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岁末开始的方舟子韩寒大战，因为缺乏新鲜劲料，到2012年1月末尾，论战之势已是强弩之末，审美疲态尽显，由上亿网民构成的网络话语空间期待着一个更具轰动性的大事件。信不信由你，反正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神奇之处就是，有什么样的期待，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出远比方韩之争更刺激也更离奇的政治大戏魔幻登场，——这就是2月7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神秘的美领馆之行。
目前尚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让人们了解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民间各种碎片信息的发布和叠加，官方欲盖弥彰的慌张反应，以及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漏洞百出的信息发布，已经足够让人们勾勒出这次事件的基本脉络。这出谍变剧的主要线索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政治上失势，深夜仓惶逃到成都美领馆寻求政治避难，各方紧急博弈试图主导议程。由于牵涉到高层权斗、中美关系、政治突变以及精彩迭出的剧情转换，这些因素足以让无数网民兴奋异常，睁大眼睛，屏住呼吸，期待更多劲料。对此情此景，在2月8日前后浏览过微博和网络的人都应该深有感触！以致有网友戏言道，“这么多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深夜等待另外一个男人的信息，这真的是很变态”。虽然不久之后，官方就王立军事件的舆论与相关信息的封杀全面铺开，不过借助激情燃烧的网络舆论，王立军深夜私奔美领馆事件，已经从各种角度得到阐述，以重庆红与黑、重庆病人等为标题的平面媒体的跟进更是让这一事件穿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从不同角度来看王立军深夜私奔美领馆有不同的寓意，而从这件事对中国未来政治演变引发的冲击波，笔者愿称之为“重庆事变”。
从政治源头来看，这次重庆事变聚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身上。客观地说，在中国政治格局中，重庆向来无足轻重，直到来了个薄熙来。薄熙来凭借其太子党血统，政治上向来春风得意，锋芒毕露。不过自中共17大后，在政治角逐游戏中被习近平后来居上，只能蛰居重庆，成为一位地方诸侯，其失意之态溢于言表。作为一个有个性有抱负的政治人物，薄熙来自然不甘屈居人后，也不想做一个寻常封疆大吏。因此他上任伊始，就开始做出系列非常规之动作，比如高竖毛泽东塑像，高调唱红打黑，试图以正统中共传人自居，籍此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这些做法，使得他成为一个十分另类的地方大员。薄熙来似乎也毫不掩饰其政治野心，他的话语体系，他的书法，他对外形象展示，似乎都有刻意模仿毛泽东的意味。薄熙来利用其掌控的媒体，联合一些无良左派学者，共同唱响所谓的重庆模式，染指意识形态和政治符号领域。一时之间，重庆的政治重要性风生水起，在媒体关注和放大之下，重庆和薄熙来的言行成为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种政治异象的出现是非同寻常的。中共作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地方党委书记虽然可以称霸一方，在经济和社会管治领域拥有诸多大权和特权，但是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往往是无足轻重的，意识形态及与政治道统相关的话语权，向来是中央独揽，是地方行政和党务领导人的禁脔。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却公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符号层面，频频展开攻势，这固然是因为薄熙来拥有更多政治保险，政治风格上更有进取心，同时也的确说明了高层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开始感染到政治敏感地带。当然，薄熙来所推动的重庆模式，在主旨和立意上都强调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符合政治正确，可以堵住政敌口舌，间接裹挟中共高层。整体上，中共高层对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既有默许，又似有忌惮，而从客观政治后果来说，薄熙来系列特立独行的做法，结合权力去中心化的进程，让人浮想联翩，说明了中共高层权威衰减，也说明中共黑箱政治被撕开一个不大不小的口子。
中共高层对重庆模式的暧昧态度，激发了更多的猜测，也在更大领域内造成了公共认知混乱。其实，当下社会精英阶层对所谓重庆模式是有一定共识的。这种经济上政府强势干预，政治上厉行人治和集权，社会管理上以警察统治翻版的所谓重庆模式，对于经历市场化和自由化洗礼的社会精英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反动。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意图重续社会主义正统理念，通过疾风骤雨运动的方式来建立政绩，无疑是极其危险的。正如某政治评论人士所说的，薄的行为资助、刺激、巩固了90年代以来的新左思潮，配合、争取、挽救了毛左残渣，丰富、扩充、救活了官方宣传话语，将意识形态分歧和思潮分裂敌对化、极端化、混淆化，形成毛左、斯大林主义、孔教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
这些年来，薄熙来虽然政治光芒逼人，但民间、媒体、网络和公共知识分子们，从来没有吝惜过对重庆模式的批评。尤其是所谓双起论和李庄二季之后，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形象已是众矢之的，在网络上和相对自由的媒体空间里，王立军的酷吏形象已被深刻塑造。这其实是多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带来的民间软实力。对于特定的政治现象，民间虽然不具有行动权，组织动员能力，但是民间拥有评论的制高点，这种民间软实力一直在对抗着薄熙来试图把重庆模式拓展开来的动能。
