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带队拍摄大跃进·大饥荒系列纪录片时，主持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让你能够长期坚持对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历史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史料收集和研究？”
我的回答是：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坚持进行大跃进·大饥荒史和“文革”史的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于我而言，是一个由亲身经历的感性认识，经过长期研究的理性认识，进而升华为将其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生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
从心理学言，家庭是认识发生和人生启蒙的起点。我家因大饥荒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大饥荒中，在老家的爷爷因长期吃树皮、草根和秸秆芯、玉米芯磨成的“代食品”，终至胃穿孔大出血。他留下一句：“饿得实在受不了啊，想吃一顿饱饭再死”的遗言后，上吊自杀身亡。
父亲得知爷爷的死，愧疚难当，天天喊要调回老家照顾老娘。终于，夫妻离异，他调回邢台。
而我是外公一脉祖传三代的独苗苗，铁板命定要继续母亲一脉香火。外婆生了11个孩子，最后只留下我母亲一个人。出生刚半岁，外婆赶到广州，不顾一切把我带回了澧县。从此，他们带着我，跌跌撞撞，艰难万分地闯过了那个饿殍载道的世道。
外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实人和大好人，公私合营前他经营一个小商铺，一生没有和人红过脸。
打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是外公外婆手中那绿惨惨的野菜饭，和专给我蒸饭的小缸子，还有不绝于门的乞讨者。
到1961年，小镇隔三差五就倒下几个饿死的“路尸”，两老也浑身浮肿，指拇一捅一个深坑。外公要外婆带我逃到广州去，“为余家留一条做种的根”。我们走后，他买了条粗绳子，挂在梁上上吊。结果绳结没打好，掉到地上被人发觉救起来。他唉声叹气不好意思地对邻居说：“我这个人没用一辈子，连个上吊的绳结都弄不好，惊扰你们了！”
童年所处环境，构成人生初始的社会认知。对故乡的童年记忆，筑构了我人生积淀的初始图式。
我的故乡在澧水之滨，那是一个青山环绕，绿水过村，祖辈灵寝，安息于斯的小镇：王家场。
两侧青山夹峙，一湾绿水绕流，八方宝塔巍巍，两排青瓦绵绵，层层梯田稻香，曳曳垂柳拂岸的王家场，毁于那个人神共愤的大跃进年代，如今已是水库中龙宫水族盘踞嬉戏的家园。
在1958年举国癫狂的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成为噱头的热点。澧县县委把修建王家场水库，当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
屋茅掀下“放卫星”熬草肥，板壁拆去烧土炉炼土钢，家家户户，刀、锅、锄、镰、锤、铲，床、柜、桌、椅、案，一扫而空。有个邻居姨爹（方言，发dia音，爷爷）看到家毁人散，哭天抢地想抢出点东西，被他当民兵排长的侄儿，一锄挖在脑壳上，当场倒地丧命。
半个多月，美丽古朴的山乡边镇，变成一片废墟。
水库合闸后，我家世代居住的5间青瓦顶木板壁房，和上百家乡亲的房屋一起，永久葬身于水库底！从此，我一家就四处飘泊，借屋寄居。寄人篱下的羞耻和愤懑，刻骨铭心。
入夜，跟着外公上茶馆，是我童年最急迫而又最害怕的时刻，也是我认识社会的启蒙岁月：茶馆里，渔鼓道情，说不尽的帝王将相千古传奇，启蒙我一生难舍难分的古今历史感；茶桌上，饮茶摆场，道不完的家破人亡人间悲剧，种下我一生坚守不移的悲天悯人情。
茶馆里听到的两件惨案，最使我心惊肉跳，永生难忘：
