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有回回入贡，到山西某地，经行山下，见居民男女，竞汲山下一池。回回往行，谓伴者：“吾欲买此泉，可往与居人商评。”往者漫往语，民言：“焉有此！买水何用？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勿计我事，第请言价。”民笑，漫言须千金。回回曰：“诺。”即与之。民曰：“戏耳，焉有卖理？”回回怒，将相击。民惧，乃闻于县。县令亦绐之曰：“是须三千金。”回回曰：“诺。”即益之。令又反复言之，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惧，以白于府守。守、令语之曰：“此直戏耳！”回回大怒，言：“此岂戏事！汝官府皆许我，我以此逗留数日。今悉以贡物充价，汝尚拒我。我当与决战。”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许之。回回即取斧凿，循泉破山，入深冗，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从中出。即舁之将去。守、令问：“事即成，无番变。试问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宝有几？”众曰：“不知。”回回曰：“今具珠玉万宝皆虚，天下惟二宝，水火是也。假令无二宝，人能活耶？二宝自有之，火宝犹易，惟水宝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复盈，虽三军万众，城邑国都，只用以给，终无竭时。”语毕，欣持以往。
以上是明中叶人陈洪谟记录下来的一则故事（见《治世余闻》下篇卷2），讲述了中亚或阿拉伯人在中国，从寻常事物中发现异宝，而中国人对此毫无所知，最后肯定是懊丧无比的结局。
据研究，此类识宝传说萌芽于先秦，见于隋侯之珠、和氏之璧等故事中，经汉魏时的名人识宝故事，至隋唐时期形成丰富的西域胡人识宝传说（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如果说以前只是表现人们对宝物的追求，或为名人身上增添神秘光环，到这时就有了商业的因素。因为故事的主角变成了“胡人”，而这个“胡人”在当时的主要来源一是北方民族，二是藉丝绸之路来华的西域人。比较早期的例子是石崇“魏末于胡中得之”的爱婢、能“妙别玉声，巧观金色”的翔风；还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记载的两个寄宿的胡人求买井边洗石的故事，到唐代则各形各类的胡人识宝故事蔚然大观。
在这些传说故事中，胡人往往是泛指，稍微具体一点的是波斯胡，身份上以胡商及胡僧为主。故事发生的地点往往在长安、广州、扬州、洪州、泉州等地，主要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和外商云集之地，在西部、中部和东南沿海都有，基本上反映的是一种中外贸易的关系。在这些故事中，对识宝的胡人并无微词，中国人往往是书生或官员等相对见多识广、博闻强识之人，也没有因其不如胡人识宝能力强而遭耻笑，大体上是双赢的结果。有的故事虽以宝物归胡人，但却表现了华人的高尚情操。另外在故事中许多宝物就是原属胡人的，后来流失到中国，依一般的原则，应无偿归还才是，胡人以高价购回，当然卖者也很满足。或在故事中华人不知而胡人了解该宝物的价值，重金相购，华人知道内情后也不觉如何，因为如果没有胡人，那宝物就可能成为废物，自己也得不到巨额钱财。这些都反映了一种平和的心态。
到明清以后故事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后面隐藏着日益凸显的区域性经济文化差异。像开始讲的那个明代的故事，虽然主角还是西域胡人的一脉，但一是说外人弄走了本地关键性的资源，二是从官员到百姓都试图在交易中耍赖。清人檀萃的《粤囊》一书记载了五仙人骑五羊、手中持穗、后来羊化为石的故事。据说，“羊石为贾胡所窃，道士以常石补之。祠前高阙，上悬大钟，钮之为藤，亦为贾胡潜易而钟遂哑”。另一个类似的故事记载于光绪《广州府志》卷163，说西樵山有宝林洞，洞前有天池，雨后“气成五色”。明朝弘治时有个外国人望气而来，请当地百姓抽干池水，允以酬金五万，抽干池水后被外国人抓到一只赤蟾。这里表达的已不是一种平等交易的心态，而是对外人巧取豪夺的不满。由于广州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外贸港口，清代本地商业比较发达，因此人们面对的是外商的问题，但对于北方人来说，情况就有较大不同。
