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爱古籍瓷器却不爱人命的毛泽东

2012-01-22 13:01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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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史学家冯克教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版刚出版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纪出版社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翻译出版,对想要了解中国大陆当代史真相的读者们来说,真是一件幸事。该书的译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里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相比较一般人都认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1958──1962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作、译者的史识和学力。

想要补充的是:一般的读者之所以把文革认同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灾难更为深重,和这两场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体的不同有关,即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中共精英阶层,如干部、艺术家、知识分子等等。文革后他们自然地提笔来控诉揭发,一时充溢了所有的舆论渠道。而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亡灵,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中国大陆农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层的沉默的群体,他们无法在劫后用“伤痕文学”等等的形式为自己伸冤诉苦。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当今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大不足:他们对中国大陆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灾难,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海内外研究大饥荒的著作远远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所以,人们实在要感谢所有大饥荒的研究者,包括此书的作、译者们,是他们用他们的著作偿还了死在大饥荒中数千万中国大陆农民的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和已经出版的研究大跃进/大饥荒的其他中英文著作相比,冯克的过人之处并不在理论的创新和考据的严谨。但冯客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以宏阔的布局,生动的描述,对这一浩劫做了一个主线清晰、语言简明并引人入胜的历史回溯。其源头,诚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乌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今天人们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还是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但这样的单一回溯,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冯异著作告诉我们: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这一恐怖的造成还不仅在于刚刚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中共党外知识分子的精英已荡然无存;更在于1958──1959年(其实是毛泽东全面扫荡党内、军内、政府内“反对派”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空前密集的一年。

首先,在全国省、市一级搞出了近40多个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比较著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有浙江以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为首;有甘肃以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有青海以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等等。在政府内,毛泽东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1956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这样,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都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原来敢于讲真话的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就基本被扫地出门,中央的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1956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1958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了。如果浏览一下1958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其次,就民间政治运动的密集度而言,1958──1959年恐怕也大大超过了文革。早就有人统计,连同还没有结束的“第二次反右”,“肃反大跃进”、“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反坏运动”、“双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瞒产运动”、“平叛、反封建运动”等林林总总共有30种之多。而且,如同冯异著作指出的,这些运动都伴之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250万”之巨。这样,这些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毫无抵制地蔓延开来。继而,又使人对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噤若寒蝉。

在一般的对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因为材料的缺乏,劳改营和军营常常是被忽略的两个盲点。自从大陆作家杨显惠的纪实文字《夹边沟记事》问世以来,成千上万在劳改营中被活活饿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冯异著作对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阅到的内部文件,指出1960年大约有180万劳改犯。当时中国大陆劳改犯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和1962年两年的大致死亡率是5%,1959年和1961年却是10%,大约共有70万人死亡。冯客指出: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例如,公安部1960年9月14日转发全国的有关广东文昌县冯家教养场有意饿死、打死劳教人员的通报道中承认:建场仅一年的这一小小的劳教单位,劳教人员便从1255人锐减到250人。由於饿死劳改犯情况的普遍和严重,公安部在1961年1月14日向全国劳改劳教单位发出一个“关于制止三类人员死亡问题的紧急指示”,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10天一次”向公安部报道告囚犯“每天的病亡变化情况”,要“大力抢救病号”。以倡导“阶级斗争”闻名的公安部,在这一紧急通知的开篇却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应当把生活问题当作中心任务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产、改造不好办,而且会增加社会阻力,再犯错误”。如果不是劳改劳教人员极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不可能这么有人情味。可惜的是,这一死亡趋势愈演愈烈。公安部在1961年12月19日所发的124号文件中承认:“目前死亡的数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绝对数字仍然很高……。比1958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较少的19个地区,今年就有11个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长。”换句话说,按公安部的统计,如果说1958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5%,那么1961年绝对在10%以上。按此计算,至少有90万人在劳改营中被饿死和折磨致死。

