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来自天谴的恶咒
——中共内部权斗生死决
一、引言
对于自由的心灵，生活在中共极权专制下是一种绝望，在时代精神被中共的政治谎言绝对控制的时代，尤其如此。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位被判处死刑的中国女思想犯，用一句话说出这种绝望：“你即使对铁铸的墙咳一声，也会听到回声。可是，你对人的心千百遍地呼唤，却得不到一丝回应。”
中共当局甚至不允许这位女思想犯临刑前对鐡墙发出咳声，而用铁丝刺穿她的下颚和舌头，绑在一起。不过，即便是在重重愚昧将中国人的心灵封闭在黑暗奴性中的时刻，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仍然在政治铁幕上划出道道雷电般的轨迹，给人以铁幕或许会被撕裂的眩目的希望。
内部权力斗争，构成中共历史的一个主题，是中共的一个难以摆脱的血腥的宿命。众多御用文人用被汚染的长江般滔滔不绝的墨水，写出堆积如山的伪历史，企图让人们相信，中共残酷的内斗是基于政治理想主义的争论；在御用文人的心目中，为政治理想主义而残酷，而兽性，似乎可以得到良知与理性的赞赏。然而，比行刑队染血的刀锋更怵目的历史却不断证明：中共内斗的本质只在于争夺专制权力，对专制权力的疯狂热恋是中共内斗的原动力；种种理想主义的理由都不过是为掩饰对权力的贪欲而伪造的借口。
对专制权力的贪欲，犹如来自魔鬼的诱惑，那种诱惑远胜于金钱或者美女。人世间可以找到一掷万金、挥金如土的慷慨之人，可以找到即便美女坐怀也不乱性的鲁男子，但是，却难以找到主动放弃权力的中共官员。为争夺专制权力而作生死之决——这是苍天对中共暴政的嘲弄，这是来自天谴的恶咒。只要中共暴政还没有被历史埋葬，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就不可能止息。
建政之前姑且不论，建政之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按其风格和表现形式的明显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主政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江泽民、胡锦涛先后主政时期。第一个阶段，中共权力斗争大开大合，总是表现为重大政治事件或者重大社会危机。第二个阶段，权力斗争依然激烈，却变成黑暗洞穴里演出的戏剧，外界很难得到观赏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又有御用文人和伪自由知识分子断言，中共已经建立起权力交接的基本规则，所以，不会再出现毛泽东、邓小平时期影响中共政局稳定的权力斗争形式。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伪自由知识分子最可鄙之处就在于，他们心底里总有一种冲动——窥测并抓住一切机会，通过为中共辩护，向暴政献媚。事实上，在专制权力的贪欲作用之下，中共极权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的权力交接秩序；对中共只有一个铁律，即专制权力必须通过险恶万分的权力斗争获得。
那麽，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时期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会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与形式；这两种风格不同的权斗形式对于中共极权的利弊得失有什么不同？二零一二年秋至二零一三年春，习近平、薄熙来、李克强、汪洋、李源潮、王岐山等所谓“中共五代”全面进入中共最高权力领域之后，中共内部权斗的风格和形式会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共极权政治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以及为什么？——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正是本章讨论的重点之所在。
二、中共建政后第一阶段权斗回顾
——偶然性对魔鬼的垂爱
从建政起至江泽民接掌最高权力之前，可以称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权力斗争之重大事件包括对高岗、饶石的整肃；对彭德怀的整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整肃和“六.四”屠城。这个阶段权力斗争的总的特点是，每一次权力斗争都表现为重大政治事件或者政治危机。其中严重威胁中共极权政治生存权的重大危机的事件，有三起，即林彪企图政变事件、粉碎“四人帮”事件和“六.四”血案。我们将对这三起事件进行讨论。由于前两个事件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有必要首先就“文化大革命”的缘起作简要的说明。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数亿农民则成为集中营中“会说话”的生产粮食的工具；“大跃进”是为实现毛泽东全球扩张野心而积累经济能量的愚蠢至极的生产发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饿死四千万农民的社会悲剧。“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实际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威信大受损伤，被迫“退居二线”，刘少奇趁势崛起，数年之内牢牢控制了中共暴政的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
