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内容是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就是反对中国古代文化、西方文化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文化。目的是清除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割断中国人和传统文化的联系，把“炎黄子孙”变成“马列儿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专政，就得先搞“革命”排除异已；“文化领域的专政”也不例外。1966年5月16日，他发出了“文化革命”的通知，由于“封、资、修”有些深奥、不利于推广，1966年8月下达《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旧”替代了“封、资、修”，明确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四旧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按照部署，从1966年6月开始，全国所有的大学和中学停课搞“文化革命”，让学生们外出串联，可以白住白吃白坐车。年轻人阅历少、胆子大，最容易被欺骗而作恶行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以串联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鼓励他们武斗。当天，红卫兵把北京一零一中学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从第二天开始，红卫兵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电台播报了红卫兵在北京的“伟大功勋”。次日，人民日报对此发表了社论《好得很！》，全国各大均以头版头条报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8月31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又分七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用“个人崇拜”迷惑、鼓动学生投身文革。随即红卫兵成为文革先锋，文革之风迅速刮遍全国。随着不断开会、下达鼓动文革的文件，越来越多的民众被带动，参与了这场运动。青年们头脑发热，以为“世界是他们的”，在文革中铸成大错。毛泽东达到目地后，1968年底，就把他们扔到山沟里“上山下乡”，连死活都没人管了。
“文化革命”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成为中华文化旷古未闻之浩劫，对文化的摧毁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佛教、道教和儒教是存在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而藏传佛教和回教则在边疆地区流传甚广。中国人的很多道德观念和做人的准则都来源于这些文化，比如来自佛家的善恶有报、儒家的尊老爱幼等都深入民心。文革中对传统信仰的破除，导致人们无从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了。现在如果有人信神，在中国多半会被视为异类。
毛泽东一掌权，就开始在全国拆庙庵、赶僧尼。如浙江建德县，“1949年有寺55座，庵51座。……建政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1966年的“文化革命”，给尚存的佛道胜地带来了灭顶之灾。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千尊琉璃浮雕佛像，使之部份损毁；但红卫兵的作为更甚于八国联军：万寿山顶幸存未毁而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位于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相传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在“破四旧”中，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砸了辽代的泥塑十八罗汉和稀世之宝玉马，焚烧了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1966年9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五台山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将289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湖南衡山县长得知红卫兵要去南岳衡山“破四旧”，抢先赶到并跪在山下，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那位县长被活活气死；唐代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嘱咐浙江湖州一个寺院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900多年来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出它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而建造时间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这尊铁观音，都未成功。后来“批孔”时，一个青年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后装上去的，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
宋朝末年，蒙古人打到四川，宋人在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会合处建了钓鱼城，作为全川防御中心。钓鱼城千佛岩上两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文革中全部被毁。高近七十米的四川乐山大佛，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去砸，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四川甚邡县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来古柏参天。1951年，古柏悉数被砍去做枕木。及至“破四旧”，“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所藏经书全部收缴，殿内器具无存，寺宅为之一空。”甚邡县慧剑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文革中这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北魏时期修建的天台寺，位于山西代县远离县城的山沟里。“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珍贵的塑像和壁画一扫而空。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建于唐代的太阴寺内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
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1934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湖北新洲县建于唐朝初年占地百亩的报恩寺被毁。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1966年。惟寺内的大钟重达六吨，红卫兵欲破不成，方得幸存，是中国现有最大的古钟之一。位于陕西干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山东济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坏。福建省南平市的明翠阁始建于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东南亚各国，一边募缘，一边博览各国寺庙建筑，归来后将该阁修得独具一格。时隔仅二十年，这座名阁就被毁殆尽了。后在八十年代重修。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后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旧”中被毁，八十年代海外华人捐款重修。
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红卫兵捣毁塔身罗汉浮雕八尊，塔内壁画二十四幅，佛像七尊。”哈尔滨尼古拉大教堂的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部毁之一旦。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并着《道德经》的楼观台。楼观台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和道观。文革中楼观台等古迹被毁坏，道士们全都被迫离开。山东崂山是道家圣地。崂山上的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中“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孔子传授的“仁、义、礼、智、信”，被中国历代明君所推崇。毛泽东坐了天下，文革前孔庙已属被破之列。江西崇义县孔庙由明代儒学家王阳明倡导修建，占地长40丈、宽29丈。后人在庙东侧修建了王文成公祠。因王阳明平定过福建、江西的农民暴乱，被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认为是“反动派”，孔庙和王文成公祠在1964年就被平毁。及至文革，1966年11月12日，“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随后，北京学生谭厚兰带领红卫兵们捣毁了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占地327亩的孔庙、24亩的孔府和300余亩的孔林（孔氏墓园），将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球一般地踢来踢去，对孔子后人曝尸批判。他们在孔庙、孔府和孔林“共毁坏文物6千余件，烧毁古书2700百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安徽霍邱县孔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像、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艺术品。房饰、浮雕在文革中统统被砸毁。吉林市孔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后历时5年方修复。
