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头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纪元资料图片）
在中共高层领导康生的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头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文革得以在北大、北京乃至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造成了极为惨烈的后果。北大的教授、教师和行政领导当然首当其冲，成为最早的受害者。
据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的回忆：“1966年6月18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全体工作队队员都到教学区开会，学生们独自在学生宿舍区学习、开会。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利用工作组不在期间，在学生宿舍区先后斗了40多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员干部和两名学生干部。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为主，在39楼设了‘斗鬼台’，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脸上，拿厕所的纸篓作成高帽子戴在被斗人头上，罚跪，少数人还扭打被斗者。”
另据北大校友王友琴的文章，在“6.18”事件中挨打的人有六十多位，其中包括生物系党总支副书记、讲师胡寿文，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还有中文系的总支书记程贤策、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
尽管随后“6.18”事件遭到了刘少奇等的否定，使文革一度陷入低潮，但随着毛的真实意图，即“炮打刘少奇”一派的表露，以及公开接见红卫兵，鼓动他们革命，文革再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北大这个文革的发源地成为各地红卫兵朝拜之处，每天有七八万甚至十几万人前来。
北大在文革中的“辉煌业绩”有许多，如开全国集体打人之风、高校武斗先河等，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他们如何斗争、折磨那些手无寸铁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教授。挂木牌，建“劳改队”，关“牛棚”，这些都是北大学生的经典之作。
所谓挂木牌，就是把十几斤、甚至几十斤重的、上书“反动学术权威XXX”之类木牌子，用铁丝挂在被害人的脖子上，让被害人躬着腰，于是木牌的全部重量就都通过铁丝作用在了脖子上。据说使用的铁丝越来越细，能够勒入人的血肉之中。
所谓“劳改队”，就是把那些被整的教师集中起来，在校园内或者到校外“劳动改造”。
所谓“牛棚”，实际上就是非法监狱，就在今天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的所在地。在这里，除了白天干活，“牛鬼蛇神”们还有晨练，有晚训，他们要时刻准备背诵“最高指示”，也要时刻准备接受管理人员的辱骂和殴打。很难想像，当年的北大学生可以想出如此恶毒的方法折磨自己的老师。
根据王友琴撰写的文章，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过如此的折磨，如美学教授朱光潜、东语系教授季羡林、西语系教授吴兴华，等等。45岁的吴兴华在“劳改”时被折磨致死。劫后余生的季羡林在后来出版的《牛棚杂忆》中详细描述了这让人不堪回首的岁月。
许多被批、被折磨的教授、教师们不堪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选择了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杀或“不正常死亡”。（王友琴《中国知识份子的四个S》）。
第一个自杀的是历史系教授汪篯，他在1966年6月11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其后自杀的还有：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文教授俞大絪、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生物系教授陈同度、北大教务长崔雄昆、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俄语系讲师龚维泰、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和教师陈永和、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
他们或选择服毒，或选择上吊，或选择在未名湖自溺，或选择跳楼……他们死的那么决绝，因为人世已不让他们留恋。
毫无疑问，大批学者的非正常死亡在北大的历史上留下了羞耻的一页。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今日的北大对曾经发生有多少的反思。这么多人的死似乎早已被遗忘，并在北大的历史中被轻飘飘地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