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每当西藏发生严重践踏人权事件，国际社会（包括不少西方国家）大都三缄其口，即便有谴责，也是步调不一，无法形成压力。许多西藏问题专家和观察家认为，原因就在于很多国家迫于贸易往来，不敢得罪中国这个外交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经济大国。
最近的一个事例就是，中国军警在四川藏区开枪镇压示威藏人以及绝望中的藏人自焚事件越来越多，西藏流亡政府首脑洛桑桑盖上周向国际社会求助，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以阻止中国当局继续镇压藏区人民，洛桑桑盖还请求联合国派调查团到四川甘孜调查中国军警开枪射杀藏人事件，但是洛桑桑盖的呼吁没有得到回应。
许多西方西藏问题专家认为，西藏流亡政府的呼声之所以得不到国际社会广泛回应，是因为很多国家出于经贸利益，为了分得中国这个当今最大市场的一块蛋糕，不愿在西藏问题上过度表态而得罪北京。
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任教的藏学家布菲特利尔（Katia Buffetrille）女士指出，国际社会在西藏问题上之所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是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为经济强国，谁都想抢在前面分得一份市场份额”。此外，全世界有172个国家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这样的关系，这些国家也就事实上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布菲特利尔女士还指出，与新疆维吾尔族等其它同样反抗北京政权的少数民族相比，藏人在国际上赢得的同情更多，藏人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作为来自“世界屋脊”的一个主张非暴力的形象，更是赢得全世界的尊敬，但这一切都无助于藏人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每当西藏发生暴力镇压和人权事件，国际社会往往只限于呼吁北京保持克制与藏人对话，既没有人威胁要制裁北京，也没有人呼吁抵制中国产品。譬如在美国相当活跃的西藏问题院外压力集团，在四川藏区发生中国军警枪杀藏人示威者事件之后，也只是呼吁北京保持“克制”而已。
就职于香港科技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种族政治和中非关系的政治学家沙伯力（Barry Sautman）教授认为，最近海外一些声援西藏团体在示威活动中散发主张西藏独立的传单，也使得那些同情藏人处境的国家因与北京有外交关系而感到进退两难。
沙伯力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态度暧昧也事出有因，它们注意到“谴责中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只好改变策略“敦促中国政府与藏人对话”。沙伯力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办法”。譬如2002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北京与达赖喇嘛的特使展开对话，其后八年间共进行了九轮对话与谈判，直到2010年，但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J. Barnett）教授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国际社会力劝北京“停止攻击达赖喇嘛，不要再强迫藏族僧人批判达赖喇嘛，同时限制汉人移民到藏区”；但巴奈特教授指出，国际社会在西藏问题上同北京打交道并不容易，“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话语”。
在西藏问题上，欧盟和联合国都与北京有定期的秘密会谈。但自从2006年联合国人员获准前往西藏考察并发表一份措辞强烈的实地调查报告后，北京一直耿耿于怀，不再接受联合国官员访问西藏。另外，每次达赖喇嘛到一个国家访问受到接待，北京都是反应过激，每次都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抗议”，致使有关国家不得不收敛立场，大事化小。
再者，许多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各自为政，无法形成一个声音说话，也是导致国际社会在北京的态度面前束手无策的原因。巴奈特教授指出，“美国和欧盟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看法就很有分歧”，以至于西方官员，尤其欧盟官员，谈到西藏问题时经常一头雾水，整个混乱”。
巴奈特举例说，英国在1914年曾经与西藏签署过一个条约，但伦敦在2008年却极不慎重地说西藏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此之前，英国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巴奈特还举法国为例，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途径巴黎发生示威者抵制风波，当时法国戏剧性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但最终“萨科齐总统却找不到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办法来同北京谈西藏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访问北京，也许就看她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向中国领导人提一提西藏问题了。默克尔在北京期间，将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