毛泽东，人中之魔，世之枭雄。为夺回最高专制权，也为免于死后因造成饿死四千万人的惨剧而被掘墓鞭尸，毛泽东发动了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夺权运动。毛泽东自己起草的相关文件就写明，“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从刘少奇一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政权。对权力的贪欲使毛泽东不惜粉碎刘少奇控制的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并重建受他控制的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
毛泽东依靠林彪控制的军队和自己炉火纯青的政治阴谋能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溃刘少奇势力，夺回党政最高权力，并通过政治宣传使他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神——为死后免于掘墓鞭尸的命运，必须在活着的时候以神的权威控制人的精神。
然而，就在毛泽东春光无限之际，他和中共极权政治却迎来一次真正的危机。由于对林彪权力不断扩张的不安，毛泽东开始通过政治阴谋压缩林彪的势力。而林彪则进行顽强的抵抗，他的儿子林立果制定出武装起义的计划，准备实施军事政变。林立果在关于武装起义的政治文件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是专制暴君，他对中国的统治是暴虐的封建专制。
如果林立果的上述政治指控能通过实际发动的武装起义震撼历史——甚至不必武装起义成功，而只需要实际发动，那麽，这次军事政变即使当时很快就失败，其所蕴涵的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政治能量，也将对中共极权专制造成致命的伤害。
然而，或许由于林彪关键时的举棋不定，或许因为林立果的幼稚无能，武装起义计划没有机会实际发动，便胎死腹中。真可令英雄扼腕，历史悲叹。这是在权力斗争范畴内偶然性对暴政的第一次垂爱。
权力斗争第二次把中共极权推上政治大危机的锋刃，是在死神夺走暴君的生命之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甫一撒手人寰，华国锋集团和被称为“四人帮”的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集团之间，围绕中共最高权力的斗争，便迅速白热化。华国锋联合反“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元老，果断决策，运用宫廷政变方式，一举逮捕了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
当其时也，江青集团以“文化大革命”正统派自诩，挟毛泽东死后之余威，党羽遍于天下，只须振臂一呼，应和之声必定四起。且毛泽东死后，该集团在大本营上海组建的几十万民兵大军，便枕戈待旦，蓄势待发。只可惜，江青集团的首要成员均是政治煽动有术，政治阴谋无能之人，遂在昏昏然之际，沦为阶下之囚。即便如此，只要上海数十万民兵能举兵起事，当时之中国也必陷入大动荡之中——专制暴政的动荡，就是民主运动的机会。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派”和反“文化大革命派”中的任何一方会趋向民主，而是认为，只要因权斗而形成的这两派政治力量的冲突，最终通过中共极权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大分裂的形式表现出来，那麽，民众中长期被压抑的民主力量，就会在极权秩序的政治和社会裂痕中找到生长的空间。但是，命运的偶然性又一次对中共暴政露出献媚的笑。“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马天水、许景贤怯懦寡断，首鼠两端，
不敢举民兵，以成大事，遂使中共又渡过一劫。
八九年“六.四”事件是中共暴政的前所未遇的政治大危机。“六.四”肇因于中共顽固派同大良知者胡耀邦之间的权力斗争。胡耀邦遭整肃，于愤懑中骤然辞世。大良知者之死，点燃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追求正义的良知，“六.四”学运由此横空出世。中共顽固派担心再次如“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失去权力，因此对学运恐惧且复仇恨。赵紫阳的智囊和幕僚则暗中支持学运，试图借学运之势，强化赵紫阳的权势，以便行“新权威主义”，加速推动经济改革。
