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报》报道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与台湾宏达集团董事长王振堂的会面，一改薄熙来在任时大力倡行的“唱红打黑”、“共同富裕”等主张，他表示重庆要坚持改革开放。
而早前德国之声也曾报道，中国官方已经下达禁令，禁止重庆民众继续在广场唱红歌。重庆步行街遍插的五星红旗也被悄然拆除。评论人士曾指，薄熙来的离去，将使重庆渐渐“脱红”。
3月23日，据新华网的报道，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23日表决通过，任命何挺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另外重庆任免了38区县的检察长，曾在“打黑”中承担重要角色的司法部门的人员更替，更让外界普遍猜测，薄熙来倡行路线已经彻底终止。
何挺原任甘肃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外参》月刊报道中，指何挺是比王立军更狠的角色，此番调任，应该是中共当局派往重庆压阵。
重庆模式曾被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3.0蓝本
早在2011年11月，香港举行的“中国未来三十年”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表示，中国正在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的探索，而重庆经验可以作为这种探索的其中一个蓝本。而王绍光是当时对“重庆模式”的推崇者之一。
另据社会政治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向德国之声介绍，他也曾研究过重庆推行的政策，譬如当时推行的“消除城乡差异和平等”政策等。对这个部分他本人也表示认同；而王立军事件应该与“重庆模式”中的另一部分即“打黑”有直接的联系，当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发生后，很多人直接全盘否定“重庆模式”。丁学良认为应该有所区分：“不能把薄熙来到重庆后做的所有事情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很多人说重庆模式是不是要重新考虑，我要说的是‘你讲的是哪部分。’”
“重庆目前维稳是第一位的”
据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报道，早在2011年4月，时任重庆作协主席的黄济人，接到薄熙来和黄奇帆的任务，为打造重庆形象，编写故事、填写诗词和撰写小说，并力争获得“茅盾文学奖”。
重庆作协将重庆“打黑”写成名为《雾都闪电》的小说，黄济人为此和王立军多次接触。随着王立军下落不明，这部小说也将随“重庆模式”的命运一样风雨飘摇。
丁学良认为，尽管重庆在“脱红”，但并不表明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变化：“重庆出了这些事以后，现在还没有考虑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事，怕有人借聚会、唱红歌的机会闹事，首要的事情是维稳。现在先把人事、安全等事情稳定进行妥当，这些事之后，再在意识形态方面提新的说法，或是把原来薄熙来在重庆的提法，哪些要保留，哪些要舍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