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丞相赵高妄图篡朝，先试探群臣态度。他将一只鹿作为马送给秦二世，昏君责令朝廷众臣分辨。不敢逆赵高意图者逢迎说是“马”，敢于反赵高的人说是“鹿”。事后，说真话的人都被赵高害死了。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荒唐事，在其后的专制年代里，层出不穷；文革中，更是司空见惯。进驻我校的军代表，一手泡制的揪“叛徒、特务”案例，可列其一。
一九六七年，芜湖市“三结合革委会筹备处”[简称“三筹处”]，镇压“全市革命造反队联合总部”[简称“联总”]的两派武斗，甚为惨烈，震惊京城。李德生军长率六四零八部队进驻安徽，芜湖进入军管范围。我校是省属重点中学，两派学生视对方为仇敌，武斗中共有八人死亡。校园疮痍满目，人心涣散。教工虽无人持枪械斗，但持不同观点的人对立情绪相当严重。进驻本校的军宣队，先从教工队伍打开突破口，促进两派“大联合”。
掌权者先造舆论，要揪出煽动武斗的“幕后黑手”。进驻我校的军代表Z参谋[营级干部]采用的手法，不仅因袭了“指鹿为马”，而且升格为“杀一儆百”，赫然制造了全校教工意想不到的场面。Z参谋不知从何处找来“材料”，当众宣布：“联总”的W是“叛徒”，“三筹处”的Y是“特务”。被揪出的两人，立即被挂上黑牌子游街示众，全校教工岂敢不随队游行、呼喊口号？那天正下著濛濛细雨，遭揪斗者被人揿著头髪仰面游街，灌了一肚子雨水。
W和Y被揪斗游街，很多教工无不惊诧万分。相处多年，怎不知道二人的底细呢？年过半百的W，是位体育教师。据说年青时代，他在市级运动会上，百米赛跑得过名次。年岁增长，近年教课极少，仅是早晨广播操的领队而已。平日从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成天手捧报刊、清闲自在。文革以来，未参加任何过激的“革命行动”；只因好友大多属于“联总”的，他的“观点”自然倾向这一派了。他和“武斗”不沾边啊！尤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W不是共产党员，何时成了“叛徒”呢？
至于Y被说成“特务”，也让人大惑不解。Y是政治教师，口直心快，好抒己见，喜欢辩论，被人戏称“大吹”。他虽是“三筹处”派的活跃分子，也仅是“口头革命派”而已，与“武斗”持有距离。他究竟是谁家的“特务”呢？
校园乌云滚滚，人心惶惶。军代表掌权的校革委会成立了，进驻学校的工宣队也由他掌管。他指示“吹鼓手”在全市《斗批改》战报上发表专文，扬言要揭开我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十多位有政历问题的教工，与W、Y一起被关进“牛棚”，监督劳动、交代“罪行”。他们的工资遭扣发，仅发给生活费。
全校教工被集中“办学习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交代各自的政历；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相互揭发的大字报，大多是捕风捉影。红色政权的掌门人，处心积虑地要“抓出几条大鱼”！
被关进“牛棚”的人，大都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交代过自己的问题，且有过“结论”；唯独W和Y是此次抓出的“大鱼”，其涉案深度，自然要查个水落石出。Z参谋派出工宣队中一名党员，另指定一位“老实、听话”的青年教师，作为外调人员，前往京城调查W的问题。那里有位著名的文艺家，芜湖人，二十年代在家乡活动过，是W的崇拜偶像。六十年代初，两家尚有来往。
这位参与外调的青年教师是普通群众，非党员，无权接触机密材料，一切听从那名工宣队员调遣，他深感外调任务责任重大，决不能做“昧良心”的事，一切需实事求是。外调物件是闻名全国的文艺家钱先生，二十年代在芜湖从事新文化的传播工作，主编过爱国刊物；还在新学堂讲过白话文，深受青年人尊敬，是W兄弟言听计从的良师益友。文革以来，钱先生在京城早已成了“文艺黑线”的审查对象。对于家乡来的外调人员，他还是“有一说一”。据他回忆，W原姓B，过继给舅父后才改姓W的。他的哥哥从事过进步文化的宣传工作，后来失去联络，据说到台湾去了。至于小B,钱先生忍俊不禁：“小B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他既不是党员，也未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一九六四年，钱先生的妻子回芜探亲，曾到W家作客。
至此，W的“政历问题”应该说是眉目清楚了；然而，掌权者为维护自己的“权威”，弃法规、道德而不雇，始终不宣布外调真相。Y的“政历问题”更是易于查明。校内有权调阅教工档案材料的，只有以Z参谋为主的几名党员。据说，他们再次调阅了Y的档案，又与几位元“研究敌伪档案资料”的行家磋商过，y参加的什么“读书会”，仅是三青团的周边组织，与“特务组织”有别；也未发现Y有过“非正常活动”。自此，Y的问题被搁置一边、无人问津了。Y仍被关在“牛棚”里。
被指定参与校革会“群众定案组”的几名群众代表，非党员，无权决策；定案组的重大事项，均由z参谋等少数掌权者说了算。因此，直到一九六九年学校解体、下迁农村办学，被关进“牛棚”的多数人仍未得到“重新审查”的明确结论；其本人及其亲属仍生活在政治阴影之中。
由“指鹿为马”到“杀一儆百”，历代谋取私利的政客留下了多少难以磨平的历史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