在这次权力斗争的初期，赵紫阳可谓占尽优势。他不仅因为对学运态度温柔而赢得天下人心，即使在军内党内也广受拥戴。当时，中共将帅如徐向前、聂荣臻、张爱萍、秦基伟等，均反对用军队镇压学生，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更抗邓小平之命，拒绝率部进京；北京乃至全国各地，都出现党政官员，甚至警察、法官、检察官走上街头，支持学运之事。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只要以总书记之权威，行刚明果决之策，振臂一呼，奋起一搏，必当风云际会，天下景从，功成名就。但是，在政治决战的关键时刻，赵紫阳现好谋寡断之态，其智囊幕僚也都呈政治上的银样蜡枪头之像。反观邓小平及中共顽固派，意志坚硬如顽石，视民意如草芥；行动迅捷如脱兔，凶残似虎狼。终至赵紫阳功败垂成，邓小平稳操胜券。真可谓庸人误国事，奸雄害万民。
一九八九年，赵紫阳虽然尚无行民主之意，而只有“开明专制”之心，然而形势比人强。其时赵紫阳只要敢于与中共顽固派决政治的死战，并战而胜之，他必要借民主的历史趋势而立足，并行思想自由之国策。由此一来，中国民主化进程势将进入现实。可叹可悲之处在于，偶然性又一次垂爱极权专制。
偶然性屡次垂爱极权专制是否在表述某种必然性，即仅有内部权力斗争的危机尚不足以促使中共暴政崩溃。如果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在历史彻底否定极权专制的进程中究竟具有何种作用？对此一问，我将在本书其它篇章回答。
纵观中共建政后第一阶段内部权力斗争史，可以发现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权力斗争起于铁幕严密遮蔽的宫廷中，但是宫廷斗争的范畴却又难于容纳中共的权力斗争的全部规定性，即权斗一定要冲破宫廷斗争的限制而社会化，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运动。——林彪政变、江青遭擒虽然在宫廷斗争的范畴内解决，但是，这两个重大事变都以“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动荡为背景，对林彪和江青集团的从思想到组织的政治大整肃，也都表现为近十亿中国人卷入其中的社会历史运动。至于“六.四”事件，不仅过程社会化，而且更是以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注视下进行的大屠杀作为结束。
第二，权力斗争被涂上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理想主义的色彩；权力斗争的各方都把自己政治立场的神圣性和正义性作为权力斗争的出发点；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必被胜利者冠以政治的罪名，至于生活腐败只是一种附加罪。
中共第一阶段内部斗争的上述两个特点，互相联系，互为表里。中共内斗的实质在于对专制权力的无尽私欲与贪欲。内斗一旦超越宫廷斗争的限制而社会化之后，如果让内斗的实质裸露在公众前，中共暴政的政治信誉将如秋风横扫之落叶，荡然无存，从而导致社会的信任危机。所以，中共权斗的发起者一定要用神圣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高尚的理想主义，骗取全社会的信任，然后才会纵情发泄其对权力的私欲和贪欲。
中共寡头曾成功地欺骗濄历史和芸芸众生，不过，他们从不会对自己的话有百分之一的信任。毛泽东声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保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纯洁性；邓小平声称，“六.四”屠城是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和平演变”阴谋。然而，据可信的资料来源披露，毛泽东死前想安排江青和毛远新接任中共最高权力；“六.四”屠城之后，邓小平和中共顽固派元老陈平有一个共识，即“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子女手里放心。”——一种理想或者政治信念沦落到只有靠自己的老婆和子女才能理解和实现的程度，那只能说明这种理想和信念的伪善性。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箴言，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领域也表现出真理性。中共权力斗争的风格和形式，是由权力斗争的主导者的人格特征所决定。中共第一阶段权力斗争的主导者，如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震等人，都是从内战的血泊中走出的枭雄之徒，虎狼之辈。他们浴血一生，杀人如麻，心硬胜鐡，实乃猛兽也。猛兽相搏，必定震天撼地。正因为如此，中共第一阶段权力斗争才具有了表现为社会历史运动的
特点——宫廷斗争的狭小范围容纳不了政治猛兽们对搏斗场所的要求和肆无忌惮的个性；更何况这些政治猛兽的生命都蕴涵着专制权力赋与的巨大政治能量。