冯客在他的书中还细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统计“不包括军队人口”,因为档案被封锁。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1961年2月25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浮肿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道告”,他指出:“全军浮肿病患者,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严重!”这一报道告披露:自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的仅3个月中,军队人口中新发生的浮肿病患者为“32650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12军人因为饿而得浮肿病。自然,因为军队是基本保证供应的“国家机器”单位,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国家剥夺农民的口粮给他们治好的,但绝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0。5至1%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治好,数年内也就可能有万余人的非正常死亡。

善良的人们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跃进”当中基层大规模地饿死人(4千多万人),大概毛泽东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冯异著作却用他查到的内部文件告诉人们,毛泽东是知情而为之。例如云南陆良县和大跃进的“圣地”徐水县,1958年就直接向毛泽东上报道过因为高征购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的实情。如果看一下同期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等文件,更会发觉当时的内部秘密调查和基层干群的告御状早已经如雪片直飞毛泽东和中央。又如,1958年底至1959年的河南“豫东事件”里,共死亡10多万人。尽管河南省委掩盖真相,只上报道毛泽东“死了5千余人”,但五千余人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毛泽东却无动于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苗头在河南一出现,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众于10月20日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告状,毛泽东还于同年11月29日做了批阅。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调查也直接向毛泽东肯定了这些规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但毛泽东仍认为只是无碍大局的局部的现象,如冯异著作所说:“他无视人民死活”;“在1958年11月至1959年6月期间,毛泽东没有放慢大跃进的步伐,而是坚定地继续追求乌托邦。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明天全体人民的好日子……运动一定要进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跃进全面失控,恶果日益明显时,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泽东就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账算到别人头上……不仅把混乱的责任转嫁给地方干部乃至他的亲密战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关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冯异著作的书名就是《毛泽东的大饥荒》,但作者并不主张只追究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是一党制,第二个是极端的集体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目下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读完全书,却觉得冯异著作对毛泽东的个人责任,即他专横暴戾的性格、翻云覆雨的权术等等对大饥荒的影响的客观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采一笔。

有冯异教授的这本著作,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看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现代“皇帝”,更加草菅人命,却绝没有李世民以民为本的思想。

毛泽东自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官方和御用文人也吹嘘其“丰功伟绩”。但是这“丰功伟绩”中,却包含了他对中国古籍和瓷器的酷爱,实际上就是奢侈透顶。

毛泽东要求日常生活用瓷器精美绝伦。“解放”后不久,毛泽东的下属就开始让红色官窑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爱好制作精美的生活用瓷器上贡,毛泽东长期免费享受高级瓷器带给自己的生活乐趣。

毛泽东的生活用瓷品种很多,质量非常高,登峰造极之作是1975年的“7501工程”所制作的超级瓷器。1974年初,湖南、山东、江西等历史上三大名窑所在地的省革命委员会接到了中共中央布置的一项任务,要求各地为毛泽东特制一套生活用瓷,瓷器定名为“主席用瓷”或“中南海用瓷”。接到任务后,这三个省从省领导到瓷器艺人,倾尽所能,精心制作,在1974年10月按时拿出了各自的样品,并送呈北京中南海供选定。结果还是瓷都景德镇的技艺高人一筹,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呈送的样品被选中。据悉,景德镇样品依据的样本是明代正德年间官窑所产瓷器,采用的是薄胎白釉新工艺,可以说是古代和现代制瓷工艺水平的最佳组合。样品选定后,中共中央组织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是:传统釉上彩原料中含有铅,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必须改用釉下彩工艺;毛泽东政务繁忙,饮食时间不定,餐具一定要配保温杯保洁盖;瓷器所绘图案改为毛泽东喜欢的梅花,报请毛泽东本人批准。

