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重庆王立军事件与十八大前夕权力斗争加剧，今年北京“两会”政治禁忌甚多。一些每年都提的话题如改善收入分配、房价、物价等仍然列在“两会”议题清单之上，但有些重要议题却被排除在清单之外，比如作为2010年“两会”最大成果的“痛治裸官”问题，今年在“两会”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裸官”消失了吗？不是，恰好是“裸官”现象更严重。今年2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蓝皮书》，其中的分报告《“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指出，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
中国“裸官”知多少？
“裸官”即“裸体官员”的略称，大概自5年前在中国大陆开始流行，指配偶和子女因非工作需要，却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中共政府对待“裸官”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口头表示要治理到完全放任的变化过程。政治形势远比现在要好的2010年就是口头痛治裸官年。那一年的2 月22日，国家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的工作重点被提出。3月召开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公开向媒体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林认为，这些官员应该及时向组织汇报，其配偶和子女到国外去定居留学，费用从何而来，是谁提供资助的？
这个“裸官”数字流传开后，中国互联网像炸了锅。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颁布施行。广东、湖南、深圳等地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类似规定，比如配偶子女定居国外的官员，不许再在机构中担任一把手之类。
后来的事实证明，“裸官”现象不仅未被扼制，随着近两年中国富人移民潮起，反而成为官员们青睐的后路。
中国官员为何喜欢做“裸官”
中国官员趋之若鶩地做“裸官”，当然是出于狡兔三窟的未雨绸缪之计。在中国百姓眼中，当官当然是最好的职业。但在官员们眼中，当官却是个风险极高的职业。因为买官卖官已成官场风气，买一个有实权的县处级职务动辄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这是依靠官员们的工资根本无法买来的，所以当官不可能不贪，买官就是购买腐败的资格与通行证。
但中共表面上还得端出一副正常政府的架子，有一套所谓反贪的刑律。因此贪官也面临多种风险，一是官场中有派系，有派系必然有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中打垮对手的最好理由就是抓对方的贪污腐败把柄。昔日的利益同盟中有一个环节出了事，出事者对同伙的检举揭发；二是昔日情妇的检举。贪官多好色，95%以上都有数位情妇且喜新厌旧。不少被抛弃的情妇往往因为分手费给的不够或其他要求未得到满足而反目相向，其杀手鐧就是向检察机关或者纪检委举报，不少贪官就是因此入狱。中国一直戏称“情妇是中国反贪生力军”。
在此情况下，官员们将子女配偶送出去，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官员在国内能捞就捞，能贪就贪，一看风头不对，就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夫妻团聚。一般来说，人老珠黄且有共同子女的妻子，远比主要看中贪官的钱与权势的情妇可靠。
这些“裸官”带出去多少财富？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弄清楚的谜，仅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一人，就将腐败赃款28亿藏于海外，妻子女儿亦早定居美国。
官员群体“沉船”意识日益浓厚
在北京下令查处裸官现象的情况下，还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可以拥有外国国籍，而且级别越高（即越有能力让配偶子女出国定居的）官员，对裸官的认同度越高，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中共政府对官员的约束能力严重弱化。
官员高度认同“裸官”，源于这个群体深刻的政治危机感。从2009年开始，中国对内的维稳费用连续几年都超过军费，群体性事件到2010年已逾20 万件，环境生态持续恶化，盖洛普一项调查表明，有71%的中国人感到生活艰难。据中国银行和胡润百富（Hurun Report）2011年11月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中国资产逾人民币1,000万元（约合160万美元）的人当中，有60%正在考虑移民或已经采取相关措施。其中，美国是第一大目的地，其次是加拿大、新加坡和欧洲。多数人以孩子的教育为主要理由，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和财务安全方面的考虑。富人的这种选择不可能不影响到实际财产并不比富人要少的官员群体。
中国近年的所谓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金（地下矿产）、木（森林）、水（河流湖泊）、土（土地）不是被掏空、砍光，就是被严重污染，换来的金钱主要集中在5%的权贵富人手中。如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都争相移居海外，数年后，中国可能只剩下满目疮痍的破碎山河，与遍地穷人。
事实上，许多中共领导人的亲属早就移居海外，海外有关中国最大的政治笑话之一，就是说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出席的委员们不少是美国公民或者加拿大等国公民的祖父、外祖父。身为“裸官”的高层想限制下级不做“裸官”，又如何能让下属们心服口服地接受？这就是今年“两会”上“痛治裸官”这一话题出局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