中国第一阶段权斗的虚伪的意识形态化，除为了掩盖对专制权力的贪欲之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即为中共权力斗争的极端残酷性提供合理性基础。中共权斗决战之处，必分生死，不共戴天。权斗失败者，要遭受肉体和心灵的双重酷刑，且必祸及家人。权斗的胜利者不仅要践踏失败者的尸骨作政治之舞，还要蹂躏失败者的名誉和人格以纪功。
依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因此成为共产党人的最神圣的情感。所以，为论证权力斗争残酷性的合理性，中共暴政就要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证明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是阶级敌人。如此一来，加诸于其肉体和灵魂的全部酷刑和凌辱，就具备了政治的正义性和情感的正当性。
行文至此，中共政治的阴晦险恶，凶残酷烈，令我心摇神动，不寒而股懔，惨然而髪树。想来，死于中共官场权斗的凶魂厉鬼，即使在地狱之中，也将作万年殊死之争，而永难超生。
三、江泽民与胡锦涛阶段
——鼠辈人格的内斗样式
江泽民、胡锦涛先后主政时期是中共建政后权力斗争的第二阶段。这种阶段划分的合理性在于，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权斗的风格和形式与第一阶段大相径庭。这一阶段权斗风格和形式的突出特征为下述两项：
（一）权力斗争的过程和结果被严格限制在宫廷斗争的铁幕后，而不再通过社会历史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权力斗争的宫廷化，使中共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变成进行权力斗争的特务组织。毛泽东、邓小平主政时期，权斗犹如中共极权政体上裸露的可怕伤口，血如河涌，惨不忍睹；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权斗则如极权政体深处的癌变，虽在摧脏蚀骨，外表却可以用脂粉修饰，形似常人。
（二）权力斗争不再借诸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理想信念的名义进行，而是披上反对权力腐败的外衣；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不再受到“阶级敌人”的政治指控，而是通过中共严格控制的司法程序，以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罪名，被推上审判台。
中共权斗第二阶段的上述第一项特征，即权斗的宫廷铁幕化，主要是由这一时期中共官僚集团的人格特征所决定；其第二项特征则是取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以下我愿对这两项特征形成的原因作具体分析。
我曾有一文，对“中共四代”即胡锦涛、温家宝一代的人格状态稍作讨论。其实，这个讨论也完全适用于江泽民一代的官僚。现将该文中之片段引述如下：
“中共‘四代’主政群体间，或有一二雄才大略，深藏不露者。然就多数而言，皆贪鄙不堪，庸碌至极之小人。他们文不足安邦，专事逢迎；武不能定国，只功媚笑。数十年来，或缩颈垂首，低眉敛目，循循奔走于权贵之门，形如家奴走狗；或逆来顺受，屏息噎声，惶惶侍奉于高官左右，仿佛舔痔之佞臣。他们奴性天成，媚骨内涵，早已精神阳痿；他们卖笑取胜，阿谀成功，尽失阳刚之气。
“精神阳痿，是为政治太监；尽失阳刚之气，是为政治二奶。二奶当权，惯会亲民假笑，垂泪卖怜，却无鼎革布新，福荫天下之大义；太监主政，虽有狐鼠之智，阴柔小计，却无云帆沧海，鹏举万里之大策。
“悲乎亦哉：且看中国权力之巅，竟成蛇鼠存身之所。君不见，中共‘四代’，或涂黑漆于白发之梢，如年老色衰，粉饰沧桑之妓；或笑意淫淫、搔首弄姿，如倚门卖笑，冀得垂青之娼；或鲜衣华服于大腹便便之体，如顾盼自许，秋水横波，油头粉面之兔儿爷。我烨烨中华，茫茫人海，竟无人哉？！”
以上所引，虽只数百言，想来也足以刻画出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官僚奴性入骨之人格。人是历史的主题；人格决定命运的风格。正是江、胡两代官僚的人格特征，决定了第二阶段中共权斗的风格。
如前所述，毛泽东、邓小平一代官僚，有枭雄之性，猛兽之风。生命风格决定，他们发动的权斗必有风云激荡、震撼社会之风格。把权力斗争引向社会，是为取得民众的支持。这样作显然需要有获得民心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毛泽东、邓小平一代黑暗的政治巨星，对自己诱惑天下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具有信心——尽管这种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是深刻的历史错误，是中国人的耻辱和悲剧。
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官僚不是靠血战之功，而是靠数十年献媚之术，立足于中共官场。长期献媚，终至奴性刻骨，精神去势；此两代中共官员尽成鼠辈之人格承载者。虽说鼠辈心中对权力之如炽贪欲同猛兽人格相比毫不逊色，但其权斗风格却有鼠辈的特质——猛兽之争，必战于天地之间，大野之中；鼠辈之斗则常在暗洞黑窟之内，阴湿地沟深处。因此之故，江泽民、胡金涛两代狗官，权力之斗总隐匿于宫廷铁幕之后；他们喜好背后捅刀、笑里藏刀。不敢正面交锋的人格，决定了他们不愿让权力斗争社会化，并表现为历史运动。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政治胆魄和政治实力操作权力斗争社会化和历史运动化的进程——政治鼠辈的能力只表现为奔窜于政治黑幕之下。
