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忽然进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这一事件像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一样，闹得石破天惊，搞得舆论沸沸扬扬，不仅美方首先证实，而且，中国外交部也慎重回应，与重庆地方媒体说辞“休假式治疗”不同的是，北京最高层的说法是“正在接受调查”，看开，薄熙来想把王副市长搞成“神经病”，中南海想让它暂时成为“孤立事件”，但它们众口一词的是，都不再称他是“同志”，只使用了“副市长”职称，也就是说，他私闯美领馆的事件，已是敌我矛盾，性质是叛国投敌无疑，那么，正当打黑声浪不绝如缕之时，正值习近平访美前夕，薄熙来的爱将之一王立军为什么忽然从人生事业的顶峰坠落，由“打黑英雄”成为叛国狗熊，由薄熙来左右助手，而成了他反目为仇的政敌？
薄熙来“以己划线”
毫无疑问，薄熙来是中国政坛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八十年代初，他由北京下派大连小县金州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学习李向南是表象，他争得上位是实质，由于那时在位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比较正派，非此深入基层，薄熙来别想接过他家父薄一波的权力，因此，在金县四年，他还吃了不少苦，也做了一点有益的事，但他毕竟是在宫廷的刀光剑影里长大的，又经离了最黑暗的牢狱之灾，所以，他精于权术，长于阴谋，性情强硬而张扬，随着后来权利的上升，他政治手腕历练的炉火纯青，步步高调，众人瞩目，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的所谓“失”是对人的失察。
为了逐步上位，他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死党，不过，与其北大和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学历不同的是，他重用的大连人，除了夏德仁之外，几乎都是文盲，比如，市委秘书长孙世菊是金县的“老大嫂”，公安局长孙广田是三十里堡的“马车夫”，安全局党委书记车克民是厨师，司机，才初中文化，大概税务局长刘宪茹算是文化人吧，那时经常给我所在的《大连日报》副刊写稿，有点文采，但也没有正宗的大学文凭，等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对薄熙来忠心耿耿，言听计从，这就揭秘了一个热心政治的中共官员的内心世界︰你没水平和能力，我不在乎，但你必得无条件地顺从我，这个用人标准早就给薄熙来的政治前程投下巨大的阴影，也预示着他不祥的未来。
与此同时，他还暴露了另一种人格缺欠︰以己划线，无法无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上述追随者不同的是，有许多辽宁人对其施政缺失并不满意，如果是其他官员，对异己不予提拔重用，也就如此，但薄熙来吃生米，出手重，他把所有反对他的人，列出名单，寻找瑕疵，尽最大的努力，操控公检法，把他们投入监狱，于是，他的马仔们就成了徇私枉法的一群无所不用其极的基层官员。一方面用媒体虚构自己的高大形象，愚弄老百姓；另一方面，用专政工具，排斥异己，打击政敌，压制不同意见，把司法当儿戏。他最需要的人就是车克民和王立军那样的文盲，薄熙来认为他们听话。就这样，历史为薄熙来和王立军提供了缘分和舞台。
王立军找到靠山
与车克民不同的是，薄熙来是在自己官职处于上升时期与王立军认识的，反过来说，王立军是在困境里寻找靠山时，把崇敬的目光转移到辽宁省长薄熙来身上的，这就为日后决裂埋下了伏笔，当时，薄熙来在辽宁通过精心运作的所谓“慕马大案”，剑指省委书记闻世震，他反贪打黑是忽悠老百姓的幌子，实际上是靠江泽民的势力，选择性执法，在辽宁省排斥异已，扫除环绕闻世震和张国光的嫡系，紧盯封疆大吏的官职，所以，与在大连先抓捕中级人民法员副院长刘晓滨一样，他下令抓捕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田凤岐，之所以不抓“一把手”，是因为，他要让法院敞开大门，把反对他或不顺从他的官员及企业老板随后进入大牢。此后的“刘涌案”不过是整肃一些官员的棋子，“慕马案”不过是岗位更新，人事更迭的重要一环，由张国光等人扳倒闻世震才是大戏的高潮，薄熙来梦寐以求，急需新的马仔和打手，就是这个时候，王立军进入了薄熙来的视线。