藏传佛教和回教都是对神的信仰，“文化专政”是容不下的。1958年，就捕杀了青海“为民族、保宗教”的藏民，“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约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1959年，又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佛像、烧经书。文革期间，“文化专政”对西藏的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1966年8月，“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8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万人大会斗班禅，会中强迫他吃屎。
西藏觉拉寺有藏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如今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有1200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新疆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上千佛洞内的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20世纪初俄、英、德国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珍藏在博物馆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存心让壁画成为废物：将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用黄泥水把壁画涂死。1966年8月，宁夏自治区奉命大拆清真寺，海原县仅4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67座、庙宇17座。回族不吃猪肉的传统被指为“四旧”，为了迫使回民养成吃猪肉的习惯，青海省命令回民和清真寺养猪，还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清真寺也有交购指标。
“文化专政”还大肆毁坏中华文明古迹。湖南武冈县有个9百年前砖砌的斜塔，该塔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不仅比意大利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文革中被一百公斤烈性炸药轰倒了。被《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的江西崇义县文峰塔被拆毁。山东莱阳县高约25米的文笔峰塔被拆除。安徽褒禅山上的大小二塔被炸毁。河南省延津县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1966年“毁于红卫兵之手。”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浙江省临海县的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们，把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亭台楼阁上的人物画全部用白漆覆盖。
“文化专政”使得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这里的关帝庙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一件艺术珍品。“破四旧”中，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被砸成了碎石块，扔进了臭水坑。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份被毁。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都被红卫兵肆意毁坏。
马克思的传人不是“龙的传人”，因此龙成了“四旧”。河南安阳县明代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有一眼“龙井”，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因有凤凰浮雕而被毁。浙江建德县把商标上有龙、凤图案的商品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戏装道具中多有龙凤，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焚烧戏装之风刮遍全国。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把龙袍戏衣、凤冠、玉带、朝靴等戏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了个一干二净。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绝大部份被毁。
1966年10月，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
“文化专政”甚至还使文人遗迹蒙难。东晋书圣王羲之曾作《兰亭集序》，1600年间去浙江绍兴瞻仰兰亭的人从未间断。因王羲之做过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文革中墓地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毁坏。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400年来完好如初，1955年屋主将它捐给国家；徐氏一生除做过浙闽总督的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不曾当过官，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被砸碎。宋代文豪欧阳修，在安徽滁县的醉翁亭写了名篇《醉翁亭记》，由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不仅将碑砸倒，还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山东人挖了《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墓。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场。
文革中，全国共有约1千万户人家被抄。其中北京市有11万4千多户；上海市“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在僻远的云南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就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抄家落实到了农村公社，江苏江宁县禄口公社有308户被抄。每家的藏书、字画、工艺品都被销毁殆尽。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喜欢藏书，他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1966年，一个中学征用他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近万册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北京知名学者梁漱溟文革后回忆：“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红学家俞平伯自1950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搜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红楼梦》的研究资料。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接着，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几书架的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烧成了灰。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字画，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国画家几乎都是“牛鬼蛇神”。红卫兵将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的画室砸得一塌糊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70多方齐白石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能活着进“牛棚”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都做了屈死鬼。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其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被中国政府作为国宝赠送印尼总统苏加诺；他花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各地古版画，文革中被烧了个一干二净。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全部被砸毁。他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焚书烧画，县城也不例外。在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5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