与本文开始时所引故事相同，明清同类故事的主角还是有一些被称为胡人，但南方人、“南蛮子”或者江西人、甚至徽州商人却成为多数故事的主角，这一下就把明清时期的区域商业发展状况凸显出来。显然，对于北方人来说，南方人已成为精明的、甚至狡诈的商人的代名词，取代了外国商人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同时，北方人的传统农业生活日益萧条，与这些南方人的商业活动有关，此类心态一直保持到现代，并大多保存在地方传说之中。
河北抚宁有许多这类故事。有一则关于抚宁八景之一“金马遗踪”的传说，说当地的兔耳山有个金马驹，使当地风调雨顺，有一天来了个“南蛮子”，找到金马驹，用法铲砍掉了它的一条腿，结果金马驹摔在了石头上，至今留下痕迹。还有一则说当地王家沟乡郭家场有块大石头，形状如鸡，故称金鸡石。本来这里有只金鸡，是个宝物，结果有个盗宝的南蛮子路过此地，设计用箭将它射死，但金鸡化为石头，“南蛮子”被活活气死。另一则故事讲抚宁县城关有个南望庄，这里有母子两人，家里长了个葫芦。有一天来了个讨水喝的南方人，发现了这个葫芦，表示不惜任何代价要买这个葫芦，但必须等到一百天上由他自己来摘。结果老太太在九十九天上耐不住好奇，把它摘下来藏了起来，第二天南方人来了，老太太骗他说葫芦被偷，南方人非常失望，告诉她那是开宝库的钥匙。老太太的儿子拿葫芦去开宝库，结果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老太太想儿子，就向南边的山望去，故名。
与后一个故事类似的是河北满城的八宝嘴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背着葫芦的南方人在一个叫猫儿嘴的地方看到两棵芦苇，让一个要饭的看它一百天，答应事成后给他一匹金马驹，结果要饭的自己想得宝物，在九十九天上拔了一棵芦苇下来，用它做钥匙，把猫儿嘴一开，里面全是宝物，要饭的进去，门就关上打不开了，后来此地便改名八宝嘴。
像上面的第一和第二则传说明显带有对南方人的敌意。山西代县的传说是，有个妇女正在大峪口河洗衣服，从南边来一个人要借一瓶水，要来后就原路返回了。洗完衣服后，那个妇女就把这件事向几位老人说了，老人们大吃一惊，断定是“南蛮子”来盗水，便派了几个年轻人追去。那人逃跑中把水洒了，从此大峪口河的水就干涸了，洒的水就是后来的中解河。当地张村的故事说，原来庙里有两棵大树，树上有宝珠。一天来了个陌生人在庙里画画，画的树非常逼真，树上还画了一颗珠子。不久，树就枯死了，宝珠也不发光了，老人说宝珠是被“南蛮子”盗走的。另一则故事开始就讲“传说南蛮子（北方人称江苏一带人）常来北方盗宝，有一南蛮子看见代州有宝，便要取”。
到这个时候，识宝传说中的买卖关系被大大地淡化了，讲用重金收购宝物的情节越来越少，在很多故事里南方人就是巧取豪夺，甚至几乎很少有故事说“南蛮子”的身份是商人的。实际上这时商业发展程度比唐代更高，商业网络和市场体系发育得也更成熟，主角变成南方人本身恰恰说明南方商人在北方甚至全国的影响，商人形象肯定是南方人成为识宝传说主角的重要原因，但“南蛮子盗宝”的传说却说明这种商人形象显然没有得到北方民众的认同。也就是说，对北方人来说，南方人赚钱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他们之所以会发财，是因为他们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是不义之财。因此故事里没有买卖关系和正常交易。
在我看来，这基本上反映了北方民众面对明中叶以后商业发展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本文开始时那篇故事还是有买卖关系的，但反映出一种对商业契约观念的无知，对约定可以随便开玩笑，然后就不承认。后来的民间故事中也有很多是说双方约定百日后如何如何，但被持宝人因无知、或因短视、或因贪婪而提前违约，最终导致双输。另一方面，在商业活动中，也的确存在大量商业欺诈行为，使民众对商人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也是背后的因素之一。
在北方民众眼中南方人形象的晦暗，背后还有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导致江南地区的发展水平超过北方的因素，因为许多故事都把本地的衰落归结为南方人把导致本地繁荣的“宝”盗走了。像前面说的山西代县的那些故事，是非常普遍的，还有山西盂县斑鸠沟的故事，说是南方人把个大石头凿开，抓住里面的石斑鸠带走了，从此以后这里的“庄稼地里种什么不长什么”。南方人把宝物带到哪里去了呢？故事一般都只暗示他们要带回南方去，这样南方的发达和北方的萧条，或南方富裕而北方贫穷这样的反差便在北方民众这里得到了解释，被南方人把北方的宝物带回他们那里去了。
为什么南方人能于寻常物品（如稻草、西瓜、黄瓜、石头、河水、葫芦等）之中发现宝物呢？有些故事把这归因于他们的超自然能力：有法术，会看风水。这也正是为什么出现江西人识宝故事的原因所在。有个故事开始就讲，“南方有个对天文地理、阴阳八卦都精通的南蛮子”。有的故事描绘盗宝的“南蛮子”是“挑着两个鸡蛋壳”，被人发现后逃跑，鸡蛋壳掉在地上摔破，那里就会冒出泉水。
