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的香港报纸出现了一个大幅广告:香港人,忍够了!广告中对大陆人去香港的行为颇多微词。此图传开后,博友纷纷发图回应,各种版本的“忍够体”走红网络,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纷纷表示忍够了。有意思的是,北上广三大城市,都表示对外来人口忍够了,呼吁以行政手段阻止没完没了的外地人进入。
争论的背后是对利益的争夺,是对外地人是否该享受均等的城市公共服务的争执。
中国的城市是等级化的金字塔形结构,等级越高,公共服务越好。自上而下的各等级政府主导了城市化进程,城市资源配置也跟随政治权力聚散,政治权力集中造成了资源和利益的集中,带来了人口的过度集中,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城市病。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流动性,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必然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使得交通拥堵、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也随之产生。所谓的本地人,在原本舒服的城市中每天生活,享受着行政支配带来的各种利益,慢慢发现人越来越多,城市也越来越拥挤,城市让生活不太美好,仿佛都归咎于外地人,自然少不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冲突排斥。
实际上,这一切源于等级化的城市制度,即城市间行政地位的不平等。从行政级别而言,市可以管县,县可以管镇,镇可以管乡……上下级城市间存在着公共资源管理和分配的关系,使得资源更多流向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因此,等级越高,公共服务也越好,人们倾向于在大城市买房,更多的是看中优秀的公共服务。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城市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上下级关系,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并不突出,也没有那么大的城乡差别和城市间的差距。
高等级的城市通过行政手段和等级优势获取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使得城市户籍居民所享受的公共福利越来越多,户籍居民成为既得利益者以后,却拒绝外来人口享受其中的利益,希望依靠行政手段限制人口的流入,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想要好的一面,却不想承受坏的一面,这显然不现实。
北京无疑是最极端的例子。北京作为首都,依托行政权力,吸收着周边乃至全国的资源供给,留下的却是贫穷,甚至形成了著名的环京津贫困带。
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只是到了北京或香港,经济发展往往更容易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加深了这道鸿沟。
某种程度而言,香港经济的发展,也享受了内地繁荣带来的收益,比如内地专供的安全廉价的食品,比如内地人购物对香港零售业的贡献……然而,在享受利益的同时,香港人又不希望内地人均沾香港人享受的福利。北京上海广州也是如此,外来人口对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却被排斥在城市的公共福利之外。因为,那些享受着城市公共服务的香港人或北京人,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群体,自然不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蛋糕。其实,外地人所追求的,不过是多一点的公共服务而已。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是理性的经济动物,自然会选择更好的环境和机会,而公共资源的配置,却不是经由市场化之手配置,更多的是随着行政权力聚散,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那些弱势的城市和外来人口,经由行政之手被强行付出后,却一再被排斥在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是更大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