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示：有一个时期，百货公司售货，要先问顾客出身，如果是贫下中农，工人阶级，解放军战士，革命学生就卖，如果四类分子则不卖。医院更进一步，如果是四类分子看病，不但不给看，还要叫他滚出去。
我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经历了文化在革命的全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报纸上称之为“十年浩劫”，中央也提出彻底否定文革。这是符合民心的，是十分确切的定义。我且不说浩劫，只来说说文革中许多怪事。有些事互相交叉，所以没有按时间顺序来讲，只能想到哪里就说到那里。
文革前夕，因姚文元一文《新评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了关于清官和贪官的讨论。持肯定者认为，古代清官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历的进步，例如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疏浚河道，筑堤西湖，实为杭州人民造福。林则徐禁烟，是个大善举。海瑞为民请命，对受害百姓有利；持否定者认为，清官起了麻酸人民的坏作用，有利于延续封建统治，清官比贪官更坏。这一说悖论惹恼了清官论者，因而学术性的争论持续很久。到了1967年，《红旗》杂志登出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说到“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七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经历过“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而仍然有些天真蒙懂的知识分子才知又上当了。清官贪官的讨论也突然停止。后来从一位持清官论者的同事了解到，他因持清官论进了班房。
1966年下半年起，时兴背诵林彪倡编的《毛主席语录》，单位有的人先是背诵简短的几条常学的语录，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有些人则在学习会上表态，要背完《毛主席语录》，要背“老三篇”，要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的居然提出来要背《毛泽东选集》四卷。
各新华书店受命大力发行《毛主席语录》，要人手一册，语录开始是红色封面的大本书，以后很快改为红色塑皮的袖珍本。各单也用公款为每个职工购买一本，语录很快便饱和了。但政府部门还要搞造势，让新华书店早上六点便开门，门外也由各单位安排的人员排起了长队，形成群众抢购语录的风潮，景象被摄影后由宣传部门大力报导。单位要求每个职工都要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我外婆是城市居民，不识字，儿子刚患重病去世，没有了生活来源，十分困难！但居民小组长一定要她买一本袖珍红塑料封面的《毛泽东选集》，每本3元。组里凡不识字的人买的书，便全由居民小组长集中到她家里，摆在原先的神龛上，神龛上还有毛泽东像。每当居民小组召开学习会时，居民都集中到她家，先对着神龛上的毛泽东像和选集鞠躬敬礼，而后再读“毛主席著作”。文革时期十分提倡学“毛著”，也涌现了许多学习积极分子。有的人因常常被评为学“毛著”积极分子，《毛泽东选集》奖了8套，家里放不下，便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收购站居然也敢按废品收下了。
受公社指派，农村墟集的要道口摆上桌椅，架上黑板拦路，由老师带着一批小学生把守。要求每个进墟场的农民都要背一条语录，不能背诵的则要读出黑板上的语录，否则不许进入。多数农民没有文化，不能背不能读，于是被死死拦住，有的农民只好另寻通道，不幸也被尽责的小学生抓住不放。最后只得挑着担子打道回到老远的农家。不久又时兴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无限”，县里的文化馆被改为“献忠馆”，许多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利用上班或业余时间制作了许多献忠品，这些献忠心品大多数是画，画面有闪着金光的毛泽东头像，也有在毛主席的阳光普照下，一片禾苗或葵花在茁壮生长。制作有金纸、红纸剪贴、粘色沙、石膏塑、刺绣、各种材料拼图。不久又时兴“红海洋”，于是大街上的空墙头都刷上了红油漆，又用金黄漆写上毛泽东语录，少数是林彪的语录。继而在更大的空墙上或另竖大牌画上了毛泽东巨幅画，最多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并肩站在天安门楼上的画。一些单位在建房时还要设计留出显要部位以便画领袖像。这些“红海洋”先期主要在城市大道边，后来发展到小巷、农村、长途公路两侧或山头，不管什么墙面，只要能写语录的地方都写上了。比较整齐的厕所墙头上也有。因为用的都是漆，开销不少，但当时提倡讲政治，不讲经济，故不在乎。