其实从唐宋时代起，有关风水的理论与流派就在江西、福建等地发展起来。赵翼《陔余丛考》说“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江西派在后世传播较广，又称形法派，拿手的是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因此对于北方人来说，江西人便与风水先生联系在一起，故事中的宝物也往往存在于大山或水中。“南蛮子”一望气望形，便知哪里有宝物，这就是典型的江西派风格。江南地区的商业发达与江西的风水盛行都对北方民众造成深刻印象，因此便在故事中把它们牵连在一起，并给他们构造出了因果关系。
无论如何，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经过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明代后期比较繁荣的局面到清代已经遭到巨大破坏，许多地区在整个清时期都没有恢复到明代鼎盛时期的水平，这与江南地区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实际上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较多，而对山西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商业水平研究却很少。通过上面的故事，我们知道北方民众对南方商人、乃至商业行为的印象是相当负面的，他们把南方和商业联系起来固然不错，但却把商业与巧取豪夺等不正当手段画了等号，把商人致富与巫术挂钩，并把本地的衰落和贫穷归因于此，表现了一种对南方人和对商业的对立情绪。
这种情绪到了晚清则表现为“洋人盗宝”故事的大量出现。这表现了经济上落后了的中国民众对洋人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做的解释。
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具有鲜明的地域化特色。在隋唐时期，故事发生的背景多为当时全国较大的商业都市，但由于当时处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国际化的时代，中国处在一个文化优势的位置上，相同的故事母题体现了一种比较平和的、兼容并蓄的心态，并不因胡人的识宝能力而妄自菲薄，也未体现出对外人的排斥。这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化心态的反映。宋代以后，特别到了明清的主要时期，中国内部的地域差异变得明显起来，江南地区成为最发达的、其他地区在总体水平上无法望其项背的一个区域，同时内地与世界的交往大为减少，因此同一故事母题转化为一种地域化话语，基本上体现了北方民众的心态，特别是体现了后者对“落后”原因的解释。这种解释背后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有的是一种无奈，有的是一种自我嘲弄，也有的是在试图寻找原因，实际上就是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由此，国际化态度让位于地方化态度。
这里也许反映了地域社会自我认同的凸显。“祖先的时候曾经阔过”并不是虚构，人们也没有否认现在穷了的事实，只是人们不知道变穷的原因在哪里。人们也没有试图从宏观上追寻其中的道理，而只是讲本地、甚至本村落后的情形。隋唐时期的传说看不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但明清时期的区域分化程度更高，空前的社会流动性使人们对其他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比以往更多地了解民众直接的、而非经过文人加工过的看法，那就是对南北经济差异现状的普遍认知，将其归于对手的狡诈是最简单的、也最容易接受的办法，以至“精明的南方人”的观念一直传至今日。
晚清时期的“洋人盗宝”故事表面上再度隐喻华北历史经历的国际化过程，但那实际上只是地域化心态的一个翻版，或者是一次升级，二者间并无本质区别。在这里，我们甚至看不出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投射。故事的反面主角换了，但视角、心态都没换。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华北地区的国际化走了更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