权力斗争的宫廷化必然引发中共内部监控的特务化。当前，中共实施内部监控的特务系统主要有两个，即国家安全部系统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系统。
江泽民主政时，中共国家安全部就开始承担两项责任；一是负责涉外间谍案，一是对各级官员实施秘密监控；国家安全部长直接向党的总书记负责，省和市的国家安全局直接向同级的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并接受上级国家安全部门的业务领导。尽管规定国家安全部只能对政治局委员以下的官员实施秘密监听，但是，由于总书记个人直接控制国家安全部，所以，实际上所有的中共官员都处于总书记和地方各级第一书记的秘密监控之下。
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共监控其官员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对九人组成的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负责，并实行垂直领导。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力对中共官员实行法律以外的实质上的逮捕和审讯。正由于逮捕和审讯处于法律之外，因此，这种逮捕和审讯属于特务统治的性质。如果说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官员的监控行为同国家安全部有什么不同的话，或许只在于国家安全系统更倾向于使用各种技术性的秘密侦查手段，而纪律检查委员会更热衷建立普遍的“告密者”机制。
稍用笔墨介绍中共内斗方式变化导致的对官员普遍的特务性监控，主要是为说明，权力斗争的宫廷化并不证明中共已经建立起“权力正常交接的基本规则。”如果一定要说建立了什么关于权力的规则，那麽，中共建立的乃是对官员的严密的特务监控系统。这套特务监控系统的建立，意味着中共极权政治的彻底的黑手党化。
借诸反对贪污腐败之名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已成政治时尚——这是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权斗的第二项突出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是基于两个时代背景。
首先，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期间，人心腐烂，道德沦丧，民权凋残，官权势张；贪官污吏肆行无忌，狠如虎狼；奸商恶贾强取豪夺，气焰烛天；财富与权利两级分化已达极致，弱势群体水深火热苦不堪言；社会资源尽归权贵阶层，黎民百姓唯有仰人鼻息；自然环境惨遭涂炭，神州大地竟成汚水毒气之乡，风沙蔽天之野。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极权的政治道德感召力荡然无存，政治信念的魅力消失殆尽。中共官僚再也没有能力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信念，或者用“改革开放”的政治理想，来欺骗社会，赢得民众对其权力斗争的支持。
其次，权力的深度腐败使腐败的权力成为社会的公敌，为万夫所指，万民唾弃。用反腐败的名义击败权力斗争的对手，与民众对腐败的普遍憎恶一致。所以，谙于政治小权谋的狗官群体，为粉饰只有私利而没有任何公益内涵的权力斗争，从江泽民、胡锦涛起，等而下之，便纷纷给权力斗争的对手安上贪腐之名，无情整肃，以使这种整肃看起来具有表面的正义性。例如，江泽民整肃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真实原因，是陈希同向江的总书记地位发起政治挑战，而江泽民却用贪腐的风流罪名，将陈希同送入监狱。胡锦涛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整肃，同江泽民整肃陈希同的原因和方式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江泽民、胡锦涛的示范作用，使以反贪腐的名义进行权力斗争，成为中共阴谋政治的时尚。这种时尚得以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则在于，现在中共的官僚集团已经从整体上沦为经济犯罪集团；“无官不贪，无吏不腐”，乃是对中共官员群体现状的客观、冷静的表述。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决定了中共权力斗争的任何一方都无须为给权力斗争的对手寻找罪名而发愁——贪汚腐败是可以信手拈来的罪名，所以，在权斗中需要作的只是如何制敌先机，抢先给权力斗争对手安上贪腐的罪名，以免受制于敌。
