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做人的新闻发言人

2012-01-21 12:22 作者: 李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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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记者李翔宇综合报导】近日,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其新书首发式上称,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把人做好。此番言论引发媒体和民众关注。
 
先学做人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日前推出新书《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在书中他把发言人所必需的人品素养作为重要内容,提出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把人做好,同时具备真诚、善良、宽容等品质。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一些官员不会面对公众讲话,首先不是技巧问题,而是他们做人出了问题、做人方面存在缺陷。首先要解决做人问题,官员才能会说话。
 
王旭明“做人”言论,民众大多不以为然。有民众称,王旭明自己就不会做人。看其在教育部做发言人时那些言论,有什么资格说教?
 
王旭明在担任教育部发言人期间,以“教育买衣论”与“媒体无知论”闻名。
 
2006年3月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王旭明对两会人士反映的“上学贵”问题回复称,教育已成消费。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他用逛市场买东西作比,称如果有钱,可以去买一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这种教育产业化的论调招致舆论批评。民众称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包含大量国家投资,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它们的“贵”不应体现在钱上,而应体现在面向全国最优秀的考生这点上。
 
2006年9月,王旭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国家已建立一套资助学生的完整体系,而很多舆论仍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新闻发言人全面铺开
 
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于1983年。在当时经济改革的形势下,这一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因此2003年以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外交部“一枝独秀”。但在2003年之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全面铺开。
 
2003年SARS爆发,北京当局先是隐瞒疫情,在SARS扩散真相被内部正义人士和海外媒体揭露后,北京当局为应对国际谴责和民众恐慌,被逼披露疫情。从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疫情解除,卫生部连续举办67次新闻发布会。SARS过后,各地政府纷纷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2003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顺义举办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王旭明就是学员之一。
 
民众对新闻发言人的印象普遍不佳,对其表现多为批评或嘲讽。提到新闻发言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六四时的袁木、温州动车时的王勇平及王旭明等人。
 
六四期间袁木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多次代表当局和学生对话。他在六四血案发生后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的电视采访时称,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没有打死一个人,解放军的军车也没有轧死一个人”。
 
前美国驻中国前大使李洁明在回忆录中披露,袁木的女儿在六四之后去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申请“留学”签证。在当局政治高压下,民众多借此事挪瑜言辞反美的袁木,以表达对其六四所作所为的愤恨之情。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小时之后,官方新闻发布会在温州举行。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被问及“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蹟”。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出“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微博时代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越来越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有人将新闻发言人进行归类。如无可奉告型、照本宣科型、报喜不报忧型、感情错位型等。
 
其中感情错位型是指新闻发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为本,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情况,而是大谈领导重视、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控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悲天悯人。
 
有分析人士认为新闻发言人受到公众指责的原因并非简单的个人原因,而是官方公信力缺失的体现。如果政府工作本身就存在问题,那么新闻发言人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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