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门客”？“现代汉语辞典”释意为“贵族家里养的帮闲或帮忙的人。”又何谓“名士”？“现代汉语辞典”注释为“旧时指名望很高而不做官的人。”那么，怎样的人才可称“士“呢？“现代汉语辞典”说是“古代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这也就是说，“士”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来才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追溯其源乃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古代士人喜欢佩剑以显示身分。（Dreamstime）
春秋战国养士成风
如果细究“士”的产生则应溯源到周代的分封制。周代的分封制规定天子以下的贵族有三个等级：诸侯、大夫和士。士相比于诸侯、大夫乃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有恒心”的最下层贵族。所谓“无恒产”，即士不能占有土地，而诸侯、大夫都有一定的田产。天子是最高统治者，天子封诸侯国的领地给诸侯，诸侯再封邑给大夫。所谓“有恒心”就是当时的“士”无论有多穷也要佩剑，而佩剑正是当时贵族的标志。
春秋时代，士人始成，以平民士人为主流，被称之为“布衣之士”。布衣之士多出寒门，只能以其一技之长为其生计衣食寻觅出路。于是，投靠豪门便成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
彼时正值各诸候国之间征战不休，各诸候国贵胄权臣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势必要培植私家势力，也就很需要既有才能而又忠实效命的士人。于是，以召贤为名的养士之风便不期然兴起，门客现象随即风靡天下，除了秦国权臣，山东六国的权臣贵胄大多养有门客。随着诸侯国的争霸和兼并战争趋于剧烈，各国封君权贵养士之风渐成高峰。
当时依附在大夫和诸侯身边的谋士、辩士、文士、武士、术士等一批“士”阶层的人，或为他们的主人出谋划策，或穿梭于各国间，为其主人充当说客，他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门客”。当然，主人为他们提供食宿，他们就要对主人尽忠，从本质上说，门客和主人的关系是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但他们又绝对不是奴隶，因为他们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主人失势或对他不好，他就可以选择离开，即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到了战国末期，竟发展到秦国和其他各国的权臣贵胄几乎是人人皆有门客。其中著名的四公子，即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和魏国的信陵君，他们的门客数量号称“三千”。当然，那些门客不一定是完全出身于“士”这个阶层，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成语“鸡鸣狗盗”里会“鸡鸣”和“狗盗”的两位“异士”，就是孟尝君收罗的门客。但大多数门客都是来自“士”或者是当时的“名士”。
士大夫朝拜君主。（网络图片）
“门客”和“名士”
我国古代的士阶层乃是一个良莠不齐的知识阶层。在此阶层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名士”。这里所说的“名士”，现代人们更多的理解为“指中国古代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却拒绝出仕的知识分子。”这一理解和“现代汉语辞典”注释基本一致。这也就是说属于“名士”这个特殊群体的“士”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征：其一为“具有真才实学”或“名望很高”；另一则为“拒绝出仕”、“不做官”。
显然，后一特征是我们后人给能圈进“名士”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所定的又一入围标准。然而在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名士”还只是指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士”，和是否“出仕”做官或是否想“出仕”基本无关。为证明此说非谬，且引文三则于后：
1、史载，秦国嫪毐在封地山阳起了一座占地千亩的“名士院”后宣称：“今日为我门客，他日为秦公卿！”咸阳官署多有官吏去职投奔。
2、《史记》里说，吕不韦看四公子有那么多门客，就寻思，以秦国那么强大的势力，居然没有一个类似四公子的人物，太丢人了，所以也广召名士，让他的这些门客“人著所闻”，就是把他们知道的东西都写下来，编著成书，“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这本书就是“吕氏春秋”。
3、作者孙皓晖所著《大秦帝国》多处将“门客”和“名士”并列，其第四部中有一段精采文字：“当晚，便有信陵君总管带门客名士三十，平原君总管毛遂带门客名士三十，两路车马到仓谷溪祝贺乔迁。是夜仓谷溪长夜大宴，席间吕不韦请出义妹才女赵姬献歌舞乐以助兴，一时惊动四座名士，盛赞赵姬为“歌舞乐三绝，才情天下无双”！秦国公子嬴异人当场虔诚求婚，当众慷慨立誓：“但妻赵女，世做赵人！若得负约，短寿夭亡！”感奋之下，吕不韦慨然应允，许诺一月之内当即为两人成婚。举座名士门客交口赞叹，众口一词地恭贺嬴异人与赵姬白头偕老。三日之后，嬴异人在薛公陪同下与两路名士门客高车骏马浩浩荡荡地回了邯郸。吕不韦一直送出谷口十里，方才还庄。”
