对不起毛泽东，他没有打击毛泽东，打击毛泽东的是博古，他开始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心上，到他发现毛泽东“坐大”以后，甚至还讨好他，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放过他，把他作为主要敌人打，因为他是国际派的首脑，不搞臭他，不斗垮他，毛泽东就无法牢固建立他对全党的控制。
毛泽东最不放心的军事将领，除了张国焘就是项英。书中没有叙述毛泽东是如何逼走张国焘的。但是对皖南事变则表达某些同中共传统的不同看法，那就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给项英“前后矛盾，变化无端”的电报指示。项英在进退失据下发生皖南事变，项英被自己的警卫杀害。毛泽东一箭双雕，既指责项英右倾机会主义，又指国民党搞摩擦、不抗日。书中说，“在项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刻只有周恩来能体谅项英进退两难的苦衷”。也许因为项英其实是周的替死鬼。我们如果了解张国焘的西路军是如何覆灭的，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是用同样的手段借刀杀人，那时也是一会要西路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一会又要他们在贫瘠地区建立根据地听任凶狠的“马家军”来剿灭，然后把责任推给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清除党内军内这个劲敌。
至于毛泽东对周恩来如何又利用又打压，自然也是不可少的内容，这里就不赘述了。
箝制传媒控制干部手法
毛泽东通过这场整风运动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
高华根据对当时延安传媒，特别对喉舌《解放日报》的研究，认为该报总编辑陆定一和当时的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已经建构了毛泽东新闻学的框架，“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主要有几点：
1， “党性第一”的原则。胡乔木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也就是“党性”要充斥在传媒的每个细胞里。
2， 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陆定一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考虑上面的第一个原则，“事实”和“立场”哪一个重要也显而易见。
3， 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原则。他们说：“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一下不发表”，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
4， 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在运动初期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时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5， 新闻保密和分层次的原则。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就是那时开始发行的，这也是领导人的特殊权利之一。
现时一再发出的新闻改革呼声都冲不破这五个框框。
二，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
1， 以政治学习来洗脑。内容是听报告和学习文件：听报告是听领导人报告或传达报告，学习文件有二十二个“干部必读”的文件。后来发展为学习毛泽东著作、邓小平著作、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等。
2， 交代问题和相互揭发。交代问题即所谓“向党交心”；相互揭发则以“小广播”为题，包括党的机密，对国内外大事、本单位等有背离中央精神的私下议论，人们一下陷入“红色恐怖”之中。
3， 建立干部档案制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要他们写自传，详细填写履历表，存入档案，而且要反覆写，看有没有漏洞和矛盾。还要写“反省”笔记，并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后发展为要写每个阶段的思想小结，然后组织评定，存入档案。
4， 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王实味当时已经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大、中、小灶制度一九四○年就在全党推行。接着还有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领导干部的保卫制度等等。领导干部一旦犯政治错误，他们享有的特权也随着消失，因此助长他们倒向权势而昧于事实和自己的良心。
利用政治运动一统全党
三，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1， 引蛇出洞，摸底排队。“站队”正确与否，此时见分晓。一九四二年春寒料峭时，毛泽东发出整风动员报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结果他们都挨整，王实味最后还被杀。五七年上当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上钓的是跳出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八○年代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者也中箭落马。
2， 另起炉灶向原来的权力机关夺权。文革初期毛泽东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在延安整风初期，一九四一年九月成立“中央高级学习组”，一九四二年六月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领导运动，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职能。中共十六大后的两个司令部如何一统，可能也会参考这个模式。
3， 采取激烈手段，达到目的后再道歉。中共的政治运动方式向来是热发动、冷处理。先用逼供信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激烈手段获得“成果”，然后据说是避免处理时伤害太多人而冷处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缓和矛盾。延安整风后期的一九四四年，面对不满的干部，毛泽东被迫在一些场合脱帽道歉，但是拒绝承认“抢救运动”为错误运动，避免政敌“翻案”。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也说文革是“七三开”，邓小平也只认为反右是“扩大化”。且看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会怎么说。
抢救运动的中止，在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来电，前共产国际（已经解散）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斯大林授意下批评毛泽东过火的党内斗争，任弼时等也认为不能再搞下去了。其实毛泽东最心知肚明，怎么可能整出百分之八十的特务？总之，运动停止，对受害者进行甄别。刘少奇因为大事颂扬毛泽东而进入他的“理论喷涌期”，当然也少不了周恩来对毛的颂扬，于是毛泽东思想定于一尊。中共的五个核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正式定位。于是召开中共七大，“红太阳”照耀了全党全军，延续了二、三十年才下山。
《信报月刊》 2003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