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薄熙来“打黑”干将王立军“闯入美馆”，已经成为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的爆炸性事件，但国内官方媒体却谨言慎报，甚至沉默无语。2012年2月17日，南华早报《大中华闻摘》文章称：一个多星期前，内地一名高官在北京和朋友吃饭时收到一条不寻常的手机短信，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左膀右臂王立军向中纪委发了一封署名信，历数薄熙来种种违规行径。2月2日重庆市政府宣布，免去王立军的公安局局长职务，但仍担任副市长，负责较次要的职责。据知情人士透露，收到短信的未具名高官表示：事情不好了。
网络上各种疑问、猜想铺天盖地
无疑，王立军身为重庆公安局长、副部级干部，深知中共高层斗争内幕，当他在被薄熙来要“休假”之际，第一时间逃亡美国领馆，向国际社会投放了一枚等待引爆的重量级炸弹。
正是因为“王立军事件”高度敏感且扑朔迷离，网络上各种疑问、猜想铺天盖地。眼下，中共“十八大”权力重新洗牌在即，党内思想交锋，权力博弈，利益纷争，暗盘交易，诡秘多变，本来就令中外舆论悬念叠起，眼花缭乱，现在又突发了如此踢爆媒体的震惊事件，更拉开了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惊险而刺激的情节序幕。这就为海外媒体广泛爆料、爆炒“王立军事件”给足了动力与想象空间，以至于被媒体舆论界普遍称之为“重庆事件是引爆中共政权分裂的前奏”。国内官媒越是封锁，海外各媒体越是报料，刺激性新闻一个比一个更具震撼力！
据海外广泛引用的《博讯网》消息，王立军毫无保留地向调查组和盘托出了自己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初衷和目的，以及滞留期间与美国领事官员的全部谈话内容，并交代了自己曾委托美国领事馆保护事先制作好的一份光碟证据。不少海外媒体爆料，随着王立军去美领馆揭开重庆事件的序幕展开，中南海9常委全部都戏剧性地卷入其中。由于大量机密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美国成为中共未来走势的关键，因此有舆论称：中共最高层权力机构已经成为“9+1”，奥巴马成为第十名“中共政治局常委”。
而香港《苹果日报》则引用消息指称，政治局9常委“一致同意”成立专案组对薄熙来立案调查，专案组成员包括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还有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胡、温是通过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胡锦涛的亲信设局，策划了整个打掉王立军和薄熙来的重庆事件。更有爆料称：温家宝已经提出审判薄熙来了。以上各种消息显然相互矛盾，缺乏逻辑联系与证据支持，因此可信度不高。
两个绕不开的“维稳”战略选择
2月14日，香港《明报》援引未具名消息来源指称，中共高层将“王立军事件”定为涉及“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接着国内民间网传王立军“滞留”美国总领馆事件，将以精神障碍定性落幕。有中国民众称：“王极有可能是被精神病了。”
本文认为，“王立军事件”应与原铁岭市公安局局长谷凤杰落马有关，但王立军“滞留”美国总领馆背后的真相之谜，一时还没有足够的可靠信息予以破解。这个对当下中国政局隐含很强杀伤力的突发性事件，呈现在中共最高决策层面，首先有两个绕不开但却关乎他们“维稳”大局的战略性选择必须作出：一是要不要将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进行切割；二是要不要对重庆“唱红打黑”予以否定。
要对上述两个问题给出答案，首先必须熟知当今中国党内的政治风向与权力生态。记得2009年在中共建制60年庆典游行中，曾出现了一个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标准像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颇具中南海政治风向左转的象征意义，为这些年来中共主流统治意识不断向民众灌输“红色记忆”作出了注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有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整肃律师，掀起一股波及全国的倒退逆流，至今不能被有效叫停。
去年4月23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时特别强调：内地的改革所遇到困难，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但中南海当政者却面对党内外要求民主变革呼声的压力，开始强化坚持“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的主流统治意识，明确与温家宝所代表的党内中间偏右声音拉开了距离，开始将邓小平1992年发出的“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南巡讲话，偷换为“警惕左，但主要是防右”。在这种背景下，温家宝尽管多次提及邓“不改革死路一条”名言，但却鲜见触及“主要是防左”的邓小平遗嘱。这充分力证了，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已经从上台初始提出“以人为本”，脚踏中道，左右调和，开始明显向左摆动。正是在这种中南海转向的大背景下，才能为重庆的毛左势力兴风作浪提供肥沃的土壤与红色的舞台。
