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1949之后》，介绍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以史实讲述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暴力推翻了在中国大陆上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从反政府力量变成了执政党，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以解放无产阶级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整个中国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运动之中。
(乐曲《翻身的日子》)
1950年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两个多月，战场上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共中央已经指示各地准备实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国中央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改运动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还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此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遍及经济、工业、农业、文化、政治、军事各个领域，无所不在。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毛泽东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不仅有政治运动、经济运动，而且还有思想运动。”
毛泽东生命不息运动不已
“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反邪教运动，不一而足。
有人统计说，仅仅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全国性的运动就有七十多次。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中共老资格报人，曾经担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和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甫臣在《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一文中说：
“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
根据他的统计，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性运动有52次。
私产易手再归国有
这些运动常常伴随着私人财产的剥夺。两年土改运动把富裕农民的七亿亩私人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分给三亿贫穷的农民，或者充公。1953年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
2004年，中国将保护私人财产的条文写入宪法。然而对于当年没收的“地主”“富农”的私人土地、房产和财产，以及强行“赎买”的私人企业，中国至今也不谈保护私人财产问题。还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间遭受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赔偿。
文革中，被抄家的资产据说价值达到2500多亿人民币，其后归还和作价赔偿的只有大约1300亿。千千万万受迫害的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到补偿或者赔偿。
斗争治国血染中华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哈佛大学研究员陈一咨说：“毛泽东取得政权靠的是军事，靠斗争。所以他建国以后仍然是用军事的办法、运动的办法、斗争的方法来统治中国。”
正因为如此，这些运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血腥味。
土改运动中，大批“地主”在两年之内人头落地，人数在200万到1000万人之间。
在同时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几百万人被杀。
反右运动将大批人打成“右派”，成为“阶级敌人”，人数在55万到300万人之间。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四清”运动仅仅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然而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十年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全中国五分之一的人受到某种程度的株连。
1999年开始的反邪教运动取缔了法轮功和中功，迫使数千万人改变信仰，或者转入地下；一些人流亡海外，还有一些人被关押，被迫害致死。
次次“扩大化”
曾经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说：“我们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虽然表面上看都能说出某些成果，但从总的看，全面地看，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左的。”
所谓“左”就是宁左勿右，就是殃及无辜，就是所谓的“扩大化”。1949年以后，每一场运动都“扩大化”。
根据中国官方的记载，镇反运动在“一些地区......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三反五反”运动曾经发生“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部份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反右运动中有55万至300万人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以后认定只有几十个人是“右派”，扩大化到了巅峰状态。
但是还有更离谱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被文革派打倒的人都得以平反，扩大化达到百分之百；而所有的文革派最后都被打倒，只剩下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依然屹立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还有他的忠臣周恩来声望不减当年。
陈一咨说：“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那么在文化革命以前呢，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风啊，再到反冒进，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在中国几乎所有有知识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头脑的、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人能逃过这场浩劫。
“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这样历史性的倒退。”
毛泽东言行不一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说了一些听起来通情达理的话。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要使用专政手段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但是纵观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管是中共党内还是党外，不管关系曾经多么密切，资格多么老，对中共的贡献多么大，任何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最后都成了“敌我矛盾”，异议者无不受到无情打击。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说：“他的核心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了，就是所谓的斗争哲学了。”
从唯我独尊到孤家寡人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整个毛泽东的运动，他以一个基本理论为出发点，就是阶级斗争为纲。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来实现建立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的社会。所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
“而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依靠暴力，就是1949年以前推翻国民党政权延续下来的革命的暴力，国家政权来强制全国人民这样做的。如果谁有不同意见呢，那对不起，就要变成右派，变成反革命。”
最后，毛泽东几乎成了孤家寡人。陈一咨说：“毛脱离实际的那些行为当然也会引起一些那些比较能面对现实的中共领导人的反对。当时，陈云就长期沉默，不讲话；周恩来后来就是一再地奉迎毛；跟毛一起打天下的很多元老一个一个离他而去。
“刘少奇跟他的矛盾其实就产生在58年大跃进以后的饿死人。当时，60年开七千人大会，毛对刘这时候心里就产生了刘要和他争天下的这种念头。所以最后才把刘搞得身败名裂。那么林彪被毛当为接班人，其实林彪对毛也是阳奉阴违的。一直到最后毛病逝，真正在毛身边支持毛的人就剩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原来统一战线里的那些党外盟友后来基本上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党内的同志、战友在运动中的遭遇更是悲惨。