1975年元月,中共中央正式下文生产“主席用瓷”,为保密起见,取名为“7501工程”,这样“主席用瓷”就有了“7501”这个代称,这也是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1号科研项目。从1975年1月份起,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圆满完成了“7501工程”任务,共生产了100余套,约上万件瓷器。为了保证按时高质量地制作出这批瓷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最优秀的制瓷高手,40多名工作人员均是出身好、政治素质高、技术一流者。为保证任何环节不出问题,除生产任务简称为“7501工程”和严格选拔生产设计人员外,还专门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当时的省革委负责人挂帅,生产现场也采取了极为严格的监控措施,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多次前往督促,省公安厅派员在现场实行24小时监制,所有生产原料的选配和瓷器生产的全过程均有严格的要求。当时还有规定,没有工程指挥部首长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入生产现场。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从100套成品中精选出6套,送呈到了北京中南海。这6套是“7501”瓷器中的绝品,包括有:釉上彩3套,每套约150件;釉下彩3套,每套约200—250件,总共6套近千件瓷器。余下的“7501”瓷器怎么处理呢?工程指挥部指示全部就地打碎销毁,不得保留,不得流通。……

五毛们或许又要鼓噪说,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蔑,是造谣。但是,这些资料却是官方传媒透露出的。比如1998年岁末,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古玩瓷器拍卖会上,一套名为“7501”瓷的神秘瓷器吸引了众多买家的目光,经过激烈的竞拍,这套“7501”瓷88件以876万元的天价成交。2004年版《中国大陆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开卷的彩图,有专门一页《中南海用瓷(毛泽东同志用瓷)》,里面有精美的“毛泽东瓷”照片:水点梅花釉下彩酒壶、水点梅花釉下彩饭锅、水点梅花釉下彩汤碗、水点桃花办公用具,等等。在该书《镇窑遗存》中写道:中南海用瓷,中南海用瓷生产于1975年,当时称“7501”工程。页底注释:“7501”工程资料由当时组织制作人之一的杨火印提供。为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由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研究制作。当年,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毛泽东用瓷要依据四个伟大来设计造型和花面,要前所未有,做成当今世界第一流的瓷器,或是超一流的瓷器。“7501工程”是一种全新的高、精、尖的设计制作,所用原料都是顶级原料,全部采用手工制作工艺,胎釉为高白釉,胎体为半脱胎,而实际利出的胎体比半脱胎还要轻,是一种高超的利坯技艺。根据主席的生活习惯,所有的碗碟都设计了盖子。釉上花面采用了刘雨岑创造的“水点桃花”装饰技法,色泽清新丽雅。釉下花面使用梅花图案,折枝梅旁加了几片青翠的竹叶,感觉更加艳丽。……

配套送出的毛泽东用瓷现分开存放在北京的丰泽园、湖南的滴水洞、江西的“828工程”。其余的除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自己收藏了部分外,余者都散藏于民间。

令人疑惑的是,《景德镇瓷业志》居然要用杨火印个人提供的资料才能写成这一段当代历史。显然,有关“7501工程”的官方工程资料在超级瓷器完成后已经被销毁了。毛泽东很清楚,“7501工程”这种以权谋私烹饪民脂民膏、吞噬民脂民膏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所以制作过程要保密,毛泽东吃剩的残羹剩饭——9千件左右精美的瓷器,必须销毁。

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酷爱程度,大陆传媒已经有太多的介绍,也被五毛们当做毛泽东对中华文化酷爱得一种标示。但明显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是对中华文化的毁灭性的摧残。对中华古籍,毛泽东和瓷器的酷爱一样,只愿意自己看,人民却没有看的权利,都要将之当做“四旧”烧掉。比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百多万狂热崇拜自己的红卫兵;第二天,毛泽东就幕后指挥红卫兵,开始了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破四旧、立四新”(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破四旧的一项行动,就是非法抄家,顺手将不合毛泽东时代思想要求的古旧书籍抄来,或者焚烧,或者送造纸厂做造纸原料,或者送给有特殊爱好的上级领导。

根据毛泽东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非法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籍变为毛泽东的私人收藏。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后,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毛泽东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泽东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泽东的博学所倾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

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毛泽东书斋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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