近年来，中共宣传部绞尽脑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全民洗脑；最高级别意识形态杂志《求是》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编辑部集体署名文章，大批特批普世价值，剑指党内偏右声音。不仅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与委员刘云山在意识形态、新闻出版等领域与薄熙来大肆呼应，胡锦涛也有意借助于左的造势牵制党内右化倾向，达到“十八大”主要“防右”的目的。去年10月18日，胡锦涛主持党中央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用红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管控、扼制文化自由；今年元旦，胡锦涛在《求是》杂志公开发表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稿再次强调，“要警惕国际敌对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都是很好的佐证。
而太子党左派势力代表薄熙来，则更不仅仅满足于被利用，他要在胡党中央支撑的向左政治空间中，利用红色政治资源和民粹主义，为抬升其权力地位标新立异。由此可见，胡、薄实质上是在互相利用。本文认为，海外舆论更多地看重了党内的纷争，而很少关注他们对共同利益的攻守同盟。薄熙来“唱红”不仅与胡锦涛大搞“红色记忆”扯筋连骨，而且与整个中共权力集团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更何况他手中握有党内暗箱交易筹码，可谓命运一体。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如果中共决策层任由“王立军事件”继续发酵成无控制地连环爆炸，打击最沉重的不仅是薄熙来的政治生命，更是胡锦涛与中南海集体的政治前途。因此一些舆论认为，“胡锦涛一直对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僭越行为很恼火”；“胡、温、习、李四人都不会让这个案子善罢甘休”的立论很难成立。
“王立军事件”注定成为一枚哑弹
眼下，本文称之为党内“保守派”（传统社会主义保守派、又称党内左派），“特色派”（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派、又称党内中间派）和“改良派”（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派、又称党内右派）三者之间，将围绕中共“十八大”权力布局、利益争夺以及意识形态举什么旗问题争斗下去，甚至党内太子党势力也在明显分裂。但就目前中南海权力格局而言，其主导力量依然是坚持“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偏左发展的“中间派”。本作者认为，突发性的“王立军事件”，应该改变不了眼下“中间派”偏左发展统治中国的权力格局与政治走向。
最近，“王立军事件”在官方媒体上一再被淡化，薄熙来一再出镜，国家媒体一再封锁消息，回避真相，政府这种面对社会舆论汹涌彭湃的质疑、追问，不惜牺牲要信息公开、兑现民众知情权的政治信誉为代价，不敢开记者会揭开盖子的真正谜底在于：社会稳定不仅是中共确保其“绝对领导权”的最高利益、首要原则与硬性目标，更是党内各意识形态派别与利益集团博弈共生共存的政治基础——稳定为他们共同腐败提供着制度保障与秩序支持。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民间与海外舆论在“王立军事件”上，低估了当政者们在关键时刻让共同利益压倒纷争的政治算计。接下来人们不难看到，“王立军事件”将不仅会刺激党内派系、路线纷争的加深，同时更会激活各利益集团共同防御红墙倒塌的政治决心。他们决不会允许王立军在重庆翻船，将北京整个执政团队共同拖下水的结局发生。胡锦涛党中央的最高政治利益是稳盘，而不是翻盘。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本文上述中南海两个绕不开的“维稳”战略选择，注定了他们只能不惜代价地降低“王立军事件”的冲击效应。未来，除非薄熙来有重大腐败案被不断地证据曝光做实，并有无法对社会掩盖的情况发生，否则中南海一定会力保薄熙来政治命运软着陆（尽管薄熙来的野性也被一些高官视为“麻烦的制作者”），而不会出现有些舆论认为的那种毁灭性的局面。中共之所以能坚持“一党天下”至今，谜底就在党内路线与权力斗争至今仍保持在可容的政治生态中。为了他们的这种共同政治生态，当政者当下甚至不会总体否定重庆“唱红打黑”；同时，胡锦涛要主导中共“十八大”主要“防右”的目的，也注定了中南海权力高端将全力拆除投向红墙大内的引爆装置，使“王立军事件”最终成为一枚哑弹。
（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