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常常有“最新指示”，明明第二天就要见报。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是要在当晚深夜用“记录速度”向全国播报，还一字一句念出标点。各单位也连忙派人准备纸笔，一字一个标点都认真记下来，随后就用大红纸抄好，抬到街上游行一圈，称为“报喜”。上街报喜的队伍很多，争先恐后，有时还放鞭炮，把一个城市的夜晚搅得好不热闹，睡熟的小孩也吵醒了。开始好些人上来围观，后来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林彪913事件后，不知何故，“最新指示”少了。
文革中一时又时行“早请示，晚汇报。”很多企事业单位在正墙处贴着毛泽东像，大家上班工作前先在像下围成半圆，先唱颂扬毛泽东的红歌，后对毛泽东像喊祝词，再读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鞠三下躬，算是仪式结束。“有问题的人”则后一步，他们走到毛泽东像前要低头哈腰，做仪式时称“早请罪，晚汇报”。他们要报上自己的罪名，表示悔改，重新做人，有的还跪下哭泣以表诚心改过。
一所党校，有四个人开会到深夜一点多，结束时四人仍然毕恭毕敬地起立，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唱了节奏较慢的《你是光辉的太阳，我们是葵花》。祝词也很齐全：“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继而是向毛泽东像鞠躬，念毛主席语录，四人一起念，毫不含糊。仪式用了近一个小时才结束，这样细的仪式在别处也曾见过，只是才四个人，又这么晚，倒是少见，忠心可嘉。《你是光辉的太阳，我们是葵花》这首歌现在少人提起，但在当时却时常有单位在开会时唱响，还要边唱边念曲子过门。墙上也多见红太阳照耀着葵花的画。红太阳只有毛泽东一人，而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是葵花，自然也包括了林彪、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等人了。这些人与他一起，出生入死为共产党打下江山，现在却成了在他的了光辉照耀下成长起来的一朵小葵花，岂不是乱伦了！
这些宗教仪式，既庸俗又影响工作生产，党中央是明知的，但并没有制止。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到韶山，看到许多朝圣者鞠躬念语录，有些不惯，问可不可不做这些，情况报到中央，回话只是说斯诺可免，没有说中国人可免。这一活动延续很长时间。以后社会分成两派，大打派仗时才自然消失。
文革中时兴戴毛主席像章，那都是送的，有时开一次会可以拿到好几个，朋友也会互送，革命串联时各个过路点都有发送，每个站还会为红卫兵准备的本本盖一个红印章以示纪念。每人都要带像章，以示对毛泽东的忠心爱戴。虽然有传说毛泽东有说过“还我飞机”，意思禁止大量用铝来制像章，但像章不见减少，反见增多，亦再无人过问。想想多造像章不会犯法，只会政治上多捞一票，何乐不为？
大家都经常看新闻电影，见毛泽东一人走在最前面，林彪稍后，周恩来等更靠后几步。除毛泽东外，每人手上一律举着红色小语录本，身上也都各有像章。经党可以听到“毛主席的他的新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这种说法。毛泽东像章图案各别，我曾见过一种，上方是毛泽东头像，下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人头像，他们都沐浴在毛泽东的阳光下。这也算一种乱伦。今天像章成了抢手的收藏品，这种极少的珍品，一定要身价百倍。类似的意味还有，一些单位挂伟人像，往往由毛泽东居中，两边四人分别是马、恩、列、斯，有人说很像古戏中专为主帅宣威喝道的四龙套。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眼见火车就要进站。忽然进来几个战士，肩上扛着幻灯机，迅速打开幻灯，墙上现出金光闪闪红太阳毛主席的像，音乐也响起来，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战士让大家起立，一齐唱。又让大家高呼万岁的中号。有的旅客有病也被叫起来。礼仪做完不久，火车便进站了，大家由是慌忙收拾东西上火车。后来长途汽车也来做类似的礼拜，除了唱毛泽东颂歌外，还要读几段《毛主席语录》才能开车。
为了“农业跨纲要”，“批判资本主义”，几百年不变的农村五天一墟习俗也几经周折。曾改为十天一墟，一个月一墟，又把各地墟集不同的时间安排全部限制在一天。有一个时期干脆把墟集取消，各公社派民兵把守要道，来一个赶走一个。这样一来，让一些小手工艺者、靠卖些农产品农用品的农户和小摊贩失去了重要的生活来源。城市也不允许自由买卖，那时没有城管，却由工商所、城市纠察队来管。许多农民进城卖自产的地瓜、薯芋、菜苗、土箕、锄头杆等全部被没收，秤杆被摔断，菜篮被踩扁，有的多回嘴几句还要挨打。主要道路多处设检查站，没收一切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的城管是不许随处摆摊买卖，文革的工商所是根本不允许买卖。
一个军工单位工人，把工厂节省下来的8连固本肥皂带回家，却因为拿不出证明而被没收，这次没收他的是公路上随处可见的检查站。工人只得自认倒霉。
有一个时期，百货公司售货，要先问顾客出身，如果是贫下中农，工人阶级，解放军战士，革命学生就卖，如果四类分子则不卖。医院更进一步，如果是四类分子看病，不但不给看，还要叫他滚出去。