协助毛泽东获得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中共立下卓著战功的彭德怀元帅、林彪元帅、贺龙元帅，还有在中共党内树立毛泽东绝对权威，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和共产党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最后的结局都十分悲惨。其中刘少奇和林彪曾经是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就连曾经与毛泽东齐名的朱德和长期辅佐毛泽东的周恩来也都受到过毛泽东的整治。
正如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在《文革中的我》一书中所说：“颠倒是非，无情打击，在极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领导下，干出极其错误的行动，是那些年历次政治运动的共同的特点。”
整人者被人整
毛泽东的前政治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组织部副部长李锐说：“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
整人是互相整。今天整别人，明天被人整。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在1943年中共“延安整风”期间的“抢救运动”时担任中共北方局党校校长，整人十分积极。被他整过的一个人就是后来曾经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
1964年，毛泽东对当时被称为党内哲学专家的杨献珍提出的“合二为一”论表示不满。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红旗》杂志随后发表文章，说杨献珍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杨献珍因此被降级，后来被开除党籍，流放陕西。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发，牵连到当时的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李常青。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就是当年被整的任仲夷。他在文革后公开承认对李常青的“不公正的错误的批判”“负有很大的责任”。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当时担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市委里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文革中，任仲夷再次挨整，被文革派打倒，到1972年林彪事件以后才复出。
1957年到1958年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军队内部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批判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并且将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打成“反党宗派集团”的主帅和副帅。一批高级军官被打成“反党分子”，其中一些人后来被迫害至死。粟裕大将和叶剑英元帅等高级将领也受到点名批评。刘伯承在1959年被迫辞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职，从此在家赋闲。
就在同一年，彭德怀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和黄克诚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彭德怀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还有文革以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年是主持“反右”运动的主将，被毛泽东称为自己的“副帅”。文革中，邓小平先后两次被打倒。然而在文革之后，邓小平非但没有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而且亲自下令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且用中共传统的做法对付与他意见不一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赵紫阳最后在软禁中郁郁而终。
帝王杀功臣排除异己
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还会三番五次地利用运动整人呢？
陈一咨：“在他的骨子里头是一种帝王思想。当时刘少奇都私下里说毛就是共产党里的皇帝嘛。”
严家其：“毛泽东本人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主义，社会乌托邦主义；另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毛泽东是继承了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到明太祖朱元璋这种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说，当一个新的朝代出来的时候，它要把以前的功臣都要消灭掉的。如果不消灭掉功臣，功臣就会居功自傲，就会同他争夺权力。就说我也有功劳，我也是开国大臣。
“毛泽东弄刘少奇，弄周恩来，打掉彭德怀，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本来讲，就是他不容得其他人来分享权力。所以毛泽东反对彭德怀，包括高岗、彭德怀，一直到刘少奇，到周恩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历史上的杀功臣，基本上是重演。
“毛泽东同大家打天下打下来了，但现在彭德怀也好，周恩来也好，刘少奇也好，甚至林彪也好，他不可能完全保持一致。那这个怎么办呢？就靠一个一个运动把这些人消灭掉，而且在肉体上消灭掉。
“包括现在江泽民清除陈希同，胡锦涛清除陈良宇，也带有专制政治的特点。尽管陈希同是非常坏的一个人；陈良宇也是一个大贪官，也是一个坏的人。清除陈希同，清除陈良宇，应该说是得人心的。但是这种方式同法治社会是有不同的。”
运动治国误国祸国
中国工人出版社前总编辑胡甫臣说：毛泽东“领导着我们党和国家，好像主要就是领导运动，或者说就是通过运动来领导。似乎可以说我们是运动治党，运动治国。”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然而正像胡乔木所说：“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常成为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说：“从49年毛泽东在中国当政，一直到76年毛泽东病故，在他统治中国的这几十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毛泽东可以说，1949年以后每一项运动都是错误的。每一项运动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陈一咨说：“在毛泽东统治这几十年中，阶级斗争造成的这种裂痕，造成的对每一个家庭的伤害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种公有制带给人们的痛苦，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也都体会得很深。76年毛泽东死了以后，当时全国8亿农民，两亿人吃不饱饭，他们的年收入不足50块人民币。城里人生活得也很拮据。”
假若刘周主政
那么，中国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艰辛都要归咎于毛泽东吗？如果当年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主政，结果是否会好呢？
严家其说：“刘少奇，实际上他的做法同毛泽东相比，没有什么区别。刘少奇不过是毛泽东专制制度的受害人。刘少奇的政策在有些方面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少奇的一些极左表现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毛泽东。但是关键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严家其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共产党1949年以后基本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模式，以前叫家天下，1949年以后就变成党天下。
陈一咨认为：“即使刘少奇、周恩来掌权，这个制度仍然是早晚会解体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20世纪以来，所有按照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嘛。因为它们违反了人的基本的天性。人是希望富裕，不希望贫穷的。那么公有制带给人们的就是贫穷，物资大量匮乏。老百姓分配贫穷，领导人分配特权。
“长期的这种阶级斗争，人失去了各种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长期忍受这种局面，他也是难以维系的。所以这种制度是天然不合理的，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的。”
严家其说：“这种政治不取消，不改变，不论是周恩来，还是胡锦涛，甚至更温和的人来治国，他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要从根本上来把这个专制主义的毒瘤从中国挖掉。现在挖掉了一半，这一半就是皇位。就是中国没有皇位了。谁都不可能像皇帝一样终身任职。这叫皇位。但是还没有挖掉皇权。权力的授予要依靠人民的授予，要依靠选票，要依靠选举，要依靠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更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