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据各省份公布的数据，除台湾和香港、澳门外，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已达23个，人均GDP则从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至2010年的29,992元（折合4,430美元），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这是个敏感的数据，通常而言，如果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10000美元，处于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爬坡过半的阶段，既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也有可能因为社会经济矛盾增多、社会不平等而陷阱权贵经济、断层社会的泥淖。
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之后，“中等收入陷阱”焦虑如影随形，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GDP为何反人性？
中国的GDP依然在增长，但速度越来越慢，耗费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如此，GDP的高速发展，日益显示出违反人性的一面，与促进人类幸福的涵义相违背。
根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以EPD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中对北京市1997年绿色GDP进行核算的结果表明，按生产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4.94%，按支出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5.75%。
仅以环保部门公布的环境成本，就可以看出GDP的质量每况愈下。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8（公众版）》，2008年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2745.7亿元，占当年GDP的3.9%；环境治理成本达到5043.1亿元，占当年GDP的1.54%。这是自2006年第一次公布2004年“绿色GDP”结果之后，第二次公布相关结果。和2004年相比，环境退化成本增长了74.8%，虚拟治理成本增长了75.4%。
中国各大城市雾霾越来越多，蓝天越来越少，越来越不适合于人居。GDP的上升没有带来相应的幸福感，抗议声络绎不绝。经过激烈的争议，反映城市大气细小悬浮颗粒物指标的PM2.5，终于获得首肯，在2013年在113个重点城市被纳入监测范围。民众的环保意识在渤海成为内陆死海、北京可能被沙漠吞噬、环海尽是化工厂的现实面前觉醒。
另一方面，在权贵资本主义俘获利益分配的背景下，GDP增长加剧了贫富差距分化。有观察家认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正是因为社会情绪如火山喷发。
直观的现实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受困于通胀、受困于难以维持生活尊严时，当第一代民工至死无法获得城市认同时，2011年，中国奢侈品增速世界第一，2012年，中国象牙消费世界第一，中国凯迪拉克豪车消费世界第一。
一项由科学出版社最新发布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加55倍，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近43倍。与此同时，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而且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
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居高不下，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2008年，中国隐性收入9.3万亿，80%集中在20%高收入家庭，其中最高端的10%就占了隐性收入的62%。最高收入的10%家庭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是65倍。
财富分配差距如果是人的能力先天不足所造成，可以通过税收等财富二次分配方式弥补，如果财富分配差距由世袭制下的权贵通过血统形成，如清代的八旗制度；如果财富分配差距是通过负利率、虚拟资本等方式隐性掠夺形成——这一体制将最终将扼杀中国的经济动力。
所有的领域、所有的行业都成为积聚能量正欲喷发的火山口，娃娃官员成为县长、垄断行业的垄断红利，证券市场在普通投资者普遍亏损下的疯狂造富机制，房地产行业的高价掠夺机制，创富机会不平等，使得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都变成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不公平情绪的长期郁积。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结果平等，大家财富一致，而是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让所有的人都拥有创富机会，公平的市场经济将减少贫困人口，而权贵市场经济必然增加贫富差距。最典型的案例来自于拉丁美洲，虽然当地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带来的恶果是，经济发展停滞，无法成为平衡的发达国家。
为什么阿根廷与清代GDP成为悲剧？
覆辙犹在。
一百年前，美国与阿根廷经济实力相等，百年后，前者成为超级帝国，而后者陷入“百年孤独”。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阿极廷的移民数量、修建铁路里程、吸纳外资、对外贸易进入大发展阶段：220万移民进入阿根廷；铁路里程从1870年的458英里到1880年增加到1500英里，1900年达到1万英里。从1880年到1900年，英国投资从2000万英镑上升到2亿英镑以上。1900年，阿根廷的工业企业总数已经有2700家。农业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1870年的150万英亩增加到1901年的1700万英亩以上。出口值从1870年的3000万金比索增加到1900年的1.5亿金比索，增长了4倍。
阿根廷的贵族与大农场主文化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新来的移民真正拥有一个阿根廷梦，而美国让所有的移民拥有了美国梦，无论是西进成为农场主，还是从事手工业或者金融业，在财富机会面前人人拥有相对公平的机会。
没有公平创富机会的阿根廷，在自然资源的馈赠以及大量移民流入的刺激下，仍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19世纪末肥沃的土地被圈点完了之后，安富尊荣惯了的贵族们却拖延了工业化的步伐，他们满足于小群体的优雅生活，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外，并不奇怪，阿根廷移民多，但入籍的、热爱阿根廷的移民少，一小撮优雅的阿根廷贵族毁了阿根廷经济。
意识到工业的薄弱，阿根廷二战后关门搞工业化，由此造成了广泛的贸易摩擦，使得阿根廷出口锐减、债台高筑。此时阿根廷政局不稳并不奇怪，不过是经济失衡、创富差距扩大在政治上的自然反应。就如同泡沫破灭后的日本一年两任首相，日本是幸运的，在泡沫产生之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所有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一旦进入经济泡沫期、一旦由创富机会不公形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到社会难以忍受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引用一组数据：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约为前殖民宗主国西班牙的两倍；到1975年，西班牙人平均比阿根廷人富裕两倍；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差不多比日本富裕3倍；到80年代初，对比倒了过来。
表面的经济实力掩盖不了脆弱的内核。不仅阿根廷，中国清朝同样如此。依据经济史家麦迪逊的研究数据，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33%，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1900年，中国GDP仍然占全球比重的11%，无论如何都算是经济大国。不料对外战争一败再败，对内则骄狂虚妄固守八股原则，所谓康乾盛世的末年，已经民怨沸腾，四处起义。八旗尸位素餐，农民衣不裹腹，盛世当然只能自封。
以不公平的机制制造更大范围的不平等，即使GDP全球领先，内囊必然耗尽，此时惟一保持稳定的办法是维持社会的底线与创富机会的基本公平。当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好转，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办法就是各阶层平等的权力，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是在法国人日子好过之后，出于对强烈不平等的愤怒，对贵族阻止工业化、阻止公民平等发出的致命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