宝塔湾大队的整风整社运动，揭发“社、队干部比日本鬼子还要凶恶毒狠”。队长天天堵在食堂门口“日娘捣妹”地骂过瘾了，才让社员进去吃饭；干部打社员“花样翻新”，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抄家、活埋、剁手指、割耳朵、冬天脱光了丢进堰塘冻死、吊“半边猪”；一碗米就搞“黄花姑娘”，不让搞就饿死人全家；队长一扁担砍死偷青吃豌豆尖的姑娘家（方言，发ga音，年轻女人，也指已婚妇女）；饿死的人“像放排”……
如东公社刘家远饿极了，把自己一岁多的儿子，拿刀砍成几大块，用甊锅炖了吃。被人发现报案后，县上捉了去枪毙了。从此，我整个童年都为恐怖所笼罩：天一黑，只要看见个子大的成年人，扭头就往家跑，生怕被人煮了吃！
6岁那年，外公自杀，断了我的茶馆情。
刚刚走出大饥荒的人们，被毛泽东“阶级斗争”鞭子和“整五风干部”的“整风整社”、“新三反”、“新五反”、“民主革命补课”，一步一步赶进了“社教”和“四清”运动。
运动一来，茶馆里的人都被赶进了批斗会场，人人要发言，个个搞揭发，否则就是“包庇罪”。有乡亲告诉我：你外公是个“见人都不敢放屁”的老实人，一辈子没有和人红过脸的大好人。工作组要他发言揭发“坏干部”，他天天提心吊胆，吓得要死，开会好比过鬼门关。
这天，干部点名要他明天必须发言，揭发坏干部。正好外婆到县上去找我妈了，家里只有我和他。晚上，老人家用墨笔写下一个纸条：“我死了以后，一定要问阎王，为什么人家开会能发言，我就发不好言。”我睡下后，外公躲到我的床下，用家里那把渡过大炼钢铁劫难留下的破菜刀，一刀一刀把自己肚子切开破腹自杀！
第二天没见外公，到晚上，我哭着到姨外婆家找外公，人们开始到处帮我找人。等我哭着赶到家，门口已经被公安人员封了。听说人找到，已经自杀死在我的床下！我钻进去，只看到拖开踏脚板的床下，满地是血！
给外公收敛的表舅说：肚子上割了三刀，肠子、心、肝都被他自己用手掏出来，要不然人不会死得那么快。
最让我永生不忘的是：公安称，运动中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家有“关、管、杀”，子女亲属都要受影响。我妈从广州刚调回澧县人委会。这一说，在场亲戚吓坏了。姨外婆想了个说法：“习广前几打架，把人家头打破了，他外公是怕人找麻烦吓死的。”公安当场拍板：“这个说法好，那就是他外孙打架吓死的！”我闻言如五雷轰顶！6岁多的小孩，坠入“害死”最亲外公的万丈深渊，也渐渐萌发了“这是什么世道”的初念！
长大后我时常在想：在中国，有着和我一样经历的家庭，决不在少数！这是举国惨烈之恨，也是万家杀祖灭门之仇！
这句话，在我青年时代的心中，不知念诵过多少遍！
自古以来，澧县是富甲洞庭的鱼米之乡，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从小学到中学，经常请来“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我们“忆苦思甜”。讲着讲着，就会听到“吃食堂家家户户都有人得浮肿病，饿死的人摊在家里没人埋”。领导吓得脸色惨白，学生笑得前仰后合。
青年时代是形成人生世界观的重要阶段。1975年，我上山下乡到桃源县双舖公社庄家舖大队当知青，耳闻目睹了中国农民苦难悲惨的现实：干部鱼肉乡里，欺男霸女；社员终年劳苦，食不果腹；冬荒春荒，老人四处乞讨，睹之泪下……
四年中走乡串户，前后有20多个老农民对我说到大跃进的荒诞，大饥荒的惨烈。雇农罗大榜爹私下告诉我：“旧社会比新社会好万倍！农民只要种得两三亩田，一亩田做二三十个工，打下千多斤谷，一家人逍遥自在，吃喝不愁。我给富人打长工，吃住他家的，工钱一月得一担谷，一年十二担谷，一担一百二十斤，年终得千把斤米，你罗家大娘（他老婆——笔者）纺点纱织点布，养鸡养猪，年终杀猪。插秧割谷东家要请我们吃东道（宴席——笔者），总打拢共，农忙就是二三十天。农闲我就推个鸡公车，你罗家大娘坐在小车上，我们东乡赶场，西乡听戏。哪像现在公社，社员要一年忙到头，腊月三十还要学大寨、修水库！”
还记得他神色严峻地大发感慨：“一个统治者，大跃进搞得疯疯癫癫，苦日子饿死人民千千万，还要搞文化大革命，还要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只管完成国家征购、不顾人民死活，农民比奴隶还不如，公社社员就是国家奴隶！你说这是为什么？历史怎么写这一章？！”在当时，这样的发声，足够押上断头台！而这就是铭刻在我心中的民声！
人民活得日益艰难，中国社会不能长此以往，要为国家找一条出路，这就是青年时代我的心声。毛泽东死后，感到必将大变的我，甚至设想：如果天下大乱，我就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