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兄您好:
来信收到。诚如所言:近七、八年间,是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历史高峰期。同时,贫富悬殊越拉越大;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房价、物价的攀升速度越来越令百姓难于负重;生不起、读不起、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等问题,正使越来越多底层百姓陷入生存危机之中;“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被锁定于底层症状越来越严重,“官二代”、“富二代”却一种意义上世袭罔替,一种绝望、对立、仇恨情绪正在最底层蔓延扩散……所有这些,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温总理确实应负严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这里我想说的是:前述诸种严重政治社会问题和矛盾,主导因素是体制。领导人个人能力是次要因素:因为在“绝不”、“五不搞”的特色政治制度条件下,任何政治强人都将无能为力。这些年我屡屡与朋友戏言:现行政治体制不改变,马、恩、列、斯、毛、周、邓重返人间坐镇中国联手执政也将无济于事。所以,开头列举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尽管温总理“确实应负严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任何人坐在这个位置上,都必将与概莫能外要负类似的责任——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将上述问题发生的原因归咎于领导人的能力或操守,既不客观,也会让我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可以绝对地说:政治制度不改变,发生在朱鎔基、温家宝身上的“贤相的悲剧”将在中国政坛无休止沿续下去。
徐兄:你批评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改工的言论是“作秀”,是“光说不练”的“口头革命派”。这一观点在当今中国网络上有很多共同的声音。然而恕我直言,这一批评严重有失客观了: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执政党内其实并不缺有魄力、有勇气、有智慧、有历史使命感的政治家。执政党内部也始终涌动着一股锐意进取、锐意改革的进步力量。如果不求全责备的话,我们可以说胡耀邦、zhao公、万里、胡启立、习仲勋、任仲夷、田纪云、朱镕基、温家宝等等人就是这股力量的代表。然而30多年过去了,政治体制改革却只闻打雷不见下雨,原因究竟何在?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来自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太强大了。而党内改革力量太薄弱了。
话到这里,我想起了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中讲述的胡耀邦当众失声大哭的故事:在1987年上半年的一次由薄一波、杨尚昆等人主持的“生活会”上,被迫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被迫做了检查。在检讨中,胡对自己的“错误”大包大揽、上纲上线。离开会场时即失声痛哭……
一位久经磨砺、历尽风霜的政治家为何会当众失声痛哭?正如李锐老人所言:“一个人如不是因受大委屈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在这种场合。”
胡耀邦又为何会“大委屈伤心透了?”原因可想而知:一旦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将动摇执政根基之时,曾经的同盟和靠山邓老爷子倒向了保守派。“胡公血性人,纯笃而坦荡”(注1),然而在“党的利益至上”的“组织原则”面前,只能眼看改革夭折,只能放下“以血性担当时代”的理想抱负,只能放弃政治家起码的良知和历史使命感,眼看党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所有这些,怎能不让血性有余、胸无沟壑的政治家胡耀邦当众大哭?
为何会举这样一个故事?无非想提醒有些求全责备、动辄讥讽政治人物“作秀”、“影帝”的同胞:自古政坛风刀霜剑,锐意改革之士,十有八九以悲剧告终,这已成“历史规律!”古代吴起、商鞅、刘晏、王叔文、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如此,当代胡公、Z公,莫不如此。
锐意改革之士缘何十有八九以悲剧告终?原因是:举凡改革,必然触动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随之而来的阻力、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就当今中国而言,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已到村委会书记、居委会主任这一阶层,势力强大超越古今。稍为不慎,胡、赵悲剧便将再次上演。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动辄斥之为“作秀”、“影帝”,就容易铸成亲者痛、仇者快之悲剧!
当今中国,对党内改革力量的攻击不但来自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所谓极左势力,也来自急进的自由民主派。对此,这是一个令人反思的现象。其实,任何政治家都是可以批评的。“政治正确”的政治家也没有理由获得批评豁免权。但批评不能“柿子专捡软的捏”。将所有歹事、倒霉事一股脑推向一位志在改革却回天乏力的弱势总管也罢,言之凿凿举出一大堆“裙带腐败”事例来也罢,还刻意将人贬成欺世盗名之徒……这就难怪温总理坦言:“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
温家宝的“痛苦”恰恰在于“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在党权高于一切的特色政治体制中,身为一国之总理,权力其实十分有限。所谓“号令不出中南海”并非只是大清国总理奕的尴尬。所以,温总理关于“: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支持、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之说,并非无的放矢之言!正因为如此,多一分理解,多一分耐心就显得十分重要。
徐兄:正因为您对温总理的批评在当今中国网络上有很多共同的声音,我特此费一番笔墨谈这个话题。如有不妥之处,可来信再交流意见。
(注1)赵朴初悼胡耀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