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初，中国大陆政协和人大各自的十一届五次会议将先后召开。在王立军事件余波冲击下，今年两会罩上了更加浓重的疑云。相关各方近期异动频频，或隔空示好，或切割划线。
最近一周以来，作为漩涡中心的人物，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媒体上的行踪逐渐正常化，甚至不乏高调之处。2月2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画面；23日，薄熙来会见到访的澳门特首何厚铧；24日，薄熙来和重庆市长黄奇帆会见台湾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一行，同一天，他还主持了重庆市委常委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胡锦涛“3.14总体部署”的情况汇报。
对于听惯“唱红打黑”的观察者来说，“3.14总体部署”是个相对陌生的词汇。事实上，这是2007年两会期间胡锦涛参加重庆代表团讨论时提出的发展纲领。其中包括“三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一大目标”（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四大任务”（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提出“3.14总体部署”时，薄熙来尚未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他接替汪洋后，侧重经济民生的“3.14总体部署”尽管偶尔提及，但在整个官方话语体系中并不占据最为核心的位置。在官方智囊编写的《重庆模式》一书中，“3.14总体部署”被奉为“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但作为最重要施政措施，紧接着提出“打黑除恶”和“唱读讲传”， 随后才有“三大洋战略”、“五个重庆”、“二元方程”、“三驾马车”、“三项活动”等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唱红打黑”后来成为“重庆模式”的鲜明标志，而这两点恰恰是“3.14总体部署”中没有直接提到的。
王立军事件之后，薄熙来基本上对“唱红打黑”不再提及，而多次强调“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观”。对于薄熙来五年之后重提“3.14总体部署”，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舆论认为这是借两会之际向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靠拢，并表示效忠之意。同时也借五年之期，向中央展示政绩，力保自己过关。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学雷锋运动逐渐升温。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学雷锋报道，薄熙来27日即会见历任雷锋班班长及雷锋战友。重庆本地华龙网当天夜间零点二十分连夜发稿报道会见情况。据新闻稿报道，薄熙来在讲话中再次将雷锋和重庆开展的“唱读讲传”联系到一起，并以民生福利作为主打内容。他虽然引用雷锋名言“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但只字不提打黑运动，显示出刻意避免的迹象。
在漩涡外围，有关各方同样试图与“重庆模式”进行切割或保持距离。
作为事件直接当事人，王立军于2011年12月4日曾受聘成为北京邮电大学的兼职教授，从“中国防火墙之父”方滨兴手中接过聘书。时隔两个多月后，北京邮电大学官网已经悄悄撤下了关于聘任仪式的所有记录。
24日起，一则题为“王立军官复原职”的消息开始在互联网各论坛上流传，称王将于“下周”官复原职，仍然以副市长身份负责重庆的科教文工作。并称王立军“业务能力较强，但政治敏感性不够，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有腐败及涉黑问题，也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与谷凤杰贪腐有关”。但这则最早出自重庆的消息并没有任何权威消息来源，也遭到众多质疑，被怀疑为是试探气氛的手段。
此前组织参访重庆的民间毛左网站“乌有之乡”，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力挺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另一方面于24日发表声明，声称“鉴于当前复杂的政治形势，今年乌有之乡不再参与在景山公园的唱红歌活动”。这一消息很快引起网民注意，并猜测“复杂的政治形势”是何寓意。次日，这一声明从“乌有之乡”网站上消失。再隔两日，该网站重新声明称停止唱红“仅仅只是跟北京本地的复杂情况有关，而与外地无关”。
面对事件疑团，此前曾为重庆模式唱赞歌的张旭东、崔之元、王绍光等的左派学者多数保持沉默。但曾经于2011年联名主编《重庆模式》一书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近日却高调抨击“极左”， 称自己去年就预感到重庆要出问题，并认为抓律师是重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杨帆还公布了自称是出自他手、被《重庆模式》删除的章节，但其主要内容为苏小康、田奇庄等人的文章摘编，尺度极大，甚至有来自一贯被当局认为敌对的自由亚洲电台字样，甚至还有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繁体字痕迹。
时政观察家、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李伟东认为，王立军事件的处理结果可能是：1、平息，尽可能让各方面子过得去。但陷入解释困境，在精神病、叛国、政治错误和严重经济问题之间徘徊。2、本有几方力量大声疾呼要严肃党纪政纪，但实际情况是四五十个大佬互持把柄，谁也奈何不了谁。最后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