只要打开王立军的个人简历，就可以看出，他和车克民一样，基本上是一个文盲，他是蒙古族，有点草莽英雄的血性，用东北人的土话讲“飙乎乎”的，没什么思想和文化，但社会经历不少，人生阅历不浅，他七十年代当过知青，当过兵，做过林业局和商业局的职员，1984年才当上了县级铁法市的一个小民警，为了爬上派出所副所长的位置，他不得不和原铁岭市司法局局长王立洲拉关系，还令人肉麻地拜他为“干爹”，正如后来他把薄熙来称为“大哥”一样，就是在王立洲的力助下，他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终于登上了晓南和大明派出所所长以及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但后来，随着权利的上升，由于种种原因，与“干爹”王立洲反目为仇，互相指责控告，闹到了两级法庭，再加上扑朔迷离的“三轮车夫张贵成状告王立军事件”，连《中国青年报》都来凑热闹，把这个以铁岭“打黑”出名的警察，搞得灰头土脸，险些坐牢。
但是，长于权谋的薄熙来，总是比其他官员敢干，和有一点点远见，他需要王立军这样敢打敢拼的人，为日后所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王立军的案件倍受争议，开原县的一个平头老百姓之所以敢告王局长，就因为他是站在理上的，这个铁岭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不必重复，读者可以品读《王力成的博客》，我要说的是，民告官，民有理，但王立军赢了，就是因为薄熙来等辽宁官员，后来为他讲了好话，从此，“草莽英雄”一头扑到了野心家的怀抱，于是，薄熙来在辽宁搞反贪打黑曾重用了王立军，据说，他谁也信不过，就把刘涌交给王立军亲自关押，辽宁新闻界消息人士说，薄熙来由于胡温联手阻击，再加上闻世震没什么腐败问题，使薄熙来功亏一溃，他没有爬上省委书记的高位，但却发现了王立军这个难得的人才。
早莽英雄与失利官员的野心纠葛
如果没有薄熙来，王立军充其量不过是辽宁省锦州市的一个副厅级小官僚，以前，他在铁岭打黑的内幕，我曾在一篇旧作里说过，是在李鹏和地方官员的力挺下搞的，它的致命弱点在于，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一是为了争权夺利，二是参与了官员的内斗，不论是在铁岭，还是盘锦和锦州，他都留下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由于抓捕“黑社会”是为了挖出对立派官员，即保护伞，所以，弄虚作假，刑讯逼供，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致徇私枉法，是大量存在的，所以，受迫害和冤枉的人一直在告他，但王立军找到了比“干爹”还大的“大哥”薄熙来，自然满不在乎，同时，“高压维稳”的统治心态，也使司法部门对其视而不见。这助长了王立军执法乱法的野心和恶行。
据辽宁新闻界朋友披露，早在2001年，他们相识时，就有相见恨晚的奇妙感觉，薄熙来是一个永不言败的人，他绝对不甘心居于闻世震之下，绕过辽宁首席的官位，取道国家商务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薄熙来过高地估量了自己的实力，2007年，家父薄一波死后，他还笼罩在娇生惯养的阴影里，以自己的资历和人脉关系，胡作非为，积怨太深，没有进一步上升，却以政治局最末一把交椅的身份，下派重庆，而王立军看不透这些，或许同样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用处，故期待于薄熙来。
显然，被胡温联手挤下山城的薄熙来，是一个做事没有底线，不按照常规出牌的官员，他正好找到了同僚和政敌的软肋︰前任官员汪洋是他的眼中钉，贺国强是其肉中刺，抵消中纪委对其调查的唯一办法，就是挖他们的祖坟，在重庆搞运动，于是，在谷开来等人的精心策划下，薄熙来决定“唱红打黑”，与其在大连提出的“北方香港”口号不同的是，那时，是把城市吹起来，把土地价格炒起来，以便谷开来以律师事务所名义，海外招商敛财，大肆赚钱；现在呢，是利用重庆老百姓仇富仇官的心理，针对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唱傻愚民，唤醒暴力革命的意识，搞乱中国，以便乱中求上，而“打黑”就是抢钱买官，找到拉拢和收买海内外媒体的经济源泉，进而保住在辽宁已得的物质利益。
无疑地，对一个年已花甲的地方大员来说，前有胡温联手，习李挡道，后有辽宁冤民控告，海外媒体围剿，薄熙来不进则退，退了则死，因此，他必得赌一把，而王立军成了政治赌徒薄熙来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2008年，他把“打黑英雄”从锦州调到了重庆，并委以重任，先是副局，后是正局，接着又当上了副市长，用“三级跳”来形容并不为过，薄熙来打破组织程序，敢于用人，的确不同凡响，但可惜用的是无法无天的坏人。俗话讲，王八看绿豆，对眼了。他们真是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王立军认为自己政治生命的阳春来了，感恩戴德之余，不计手段，肆意妄为，从东北调集了数十人，取代了公安局的所有中上层领导岗位，这些原本职低言微的人，也同样抱着对王立军感恩蛮干的心里，奉薄熙来旨意，砸烂了公检法，成立270个专案组，抽调7000多人，寻找了一千多个“打黑基地”，实际上就是现代版的“渣滓洞”，续写了新的《红岩》，其肆无忌惮，徇私枉法，罗织罪名，把贺国强和汪洋的旧班底全部搞成了“保护伞”，把与对立派官员关系密切或自己不得意的民企，全部打成了黑社会，在一个2300万人口的城市里，竟包装出了533个“黑社会”组织，数以万计的人被捕，数以千计的人被判刑，数以百计的人被判极刑和重刑，数以10万计的人四处逃亡，这不仅造成运动式打黑“黑打”，破坏了已有的司法程序，使冤狱遍地，逃犯成群，而且，基本上全部摧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成果，引起了蔓延全国的“跑路”潮。
