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就没了娘，叫日本人炸死的。爹弟兄三个，我弟兄两个。弟弟过继给三叔，我们父子俩过活。父亲主要做纸札，给死人剃头，油棺材，我跟他学这门手艺。家里没有地，住的是上辈留下的房子。土改时我还小，十二三岁。我三叔当时是农会成员，与我爹商量让我入少先队，跟他闹土改。我爹刚开始不同意，三叔怪爹觉悟低，就教训他：“你说你半路打光棍，收拾不下个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你说你这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札做些下三滥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这一回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不知是爹的觉悟一下提高了，还是爹给吓住了，反正最后同意了。
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革命成功后一并给。爹问：“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破楔子话！”
有一天，和我父亲成天打交道的吕品贤哭丧着脸来我家，一进门就哭喊：“叔呀，不能活了，我现在是地主成分！”我爹一看他那副样子，呼哧一下笑起来，说：“你要是地主，我就是豪绅。”这吕品贤也是成天在死人摊子上混饭吃的，一个吹鼓手。他家祖上本有好几家商号，但他游手好闲不学好，先抽大烟，后吸料面，一份好端端的家业生生在他手里败落下来，后来连老婆都卖了。给他定下的成分确实是地主，定成分不独看你现在的生活状况，还要上追三代。吕品贤走进我家时，身上红一道紫一道，鼻青脸肿。我爹问怎么了，他说他正在街上吃羊杂碎，民兵张全喜看见了，说狗日的，还吃杂碎呢，上去按倒就打。
说起定成分，分得特别细。地主分为地主、化形地主和破产地主。地主是有房有地有长工，平时不捏一根柴，靠吃租子过活。化形地主是装酸哭穷，小里巴气，其实有家有资。吕品贤这一类人属于破产地主。富农分为富农、生产富农。生产富农平时也在地里干活，农忙时临时雇人帮工。中农分富裕中农、中农和下中农。最后一种，不管有地没地，只要为人不好，就叫恶霸。地主恶而霸，当然是恶霸地主；穷鬼恶霸，则叫穷恶霸。
参加农会、贫农团的人，都是贫农、雇农，中农以上不让参加。有一次，沙口贫农团正开会，过去的村警乔兰凑进来听。大家一见他进来，就不说话了。他还耍村警的威风，说：“大家说呀，咋我一进来就不说了？”贫农团的人厉声让他出去，他还是不走。他说：“你们又不是开黑赌场，我在一会儿都不行？我就不走，你倒怎么着？”贫农团的人说：“你不走？你不走你看我怎么着。”说着上前来，手里早已预备一把生石灰，一把扑在乔兰的眼窝上。乔兰扭头就跑，捂住脸呜哇乱叫。贫农团群情激愤，说：“正要定他个恶霸斗争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一伙人一路追到乔兰家，几个后生七手八脚将乔兰按倒在炕上，又往眼里揉石灰，揉得乔兰嚎叫得不像人。乔兰的眼睛当下就瞎了，文革前还瞎着个眼到处转。
贫农团成员苏丑梆子，有一次看见我跟在后面看人家斗地，说：“娃娃，可不敢看，那可是动真的哩！”苏丑梆子说着话，腿直打战，浑身软得嗓子哆嗦。
我们少先队参加过几次斗地主，主要方式有几种：一种是磨地。地上铺些料炭（煤渣），没料炭就撒一些菠菜籽，菠菜籽六棱八瓣，有黄豆大，铺在地上跟锉似的，有时将料炭和菠菜籽搅和在一起。然后将人一把推倒，两个人提住脚跟在上面来回拉。被斗的那些地主富农，上衣脱掉，赤了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妈妈老子直叫唤。一般人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三下五除二就将埋洋钱的地方交待出来了。
住在东门的周二干干，有钱，在药铺里有股份，能没钱？可他平时装穷，每年大年初一，天不亮就出来，背个驴毛黑口袋挨家挨户讨一回吃的，说是吃上百家饭，福气自临门。贫农团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知道他有两个钱，但他就是不说。不说，好，拉你一磨。
斗争周二干干的时候，妇女会也参加了。二干干周掌柜，当下被两三个妇女会唾了个风雨不漏，临了还被脱光上衣磨了地。头朝后，脚朝前，两个贫农团手提脚后跟拉着周二掌柜磨了一圈。拉得风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还不过瘾，谁又扔进两块青石蛋，周二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上嗑得嘣嘣响。拉一圈，乞告一回，说哪里哪里藏着洋钱呢。贫农团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妇女会张毛女愤恨得不得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盘小石磨。放上之后，她又一屁股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了一挂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