国境边陲也没能幸免。在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与老挝为邻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大展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把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
藏族英雄格萨尔降妖伏魔、统一岭国的事迹，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中，《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被斗争、禁止说唱，手抄本被没收销毁。岭国寺里，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部被毁。文革前，青海省文联已经把藏文的《格萨尔王传》编译了八百万字，但尚未出版。文革中这些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三十四本译好的文稿全部被送进造纸厂。江格尔是蒙古族人的英雄，《江格尔传》在蒙古族人中以说唱的形式流传了几千年。文革中《江格尔传》中被抄尽，说唱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文革中，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被划为“砸烂单位”。1972年，民研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京剧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定居北京已四代，1956年他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已去世五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河南修武县有个年近七旬的老兽医李荫香，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文革中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都被付之一炬。李老气得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日本同行推崇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1966年春，胡道静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未及出版，文革中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做过红军总政宣传部长的潘汉年，从1955年开始，他共经历了16年的牢狱生涯；文革之初，潘汉年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审讯者说那是“变天帐”，把他的文稿全部烧光。曾在国民政府任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被抄走。上面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事，文稿就此消失。文革中，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
“文化专政”中，清除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改名字席卷全国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元老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他佩戴了红卫兵袖章。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她遂改名为宋要武，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江青给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叫“一撮毛”的土匪，江青从“毛”字联想到毛泽东，给“一撮毛”改名为“野狼嚎”。上海有个人以前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似在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全厂日批夜斗他，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叫“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敬仰毛泽东”。
“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绸布，还有乾隆题字的饭馆“都一处”，店名都属“封”；“亨得利”眼镜店是“资”。红兵们把这些门匾全部卸下、送进柴火堆。余元芳在上海开了著名的“波纬”服装店，周恩来在那里裁制过七套西服。“波”意为宁波，不忘老家；“纬”表示行业，因服装由纵线和横线缝制而成。红卫兵认为店名是“资”，改成“红都”；抄了店、将余元芳押送回老家。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学说，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文革中被改成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北京苏州着着小学张贴《紧急通知》：“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着着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杀而死。
长辫子有古人遗风。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全部强行剪掉。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人士回国访回，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外交部长陈毅接见他们时，反而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宁夏自治区副主席黄治中一尺余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因被认为是“四旧”，只得忍痛割爱。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在市面销声匿迹。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都被扔进了垃圾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了天津“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型’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号召外交部全体人员“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驻外使馆也进行了“破四旧”，出席宴会时，外交人员不准穿西装、旗袍，坐进口小汽车。驻埃及大使馆“大使官邸院子里有二十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腊女神像”，一夜之间被使馆人员砸碎，“开罗报纸还就此发表了几条消息。”少数民族服饰也是“四旧”。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被列为‘四旧’没收。“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
毛泽东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1966年上半年，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周恩来回家后，立即将两间花房的花送到了植物园。朱德养植了一些兰花。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兰花，便将剩下的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原本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南区的一个楼，花圃得已保留；而北区的花草就被革了命。
长春很多人养植君子兰，文革中被命令拔掉、毁成泥。少数人悄悄将君子兰藏于下水道、废品库、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才没有绝种。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种的名贵兰草，文革中全部被毁。不仅观赏花木遭劫，种树也有罪。杭州望江山疗养院，到处是浓密的树荫。院长因此被指为不爱革命的“种树院长”、关押批斗致死。……
如今，文革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难以恢复的，已经使中国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文明倒退。尽管官媒为此进行了辩解，但这样全方位、系统的破坏罪行，是无法因狡辩而推卸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