当然，被抓捕的官员和企业老板中，不能说都是冤假错案，比如，文强的确是一个贪官，但他从“双规”到判死才11个月，而且，不遵守已有的“异地审判”的原则，这对中国法制的破坏是巨大的，而王立军成了为“人治”，不是为“法治”服务的杀人工具，所以，文强临死前大肆报道王立军与其交谈的新闻，正如抹黑文强的弟媳谢才萍有28个“二爷”一样，是别有用心的，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后可能提供给美国人的情报中，就有这段录音和文字，假如中南海的高层把薄王切割，不动薄熙来，就足证此事。否则，王立军与一个前任官员临终前的秘谈，为什么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如果薄熙来已把文强的口供材料，通过薄瓜瓜放在了美国，并扬言最后关头，愿意鱼死网破，那么，结局会是如何呢？
正因为王立军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太知道了薄熙来心狠手辣，太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所以，当群众的举报和铁岭公安腐败案牵扯到王时，他没有别的去处，薄熙来为了自保，像丢弃嚼烂了的口香糖一样，抓捕了跟随王立军的一批弟兄，这些死党仰仗着王局长的遮荫，不可一世，曾借打黑“黑打”，大肆捞钱，现在，身陷囹圄，同样被刑讯逼供，而且，王立军也被撤职，安排了一个闲职，这使王的性格中原有的反目为仇的老毛病卷土重来，过去是“干爹”王立洲，如今是“大哥”薄熙来，既然“大哥”不够朋友，背信弃义，那么，蒙古族的东北汉子走极端就不足为奇了。
自私和狂妄是他们反目为仇的总根源
纵观王立军与薄熙来的“二人转”，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官员，特别是手里掌控公检法司大权的领导干部，为了个人私利和小命，就能做出任何正常人难以想象的事，也许，在叛逃的最后一刻，王立军反省了以往，过去薄熙来等人帮他文过饰非，摆平了“人力车夫事件”，当时误认为是帮了自己，实际上是害了终生，当官员得势之时乱法之际，就为日后为法所制而埋下了定时炸弹，王想，我为你两肋插刀，指鹿为马，不仅虚构了3，19枪击案，而且把樊奇杭屈打成招，送上刑场，还把李庄冤屈下狱，把李俊追逃远离了中国，等等，这些冤案的责任，薄熙来都会推到他身上。如何是好？上告吧？没有直达中央的正常徒途径；公开发表吧？没有言论自由，连出行都得躲过50万个摄像头，而如果被整肃，薄熙来必得像对待乌小青一样，秘密杀害他，所不同的，可能编个打黑英雄续集故事，把一面党旗盖在他的身上。
因此，对他自私和保命来说，唯一的选择是跑进美国领事馆，这样进退都有活路，“进”可得到政治庇护，“退”可把事闹大，政府把他交到国安部手中。前者的考虑说明他是文盲，别看其有东北财大的工商硕士文凭，那是薄熙来一个电话，他花了28万元买的；别看有几十项发明专利，那是掠人之美，巧取豪夺的。他一点都不懂《国际法》，也不在乎美国人嘲笑他；后者足证他和薄熙来一样，自私而贪婪权利和生命，别看他们在表面上讲得多么美妙好听，到了关键时刻，一定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卖国贼。
与此同时，燃烧他们理智的还有狂妄，薄熙来依仗其父的荫庇，上个世纪，从大连开始，就制造了数以百起的冤假错案，数以千计的人蒙受了不幸和痛苦，到了重庆更是把罪恶发挥到极致，使数以万计的人感受了不安和困惑；而王立军呢，追随着官员的脚步，也从上个世纪开始胡作非为，直到山城，一言九鼎，横行霸道，先是去年国庆节，把装甲车开到马路上和商业街，恐吓自己的子民；后是黄奇帆带队，在2月7日，把70多辆警车和几辆装甲车，开到了成都市区，恐吓美国人和自己的同僚，险些警武冲突，发生政变，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少有的怪事。
由此可见，王立军发明的警花“红雨衣”的鲜血已经溅到自己身上，他曾津津乐道的装甲车围困了自己，他培养的身穿新警服的同事追到了眼前，他亲自签字购置的警车，挡住了自己的仕途，他过去编造了多起正常人是“精神病”的故事，现在，他成了其中的新主角，薄熙来想让他“休假式治疗”，等等，看来，不论是自私，还是狂妄，都是毁掉官员，害人害己的根源。王立军的故事完了，薄熙来还在继续表演，但正如林彪外逃，毛泽东还活了6年一样，他们的信誉已经崩溃，“重庆模式”已经破产，中国人从中吸取教训，或许还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