同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用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作为权力斗争的旗帜相比，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权力斗争，可以减弱对极权专制的直接的政治冲击。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把反对权力腐败的事业变成为官员私利而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战场，既使权力斗争更加肮脏、虚伪，又使反对权力腐败，这个本来应当正义的事业，异化为政治阴谋——中共专制有能力把任何高尚正义的事业弄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而反腐败的政治阴谋化，不仅让社会大众对中共遏阻腐败的真诚性和能力丧失最后的信心，而且也在侵蚀中共官员对中共极权政治的忠诚和信心。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遭到江泽民整肃后，在狱中曾有一言：“‘六.四’事件，为维护党的根本利益，我不惜承担镇压学生的历史骂名。现在只是由于和江泽民个人之间的问题，我对他担任总书记的资格和能力提出一些疑问，就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居然也听之任之。这说明这个党已经没有为党员主持正义的能力了。我的例子会告诉大家，以后能够相信的，只有手中的权力，而不是党中央。”——陈希同此言极其生动地表达出相当一部分官员对中共极权专制的沮丧心态。
江泽民、胡锦涛的鼠辈人格使中共权力斗争从社会化领域退回到宫廷斗争的铁幕后面，于是又有“中国问题专家”或者伪自由知识分子声称：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由于官员的大局意识不断加强而更注重相互妥协，激烈程度因此大大降低。这个判断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无知，便是有意为中共粉饰太平。
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权力斗争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加激烈——你不能说鼠类之间裂喉断颈、开膛破肚的拼死之搏，就不如狮虎之战激烈；事实上，除了风格不同，鼠类之搏的激烈指数比狮虎之战更高。因为，狮虎虽然更强有力，鼠类却更阴狠。当前中共官员的激烈权斗就充分显现出阴狠的风格。
胡锦涛主政以来，每年中共通过法律和党纪整肃官员的案例达数万起。这对于庞大的贪官污吏群体无异于九牛一毛，但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审视，其数量也足以怵目惊心——它说明了中共权力斗争的普遍性。而且被整肃者中，处死者日渐增多，长期徒刑者屡见不鲜；剥夺生命与自由，复之以剥夺财产，权力斗争可谓残酷性日增。残酷性源自于权力斗争的激烈。更应看到，昔日毛泽东、邓小平以政治罪名整肃对手，被整肃者尚有政治平反，重新崛起之望；今日以贪腐罪名进行权斗，一旦受到整肃，便永远失去平反的可能，沦入万劫不复之地狱。由此可见，鼠辈之凶狠，有过于虎狼者。说当今中共鼠辈狗官权斗趋缓，乃欺天瞒地之言。
四、独特的人格决定独特的命运
——中共“第五代”的权斗将撞响中共的丧钟
所谓中共“第五代”，专指中共建政前后出生的一代官员；这代官员现在六十岁上下，将在二零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全面接掌中共最高权力，成为中共权力意志的主导者；其指标性人物包括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李源潮、王歧山、刘亚洲、俞正声、汪洋等等。
少年人的心最柔软，但是，命运在少年之心上雕刻的痕迹却坚硬如鐡；老年人的心都已变硬，不过，命运在老年之心上留下的痕迹却似轻霜浮尘，转瞬即销。所以，有哲人说，命运在一个人少年时代刻写出的人格特征，将决定他一生的生命价值取向。中共“第五代”少年时的独特的命运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人格特征，其独特的命运经历就叫作“文化大革命”；而由这个命运所决定的人格，可以称之为“动荡的野心人格”。如果相信人格决定命运，那麽，“第五代”二零一二年秋成为中共最高权力意志的人格载体之后，其“动荡的野心人格”便将决定中共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全面夺取刘少奇控制的党权和行政权而发动的社会运动。为实现其目的，毛泽东必须击溃刘少奇控制的党政系统，然后重建由他自己控制的党政系统。击溃由数量庞大的官员构成的党政系统是艰难的事。毛泽东从人民大众对中共专制官僚体制的强烈仇恨中，找到了摧毁既存的党政系统的力量。这种力量平时被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压抑在亿万人的心里，而毛泽东要释放这种力量。不过，毛泽东摧毁刘少奇控制的党政系统，并非要创建自由民主制度，而是要重建由他绝对控制的极权的党政系统。为此，毛泽东就必须把人民大众对党政官僚的仇恨释放过程，牢牢限制在马克思极权主义的政治范畴之内。