从这三段文字还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至少在秦汉之前的战国时期“名士”的社会地位大抵和当时的“门客”相当。在当时，不但没把“名士”看成具有“拒绝出仕”、“不做官”特征的特殊知识分子，而且名士们还以做“门客”为跳板去实现“出仕”做官的目标。史载“四公子”之一的楚公子黄歇喜欢风雅之士，门客常被他荐举到国府做官就是明证。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当时的“名士”也罢，“门客”也罢，其人生目标都是或为求富贵、取尊荣，或为留名千古去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只能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尊为“至圣先师”孔夫子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名士”，但他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月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这也反映出在孔子时代的“名士”去当“门客”并无地位上明显的落差。
孔子周游列国图。（网络图片）
各代名士的特性与变迁
到了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礼教；或广泛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
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出仕为品官。于是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辈官爵得以入仕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
隋唐以后，士族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唐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也就在这个时期和这个时期之后，“名士”的第二个特征即“不出仕”、“不做官”开始凸显。
在此之后，似乎“名士”一辞多指一群隐士、山人、雅客。这个时期一、二特征具备的“名士”代表人物有汉未的“建安七子”，西晋的“竹林七贤”，东晋的陶渊明、王羲之。这些“名士”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超然于浊世之外，汇集成一股名士清流。这股名士清流到明代终于蔚为大观，唐寅、徐渭、李贽、袁宏道三弟兄便是这一时期的典范。清代的名士以扬州八怪为代表。
也就在唐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政权的建立，盛行于战国时代的“门客现象”已无太大的政治需要而开始变质了。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专制的两个王朝，既无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激烈的竞争环境，更不存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需要争夺人才为其出谋划策、游辩各国的政治氛围。
加上许多士人经济地位低下，如不能通过当时的“科举”挤身仕途，就只能往来于达官贵府，借权贵之势存身养家，从而沦为“食客”；而这时的权贵也仅是要借名士、雅客之名以示高雅，并无强烈政治目的。所以纪晓岚会说：“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居之皓，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
陶渊明。（维基百科：晚笑堂竹庄画传）
是真名士自风流
自《菜根谭》（明朝洪应明晚年所写的一部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应事的格言集）的“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一句话在名著“红楼梦”中被史湘云姑娘道出后，“真名士自风流”又给我国历代“名士”披上“风流”的外衣。
“风流”一辞，一指“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人，如风流人物；又一指“有才学而不拘礼法”的才子和名士，如风流才子，风流名士。其实，在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史中，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可敬而又可悲的阶层。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却拒绝出仕，以风流潇洒为人生特色的“真名士”们除个别是天生就具有我行我素的叛逆性格外，多数是由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那险恶的社会环境中所凝聚成的忧患心理所致。
汉未魏晋，天下大乱，战乱频繁。在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如走马灯一样瞬息万变，知识分子稍有不慎，就会被卷入政治漩涡，遭来杀身之祸；元代，野蛮的民族压迫把知识分子残暴地打入“九儒十丐”的苦境；明代中后期，皇帝昏庸、阉党专权、政治黑暗、私欲横流，加上八股取士的呆板科举制度令人窒息；清王朝建立以后，继续大兴文字狱，钳制自由思想。推崇“真名士”乃是处于困境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自我解脱；“真名士”不拘礼法的“风流”乃是他们生存在那混乱、罪恶的时代为保持自身出淤泥而不染、维系个人高洁的精神品格所显露的假相。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崇高者，可同情者。
“沉舟侧畔千帆过”，古代的“门客现像”像“沉舟”一样已消隐于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上以“名士”、“真名士”冠冕的那个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也已不复存在！毕竟人类历史己进入21世纪，我们对“名士”、“真名士”、“门客”这些沉淀了我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重新加以认识，定会起到“以史为镜”的积极作用。
（原标题：名士、门客考—浅论我国历代的“名士”与“门客”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