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3月27日独家报道)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大哥和岳父在家人与他失去联系近两年后,3月24日到新疆沙雅监狱,隔着玻璃见到高智晟。
美东时间27日晚,我打电话给刚刚回到陕北家中的高智晟的大哥高智义。
高智义:“过几天再跟你说,现在不方便。”
记者:“您能肯定见到他了吗?”
高智义:“见了,见了。”
今年1月1日,被失踪21个月的高智晟律师的哥哥高智义,收到新疆沙雅监狱刑事执行科寄给他关于高智晟的“罪犯入监通知书”。一周后,他从家乡陕北赶往新疆,与住在乌鲁木齐的高智晟妻子耿和娘家三位亲人同行,10日赶到沙雅监狱要求探视高智晟,狱方说‘现在是三个月教育期,三个月后,表现好家人就能看,不好就不能看’。第二天家人再次前往求见,在监狱十几公里外一个检查站被拦阻。
高智晟的太太耿和是25日得知家人24日到沙雅监狱见到高智晟的。
耿和于3月26、27日两次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谈她陆续得知的消息。
26日记者采访耿和——
记者:“我近些天打不通高智义电话,总是忙音,您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耿和:“在这之前我也是一直打不通。昨晚打通了。他说,他去(沙雅监狱)看了,看着人是他(高智晟),看着还可以。但是他(高智义)说(当局)不让往外讲,一旦往外讲了,就阻止他们下次再去看。”
记者:“对话了没有?”
耿和:“我没问到这么多。因为说了以后,好像当地警察跟着,就不让他接电话。不仅不让他接,全家人都不让接,就为了这次答应让看(高智晟),给的这个条件。昨天等于是见完了,电话里才说。然后我要再多问,大哥说‘我现在要走了,等我回去再说’。我估计正在往回赶的路上。”
记者:“您娘家的人有没有去?”
耿和:“大哥说,我爸爸去了。”
记者:“你爸爸那边电话能打通吗?”
耿和:“打不通。我爸爸就有个小灵通,离开乌鲁木齐市(家所在地)就打不通。他回去估计能打通,没准要到明天了。”
记者:“探视准确时间是什么时候?”
耿和:“周六(24日)的中午。我问‘办了一些手续吗?’大哥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让说,什么都不让做,什么都不让带。这回我就看看是活是死。’”
记者:“见到人了,还不让对外说,您觉得正常吗?人好好活着干嘛需要这么保密呢?”
耿和:“当地公安局不让讲嘛!去之前保了很长时间的密,不让家里面讲。说讲了就取消见面机会。一直熬到昨天。哎呀!真是。”
主持人:“为什么不让对外讲呢?”
耿和:“谁知道呀。就觉得是不想让外界知道,要么怎么当地佳县、榆林公安的一起过去。我问‘下次给咱们啥时间(探视)了没有?’大哥说‘什么都不能说。这次就看是死是活。等回去再说。’”
参与过陕北油田案、法轮功等案辩护的维权律师高智晟2004年12月至2005年12月,曾经三次发出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2005年11月,他出任主任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停业。
2006年8月15日被警方绑架。12月22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回到家中。2007年9月高智晟再遭抓捕,获释后传出他的文章《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自述受到包括用牙签插入生殖器在内的酷刑。
高智晟获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的“勇气呼吁奖”等人权奖。
2009年2月4日凌晨,高智晟当着亲人面,被警方从陕北老家绑架。
2009年初,高智晟的妻子儿女逃离中国,后来被以难民身份安置到美国。
高智晟被警方从老家绑架后,有关他的情况,来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警方和其它方面的说法种种不同。直到2010年3月27日,外界一直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当年3月28日,网上突然公布高智晟电话号码,外界可以打电话给高智晟律师。十天后,外界再拨打这个号码,停机。高智晟律师再次失踪。
2011年底在他五年缓刑即将期满时,新华社12月16日发出英文短讯,称高智晟违反缓刑规定,已被送回监狱执行原判三年实刑。但是,在当时和之后两周内,没有关于高智晟在哪个监狱服刑的消息,家人也一直没有看到裁定书,没有得到什么时候可以探视的通知。报道没提及高智晟违反了什么规定,也没有提到过去20个月里,高智晟一直处于再次被失踪状态。直到今年1月1日,高智义收到沙雅监狱寄来的关于高智晟的“罪犯入监通知书”。
27日记者再次采访耿和——
耿和说打通了姐姐的电话,姐姐转述父亲所讲的见面经过。
耿和:“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半小时见面,隔着玻璃打电话,我姐说,看着皮肤有点白……可能不见阳光吧,胖瘦也还可以。别的看着也就那样,说不出特好也看不出坏的地方,就觉得还行。
我爸爸和他讲了有十分钟。他挨着问,问我爸爸、我姐姐、我妹妹……好不好,让我们照顾我妈妈。把这些问完,十分钟就到了。又问我爸爸身体好不好,我爸爸说‘见到你以后,我就身体好了’。高智晟就哭了。
(我姐姐说)我爸爸讲……他大哥和他讲的时候,我爸爸些听不太明白(口音),反正就是问家人这个好,那个好的一些事,然后他大哥就哭得不行,卫生纸(擦眼泪)……我爸爸赶紧捡卫生纸、给收拾。
他们讲话的时候,警察也在。我问‘有几个警察?’,我姐说我爸没说。
不知是我爸还是大哥问‘你需不需要钱?’高智晟说‘需要’。家里面就想多留,高智晟说‘一个月只能留六百,一次只能留六百’。我爸爸就放下了六百块钱。”
主持人:“他是坐着还是站着?”
耿和:“坐着。有人看着。”
主持人:“您觉得都是可信的吗?”
耿和:“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主持人:“您觉得是大哥多说,是受到了威胁,还是他自己害怕?”
耿和:“我估计是大哥受到了威胁。因为他出门就没有给我家打电话,我家人很着急,光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开机,我爸爸一见就埋怨他,大哥就低下头,小声说‘关机了’,问他为什么,也不吭气。我爸说,他可能有事挺为难的不能说。”
主持人:“他大哥会不会因为漫游电话费太贵不开机?”
耿和:“不是。警察跟着的。第一次去(沙雅)他大哥住在我们家(在乌市)。第二次我爸让他住在家里,他说‘还有一个人(警察)呢,我要跟他住’。他大哥就没跟我们家人在一起。但我不知跟着去的警察是一个还是两个。我从家里得到的消息是两个警察,一个佳县的,一个陕北榆林地区的。”
主持人:“这个情况,您怎么考虑?现在是什么心情?”
耿和:“我的心情很沉重,虽然家人看见了他,我的心情没有轻松。我觉得有好多疑问。为什么把他搁在那儿了?他做了什么?什么时间是个截至?
我们家人说‘措手不及,让你去了。一进门,旁边警察就宣布不能讲这个,不能讲那个’。我说‘都不能讲什么?’我姐说我爸没记住。
我不知他们(警察)的威胁是什么程度,不知铺垫了下一次见面的渠道没有。
我也没踏实,就觉得,为什么呀?出了什么问题了呀?我一直没有踏实,一直没有轻松过来。高智晟没有错,他应该尽快自由,应该立即释放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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