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中国银行业就面临着麻烦，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政府指示银行向增长放缓的经济大举放贷，银行则报以热烈回应，其热烈程度反映出了国有机构的服从意识。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放贷规模激增，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注定要引发一轮违约潮——或者说非常多的外部人士持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未来两周，中国各银行将公布2011年业绩报告，预计它们的不良贷款率会小幅上升至1%左右，完全不值得恐慌。
它们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是政府管制。最早让银行痛苦不堪的政府管制，后来反而成了它们的救命草。
危险的苗头刚一出现，中国政府就策划了一连串的银行股增发，协调了大量问题贷款的展期，出台了减轻企业还款负担的计划，并且承诺为部分贷款提供担保。
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具有毋庸置疑的好处。当面对市场动荡时，西方的银行使问题更加恶化。它们彼此之间更加惜贷，把市场对少数机构的担忧转变成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紧缩。但当中国面临贷款收缩时，政府只需要指示银行增加放贷。
然而，说中国银行体系有一些优点，并不意味着它是世界银行体系的典范，或者对中国来说仍是合理的模式。
批评人士经常提到中国银行模式所蕴含的经济风险。不良贷款未充分确认，资本大范围错配。这些隐患总有一天会酿成恶果。
然而，对中国银行体系而言，更大的危险可能是政治危险。公众对银行业的巨额利润和垄断日益不满。虽然这还不至于在北京引发“占领金融街”运动，但由于努力为银行辩护，监管者们发现自己已陷入尴尬境地。
在本月召开的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上，这一话题被数度提及。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记者向央行行长周小川提问，他对银行的“暴利”有何看法。结合实际数据来看，过去5年，中国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的平均利润增长率达到了35%。分析师预计，中国工商银行下周公布的年度净利润将达到2080亿元人民币（合329亿美元）。
周小川提到了银行业以往的情况，称过去有些盈利很好的（外国）银行现在的情况却很糟糕，这和经济周期关系较大。
虽然他说的可能是实情，但这种周期性趋势对中国仅仅部分适用。在最近一轮经济周期进入最低点的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长率仍达到14.6%。
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于如何看待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温家宝的回答颇像美国竞选活动中才会有的措辞。温家宝呼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银行高管的收入。他表示，要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收入。
在中国，人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储户不利的银行业规定上。根据政府的规定，存款利息的上限比贷款利率低3个百分点左右，这保证了银行能轻松地赚到利润。据监管机构的数据，息差带来的利润占银行利润的三分之二。同时，由于政府禁止私人集团开办银行，国有银行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十分稳固。
中国银行业协会(CBA)副会长杨再平竭力把银行家描述为广大民众利益的积极捍卫者。“银行业利润高增长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利好，”他上周接受中新社(China News Agency)采访时表示。“现在银行发展态势良好，不需要救助了，不需要纳税人拿钱了，这是好事吧？”
杨再平没有说到点子上。中国确实没有付出直接为银行纾困的代价，但是，设定存款利率上限和限制银行业竞争的规定，却把大量隐形税加在了储户身上。
批评归批评。对于中国那些被宠坏的银行而言，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遭遇挫败感的储户正在采取一种可能对银行造成实际伤害的行动：不是投诉或抗议，而是把自己的钱从银行里取出来。
中国的储户正在把钱存到传统银行账户以外的地方，购买品种日益繁多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向储户支付更高的利息，迫使各家银行展开利率竞争，这会侵蚀银行的利润率，并最终降低其利润。
尽管危机远未发生，但这一趋势值得银行警惕。令中国银行业模式走向破产的，可能不是纯经济因素，而是公众的愤怒。
原题：中国大银行不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