独裁者控制亿万人参与的社会历史运动，无非两途，即利诱或者理想主义的骗局。利诱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理想主义的骗局则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掀起宗教式的社会狂热。而毛泽东当时需要社会狂热的瞬间爆发，一举击溃刘少奇及其党政系统的基础。
毛泽东是制造理想主义骗局的大师。他成功地让时代相信，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运动——在击溃刘少奇一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并将用共产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一时之间，中国被理想主义的狂热点燃了，而燃烧得最炽烈的便是少年人，因为，少年人最敏感。中共“第五代”当时正值少年，在上中学。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官员子女组成的“ 红卫兵”成为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骗局和现实罪恶的主要表述者——用理想主义欺骗了理性和良知之后，这些“红卫兵”开始发泄凶残的兽性，大肆屠杀迫害“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
然而，毛泽东对中共“第五代”是残酷的。在充分利用他们的少年狂热冲垮既存的党政系统之后，中共“第五代”的绝大部分人的父辈又被毛泽东列为整肃对象，沦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其他类型的“阶级敌人”。于是，中共“第五代”转瞬间由高贵的革命者变为反动的贱民，从理想主义的狂热跌入现实的冰水，从天堂进入地狱。这种命运的巨变即使对历尽沧桑的老人也残酷至极，更何况对于敏感似水的少年。他们的心被绝望血淋淋地撕裂了，而且那心的伤痕终生不会痊愈，并让他们以极其阴郁的目光看待人生。在此之后，虽然由于个人命运的偶然性生活道路有所不同，但是，艰难困苦一直伴随着他们，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失败结束，他们的父辈，即曾遭受毛泽东严酷整肃的原中共高官，咸鱼翻身，重新掌权。
现在，这批遍历人生起伏跌宕，饱尝人间世态炎凉的少年，又以中共“第五代”的名义，准备问鼎暴政最高权力。他们少年时养成的人格将决定未来权力斗争的风格和形式，甚至直接影响中共极权的生死存亡。因此之故，未虑事，当先虑人——为准确预言中国政治走向，应当首先审视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征。故请容我将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征陈述如下。
“权力，权力，还是权力！”——薄熙来对其妹，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薄晓莹说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共“第五代”首要的人格特征，即一切为了获得权力，获得权力就是一切。这个人格特征的养成是基于少年时代的经历。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了太多家庭的升浮沉沦。只要失去权力，无论原来多么高贵显赫，也立即变成任人摧残侮辱的贱民；只要获得权力，即便原来是贩伕走卒，也会立刻拥有在别人的命运之上昂视阔步，践踏而过的资格。权力意味着真理，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这种观念是命运用锐利的痛苦刻在那一代人骨头上的箴言。“六.四”屠杀之前，邓小平、陈云和薄一波等“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失去权力的中共元老，分别召集他们的子女商讨对策。结果，基于对再次失去权力的刻骨铭心的恐惧，他们的子女几乎一致支持血腥镇压学运的决策。为了权力，他们愿意让自己成为嗜血的魔鬼。当时，邓小平之女邓榕说：“与其又一次丢掉权力，沦落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态，不如先流他们的血。”
至于李克强一类出身于一般官员或者官养知识分子家庭的中共“第五代”，对权力的向往更多的是基于贪欲。“文化大革命”中排斥一切的共产党文化，把唯物主义人生观注入他们的灵魂。在唯物主义的阴郁视野中，生命只有今世源于物性本能的欢悦，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他们，权力是尘世一切幸福的源泉。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时，李克强就曾对同学如此表述他的“雄心壮志”：“成为权力的主人，也就成为世界的主人。要不然，只能作权力支配的小人物，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斯大林说，看政敌跪在地上讨饶是他最大的人生乐趣。我仔细想过，人世间还确实没有什么比斯大林的这个乐趣更诱人。”