不多久街上出现了许多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横扫一切”，贴标语，下勒令，随意冲击机关，擅闯民房，查抄“四旧”，收缴“四旧”，烧毁“四旧”，砸烂庙宇，烧损字画。刻有福寿字的桌椅、古瓷器、古香炉、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带龙头的二胡，有龙饰的手风琴、绸缎被面、老账本、老唱本、老式衫袍、老式用具、老工艺品……动不动就成了被没收、被烧毁的“四旧”。接下去是抓人游街。开始只是押着在大街上走，但很快就戴上了高帽，挂上了“黑牌”。从前只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读到，在电影《东方红》上偶然见到的高帽，此时却迅速流行起来，让人大饱眼福。做高帽的很有想像力，有狗头形、猪头形、牛头形、魔鬼形、戏曲园纱形、尖顶形，还在高帽上贴了黄绿白黑色的长纸条，对被戴帽人极尽丑化。黑牌一般用纸糊，但为了增加“杀伤力”，有的用桌面、小黑板，黑牌里塞上石块或铁块，再用粗糙绳子或细铁丝拴上，要直接挂到肉脖子上，在批斗会或游街时，“专政对象”稍“不老实”，就有人快速用力拖动黑牌，“专政对象”往往痛得哇哇叫，于是一切都认了，都招了，都“老实”了。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青年女子，被人脱得一丝不挂，脖子上拴一串破鞋，几个人押着她在大街上游转，围观人员尾随而行。这究竟算惩治还是在宣淫？
“破四旧”大游行时，尼姑、和尚也被强行游街示众，许多菩萨、经书被七颠八倒堆在敞天货车厢中跟着走，车上贴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标语。后来菩萨被烧被砸，尼姑和尚被同关一处，造反派得意忘形，勒令他们吃肉，结婚。一些单位的“牛鬼蛇神”被斗争完后，还要站到大街上示众，有的从上午站到晚上11点多。有的卫兵带着剪刀，专剪过往行人太窄的裤脚，留得太长，包得太大的头发。项链要取掉，太洋气的衣服要换掉，涂脂抹粉更不允许。只见人群非蓝即灰，非灰即黑，非黑即白，好不朴实。
不久中央号召红卫兵大串联，街上先是三三两两几个红卫兵，穿着父辈的旧军装，扛着红旗，步行朝北京方向走去，因为有红卫兵的“红司令”正在那里等着要接见他们，红卫兵串联很快就成蜂拥之势。开始许多人涌向革命圣地瑞金，井冈山，延安，南昌起义纪念馆，嘉兴南湖。他们一路打着背包步行，日夜兼程。红卫兵名目繁多，许多是以从毛泽东诗词中摘词起名的，有“千钧棒”、“万山红”、“驱虎豹”、“云水怒”、“风雷激”、“全无敌”……等等。串联路上到处可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恐慌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XXX！”的大字标语。沿途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的人必须通宵达旦煮饭烧菜，因为24小时随都有红卫兵到来。菜不太好，饭可吃饱。住的大部分是停课闹革命的学校，因为提倡“造反有理”，教室窗户几乎全被打坏，玻璃被砸，桌椅被拆，黑板当作床板。人多时打地铺，几十上百人睡一间，没人有意见。好些红卫兵向接待站借钱借粮票借寒衣。有的留真名，有的留假名。接待站稍不遂意便会被贴上“刁难站”的大字报，接待人有的还被斗。接待站的人来自各地公办招待所，有的是老师和学生。“有问题”的老师已被关押，接受批斗。“没问题的”老师派到接待站，也算体面了，但面对随时有“造反”瘾头的红卫兵，也须诚惶诚恐。有些地方挤进了几万人，引起食品无法供应，街上的清水煮海带卖到一元一碗。又引发了脑膜炎，还死了人。红卫兵煞有介事地开了追悼会。接待站给每人每餐一个大蒜头，算是防疫。井岗山被大雪封山，据说还出动了空军搞空投。
起初每到一地，大家忙上大街抄录大字报，收集红卫兵战报。参加各地的批斗会。好事的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冲到换批人面前踢脚甩巴掌。但见沿途各地的一、二把手都成了“走资派”被打倒，标语用扫把沾石灰写在要道，字面占满大街。后来红卫兵悄悄改变了串联方向，走到天山、乌鲁木齐、西双版纳、哈尔滨、海南岛、杭州西湖、无锡太湖、苏州、成都、重庆、云南、广州、广西石林、大连、连云港等一些风景很好的地方去串联。也不再积极抄大字报了。有的红卫兵说北京就去了八次。西双版纳去了两次。因为只要带了红卫兵袖章，坐火车、汽车不要钱。火车无法按时开，因为铁轨上站着红卫兵，车窗上塞着红卫兵，厕所里挤满了红卫兵，驾驶台上趴着红卫兵。没有他们同意休想走车。车上水泄不通，女知青要小便只能叫女伴围成一圈，蹲下就拉。大便只好忍着。可能中央也感到有些不对头，于是提出“打回老家闹革命！”要“抓获革命，促生产。”但玩野了的红卫兵们，如脱缰野马，一时难以收缰，有的一批批继续前进。
串联中也碰到过滑稽的场面，在江西，见到过戴高帽的人走在队伍最前面，昂首挺胸，领头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后边人群跟着喊。在杭州，著名的古刹灵隐大雄宝殿被封，透过窗棂，看到正殿24米高的释迦牟尼像上贴了“砸烂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标语。虎跑的经幢被扳倒，一些殿堂改为竹艺工场。杭州西湖一片萧索，但仍有人游湖。白堤上有青年人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一边散发红卫兵战报，其中有一张上面登了叶剑英说毛泽东可以活150岁的话。有人不满说，明明是万岁，怎说150岁？在上海，红卫兵排起了长龙，为的是要在英国人造的国际饭店下留个影。（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