不过，除了言论上的抨击和对抗之外，公众并没有其他工具来影响社会进程。而最近数年的社会情势，是由红色意识形态的回归，政治改革上的停滞，法治建设的倒退和经济自由化进程逆转等基本脉络构成的，这些历史性的倒退显然强化了社会不安全和群体性焦虑。在这个基本盘面下，重庆模式如何演变，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如何发展，都成了牵动公众情绪的重大筹码。在2012年末世揶揄文化氛围中，在中共18大权斗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忽然出现的上述让人瞠目的王立军事件，自然是一件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庆事变。
很多评论人士把这次事件和当年林彪叛逃相提并论。历史充满了嘲讽，这次重庆事变最嘲弄人的就是一向高举红色大旗的王立军，在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竟然选择了美国领事馆作为避难所，这真是十足的黑色幽默，和当年作为毛泽东最亲密助手林彪出逃而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当年的林彪事件对公众的信息封锁更加严密，叛逃事件引发的震荡需要更长时间才显山露水。而在微博和互联网时代，王立军事件几乎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把各个新闻碎片逐步拼接完整，通过微博，网络媒体，和境外媒体的互动，几乎一夜之间传遍各个角落。官方的掩盖和抵赖已经失去意义，其中的休假性治疗，精神高度紧张等话语只不过是自爆窘境而已。
正如林彪事件带来的冲击波源远流长，重庆事变带来的震荡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山露水。目前最直接的后果表现为人事调整，可以预见的是王立军和薄熙来政治生命的宣告完结。但是如果这场冲击波仅仅停留在官场，那么对中国社会来说，也只是死水微澜，作为政治猎物的王立军和薄熙来被绞杀后，其退场多出的政治空间可以很快被填补，新的政治联盟将很快出现，新政治联盟很快能固化为一个特殊的权贵集团。网民狂欢之后，也就像看过一部好莱坞大片，电影散场之后，该回家的就回家，该洗洗睡了。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在一个万众焦虑、人们普遍期待变化的社会心理场域，重庆事变真正击打的是公众的内心，通过极具戏剧化的场景变换，重庆事变葬送的是红色意识形态最后的庇护所，唤醒的是普通民众对于新的政治符号的期待。
客观地说，红色意识形态的溃败早已开始，只不过是不同政治症候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个溃败和高层权斗相互纠缠在一起，这个过程又有所反复，直到薄熙来入主重庆后，红色意识形态被最后充满了鸡血，以高调的方式挑衅着常识和公共认知。也许有人认为，红色意识形态早已在公众脑海里死去，因此重庆事变并不增加一份冲击波，刻意的把重庆事变往意识形态死亡的角度去阐述未免有些牵强。这种分析不无道理，的确红色意识形态的丧钟早已敲响。不过从更广泛的社会人群来看，公共认知是分层的，对于知识界和舆论界，唱红所引发的恶感是普遍的，但是对于缺乏抽象思考能力，对意识形态感觉比较麻木的人群，他们对于社会潮流更多的是根据现象而来的感知。只有官方宣传机器还在唱红，那么红歌就能起到政治符号的作用。不要小看这种符号化的红色意识形态，虽然公众从来没有当真，但是共产党对其的坚持，从社会认知意义上来说，依旧具有通过一个特定符号来引导社会认知和社会行动的功能，因此，一个没有人相信的政治符号，只要它依然存在，他就对公共行为有着约束和规范的功能，只不过这个政治符号的功能发挥，不是基于认同，而是基于恐惧，基于政治冷漠。
弗洛姆在其经典社会心理著作《逃避自由》中提到过，自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独立性，正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承担这种责任，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会逃避自由而不是追求自由。服从的基础是很容易打造的，当人们潜意识将流行的政治符号内化为他们自身的经验时，他们就能避免真正的自由思考，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自由行动。思想上拒绝探究，行动上跟随大众，这种最保守的选择，却是最流行的选择。这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有意塑造的。唤醒个体对自由的渴望，唤醒个体对责任的承担，唤醒个体对价值观的思考和认同，这需要一系列的事件，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形成的后果。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的狂飙突进，到以戏剧化的重庆事变的方式坠落，完美而生动的表征了红色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从此以后，那多年流转，为害无数的红色意识形态将无处寄居，直至被雨打风吹去。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共高层依旧可以作鸵鸟状，拒绝政治理念的更新和嬗变，因此也无法主张任何新的有力的政治引领符号。但是归根结底，决定政治走向的是民心和民意。重庆事变打破了公众最后的政治幻觉，过去是回不去了，红色意识形态已经戏剧化消解。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保守现状，逃避自由的道路已经不存在，旧的政治符号已经彻底消失，新的社会心理秩序必须在新的政治符号基础上建立。在未来更加变幻莫测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其实人人都是事件的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者，而这个过程中，除了努力去实现自由，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让心灵保持安宁，让精神保持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事变是红色意识形态最后的挽歌，而在其废墟上，自由乐章将逐渐奏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