心硬如石，不会被良知感动；血冷如冰，不再相信人有真情——这是中共第“五代”的第二个人格特征。理想主义破灭之后，人的血就会变冷，而且曾经的理想主义越炽烈，越真诚，对人生的绝望便越冰冷；经历过太多的情感和生活的苦难之后，心就会变硬，而且情感的苦难比生活的苦难更容易让心石化。理想的幻灭，情感和生活的苦难，正是中共“第五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典经历；他们的命运之路就蜿蜒在对人生、对人的真情和道德的绝望之中。他们有的坐过牢，有的为生活所迫而偷窃、抢劫。有的人甚至作出过毁灭人伦的兽行。当时，在其父薄一波以“叛徒”的罪名受到毛泽东整肃之后，薄熙来竟然痛殴其父，来表示对共产主义之神毛泽东的忠诚，以致于其母因此而心碎。薄熙来的经历虽然很典型，不过却并非个案。那一代人大都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痛苦，不同的只是痛苦的具体样式。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但是，心灵的惨痛留下的对人的阴沉绝望则如附骨之蛆，不可去除。这是丧失了相信真情和道德的能力的一代人。
蔑视规则，易于行险——这是中共“第五代”的第三个人格特征。“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征之一就在于“礼崩乐坏”，秩序大乱。这是由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控制的党政系统的意志所决定。“文化大革命”已经湮灭于虚无，然而，其时代精神却以那个时代的少年人为生命载体，保存下来。同循规蹈矩，连笑容都中规中矩永远不变的胡锦涛相比，蔑视规则是中共“第五代”最鲜明的个性。在他们的视野中，获得和保持权力的政治实用主义高于一切，所有不利于他们获得和保持权力的规则，包括中共的党纪国法，都可以弃之不顾。
蔑视规则者必胆大妄为，少有顾虑，易于行险。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及其“团派”成功地阻止了对习近平的军委副主席的任命。过后不久，习近平访问德国时，竟代表已经下台的江泽民向德国总理问候并赠书。对于中共外交，这是极其严重的违背纪律的事件。因为，按照对等原则，习近平只应该代表中国的总理向德国总理问候并赠书。但是，习近平就要用这个“违背纪律”的行为，向胡锦涛示威，表明他同江泽民派系的亲密关系。另外，习近平还专门到中央党校一个军队政工军官研究班上搞了一个讲座，讲座前午餐时，他喝了半瓶茅台，讲座中他说：“… … 我的父亲习仲勋曾任第一野战军的政委；我是将门之后，我同军队的联系不是什么人能隔断的。”事后中共高层有人就此评论道：“习近平发酒疯，胡锦涛喊‘头疼’”。
阴沉多谋，野心如炽——这是中共“第五代”的又一个突出的人格特征。“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性高度浓缩的时代，当时的中学生又曾是毛泽东用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敏感的政治性群体。从“文化大革命”继承的这种政治性，成为中共“第五代”的人格铸造者之一。极权政治就是阴谋政治；极权政治的人格象征必然以不断策划阴谋，作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所以，人格的极端政治化与政治局势的动荡，乃是因与果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又属于虚伪的理想主义漫天燃烧的时代。理想主义的烈焰黯然熄灭之后，留下的人格灰烬，便是炽烈的政治野心。永远不能安静，永远动荡，犹如暴风雨的海面；永远追求更大的权力，追求更加肆无忌惮地运用权力，就像大漠上不停的风沙——这种动荡的人格，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中共“第五代”的魔鬼的遗嘱。
以上对中共“第五代”人格特征的讨论应当可以让历史明白，一个只相信权力的冷血的群体，一个不相信道德和真实情感的野心勃勃的群体，正在走上中共的权力之巅。他们与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的鼠辈人格有明显区别。如果一定要用动物来比喻，则他们更像一群食腐肉的冷血的巨蜥，正阴沉地瞪视中共的最高权力。可以预见，从这种人格中涌现出的中共未来的权力斗争，至少有下述五项基本特征：
其一，中共的权力斗争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残酷和动荡；其二，宫廷斗争的形式将再次被冲破，权力斗争的社会化和重大历史事件化不可避免；其三，权力斗争将更具政治阴谋性，将采用更多的黑手党式的手段；其四，权力斗争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解决的可能性极大增强；其五，为取得权力斗争的主动权，向外军事扩张的可能性增强。
但是，由于中共“第五代”缺少毛泽东那种制造理想主义骗局的能力，中共的权力斗争对社会和民众已经不再可能有强大的理想主义的召唤力，所以，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三年，“第五代”接掌中共最高权力之后，恶咒般的权力斗争将变成撞响中共暴政丧钟的木槌，而中共的政治丧钟的铸造者，乃是以财富和权利的极端两极分化为核心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