女人都这样坚决，后生们也不示弱，一下子就把周二拉出城门，绕城圈子转。最后周二掌柜脸白得像一张纸，在半路就承认他把洋钱全部藏在园子地的蓝池底下了。底财果然起出不少，让大家参观。好家伙，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洋钱，总共二十四个木头盒子，白花花的有三千多块。这样一打一拉，没有一个不说的。
后来，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发现周二干干早几辈子就咽了气，后脑勺被磨塌，脑浆拉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场的链枷。那张毛女也没得好死——死的前几年就瘫在炕上，流脓坏水，苍蝇动地，生生流死。
再一种就是坐圪针柜。这法子厉害。将家里放衣物存粮食的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档板，像个长方形棺材。底子上均匀地放些剁碎的枣树圪针，被斗的人不由分说被脱成个赤红棍扔进里头，盖上盖。柜子底上撑一根檩子，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娃娃们耍翘翘板似的。晃两下问一句，直至说出窝金藏银的地方为止。
七十多岁的老汉余务本，当铺杂、货铺、粮仓有好几处，耳朵有些背，看不起贫农团。贫农团问他，他连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将他抬进了圪针柜。摇来摇去不做声，打开柜子一看，老东西死球了。
还有一种叫扔四方墩。四方墩是边墙上的烽火台，三丈来高，对那些顽固不化死活不说的，或者斗争上了火的，将他拉上四方墩一推，只死无活。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的人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开始还扔一两次，直到摔死；后来扔下去不死的，干脆用石头蛋子往脑袋上砸，一砸就没命了。
有一回斗争韩聘卫的老婆，韩聘卫是个教书先生，人也不错，但还是划成地主，算是化形地主。贫农团见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炭，气不打一处来，捆起来就打，说你那么有钱还装穷，快快交出来。韩家师娘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坐圪针柜，火烫钳子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XX将她的裤带松开，揪往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XX就将她那裤子卖在估衣摊子上。
大冬天，滴水成冰，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房、当铺、百货生意，还养两支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雇工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那时的人民法庭，和文革时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控诉罢，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坏了，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得罪过人的民兵、农会干部，也被这样枪崩了。这叫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妻姥娘被枪崩后两天，也就是腊八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打死多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斗开了。后来纠偏，错打死枪毙的，给补一石粮食、几匹布了事。
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三板汉，曾教我一种整人的方法，叫小鬼搬砖。把人捆在太师椅上，把脚平放在另一只凳子上，再将两条腿从膝盖那里绑一道，然后冲脚底衬砖。我把这个方法给我三叔说了，三叔马上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里衬七块砖，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有个张虎堂，年轻时就开始跑小生意，风吹得两眼通红，看着吓人。做生意通常五六人结伙而行，他怕别人吃他的干粮，就把干粮装在臭袜子里。大年初一有个风俗，家家户户在这一天都要到外头担一担水回来，称为财水。张虎堂老汉年年大年初一给人送财水，靠着这样节节俭俭，挣下一进四合院。土改一来，定为地主，坐圪针柜也交不出底财。后来说他过河西给国民党报信，抓住枪毙了。
前几年，我要给大小子弄一进院的宅基地，村里左拖右拖，都三四年了也没有批下来。人们给我递话，说得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屋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我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几天，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