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香港的特首选举昨天在港人的抗议声中结束，梁振英以689票当选，在发表胜选宣言时，他表示期待与另外两名候选人合作，以服务于香港，并誓言要致力于香港民生，亲民、阳光、捍卫香港核心价值，并强调上任后，香港人今日所享受的权利，绝不会改变。
历史阳差阴错，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港澳台这些多元政治的基地，台湾使中华民国这样的政治形态得以苟存，而港澳，则一度曾是殖民地的政治形态。倡导“一国两制”，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不如说是邓小平的现实精神与妥协精神，使这样的政治形态得到大陆主流社会承认。如果按照只有一个中国的说法，那么，这个大中国并不是一党天下，而是多元政治“共存分治”。这样的个政治局面不是执政者的刻意安排，而是历史留下的政治遗产，如果面对这样的政治遗产，如果利用得好，中国就能获得文明进步，如果不顾世界民主宪政潮流，坚持专制保守，那么国家民族必将付出沉痛代价。
香港的政治经济地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因为它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共建政以来，它一直扮演着中国政治与经济文化与台湾及世界之间的脐眼纽带角色。如果没有香港，就不可能有深圳的改革试验区，如果说，香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使数以十万计的大陆逃港人获得生存机会的话（“生存纪”），那么，香港在八九十年代，则使大陆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发展纪”），现在，香港应该进入影响中国大陆的第三纪，就是“政治纪”。
近期香港因为特首选举，而进入多事之春。德国之声3月23日报道称，近日的几条消息却令香港人恐慌与愤怒，其一是著名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周五刊登致传媒及市民公开信《不要逼我挺梁》，称《成报》篡改他评论行政长官选举的专栏文章，其二是信报老板李泽楷被有关方面“兴师问罪”，被曝光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因为香港已经回归，所以有关方面觉得家门口的孩子应该管一管，而这样的管一管，或让香港媒体自律，或直接打电话让媒体配合，这在一些人看来是自然之理，但香港人却认为侵犯了自己的自治权，一旦公权越界，就会没有边际，所以对于自由敏感度高的香港人，必然出现反弹，而公众的反弹，大陆又不能用对付大陆民众的手法处理。如此这般，不如像对待台湾政坛那样，真正松手，使其政治生态顺乎民意，通过尊重香港民意，来取信于香港民众。大陆政治家应该听信这样一句话：如果退路没有了，那么，就进步吧。政治改革上进一步，便会海阔天空。
是通过学习港台，使大陆民主进步呢，还是通过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使港台向大陆政治形态靠拢？这是大陆当政者应该深思的议题。香港的经济自由港地位，得益于其经济的高度市场化自由化，香港的廉政公署独立运作，司法相对独立，保证了香港政府廉洁自律，即便有特首免费坐了富的人游轮，或通过关系租住了豪华公寓，也会被独立机构一查到底，最终会迫使特首道歉并改正，香港大学的教授自治，使教育质量与学术影响力与世界名校比肩，香港人争取更多的自由度，包括政治改革，双普选特首，尽管被延滞，但2017年，必将获得双普选直选权利。
尽管香港街头经常有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尽管香港校园里学生政治行动一波又一波，但这体现的是香港民间政治的活力，而这种活力与自由精神，直接影响着香港的地方政府形态，使香港的执政者不敢怠慢于公众，只能透明公正地行使自己的公权力。它使特首与各级公务人员廉洁自律，但起来是约束了公权力，但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对各级公职人员，又是某大的福祉，他们既免受腐败的诱惑与困扰，又免受意识形态的折磨与内斗。反观大陆，只要政治风波一起，就会人人自危，社会恐慌，城门失火，池鱼遭殃。这就是政治不公开透明、司法不独立造成的恶果。
香港已然无法接受潜规则。香港学生组织发出的公告说，希望能发起全港大专院校集会，于特首选举投票日前一晚，即三月二十四日晚，在香港会展中心对面的法院门外空地举行晚会，通宵扎营直至选举当日，抗议小圈子选举。而对媒体的打招呼式的管控，也只会激起香港媒体反感，使有关方面失信于香港公众。这些在大陆通行的暗实力，一旦在香港运用，就会遭到迎头痛击，为什么，因为香港毕竟是开放的阳光社会，容不下任何危害自由与公正的管治方式。不干预会出现新闻事件，而干预呢，不仅会晒曝新闻事件，还会叠加出负面新闻事件。即，你通过政治权力，在干预香港应有的社会自由。
爱香港，就应该尊重香港的政治自由，大陆要学习的是自由生态中的政治文明，而不是通过惯有的高压内控方式，使获得自由形态的地区，听命于自己的政治意志。这样，香港伤不起，大陆，在世界日益增长的政治自由趋势下，也难以逆转。
台湾是怎样的一个“区”？
媒体报道，吴伯雄是3月22日在北京跟胡锦涛举行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五次高层会晤时正式提出“一国两区”概念的。他说，台湾现行的两岸人民关系法条例是以“一国两区”概念为法理基础的。吴伯雄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解释，台湾宪法的条文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本来就是大陆地区，台湾地区的概念。
尽管“一国两区”概念早就有人提出过，而且在台湾还有争议，但两岸三地现在事实是一国两制，或一国四区（大陆、港、澳、台），从制度层面上讲，是一国两制。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两区，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任何人无法回避。
邓小平谈一国两制，是终结毛泽东时代的武力统一台湾的战争思维，从尊重现实格局的角度，将两岸政治问题搁置起来，化解两岸战争焦虑，意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治状态。由于种种原因，邓小平时代没有在两岸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而江泽民时代与胡温时代，开始了两岸三通进程，胡温时代由于面对的是温和的国民党马英九当政，所以，也通过怀柔的政策，在经济文化上与台湾有更多的交流，甚至通过帮助台湾农民，政治性的购买台湾农产品，来增加大陆的善意。
但台湾不是中国的经济特区，台湾更象是一个政治特区，中国无论如何经济强大与崛起，都不可能收购台湾，也不可能通过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使台湾屈从于大陆的政治意志与政治形态。由于台湾的相对独立性与隔海相望，所以大陆对待台湾的岛内政治，没有像对待香港那样，贴身影响，这样的距离感，使台湾民众不至于像香港民众那样，时时会表现愤怒，不时会通过游行示威抗议大陆的一些暗厢操作或疑似内部管控。大陆通过与台湾的博弈，已充分意识到，越想通过自己的某些暗中影响力影响台湾，效果越适得其反，因为只要相关信息被曝光，就会造成台湾民众的逆反心理，就会造成逆向效应。中国大陆采取隔岸观火的方式，既使台湾政治生态祥和理性，也使台湾民众对大陆不至于反感，而越走越远。
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最高领导人之后就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经过数年的民生试验，两岸在“民族”和“民生”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共识，现在两岸共同应该面攻克的难题是 “民主”和“人权”的政治形态。
两岸问题终究是政治问题，政治家最终要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两岸面临的重大关切。现在，两岸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某种统一，譬如吴伯雄、连战等人，在大陆寻根问祖，不仅参加对黄帝的公祭，还寻找自己的祖居地或祖坟缅怀、祭祀，基于历史或血缘上的认同，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信仰层面上的内容。在信仰与人文历史层面上，基本实现了共识与统一。在历史问题层面上呢，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的主导地位或主战场角色，从而一改毛泽东及其后时代，对国民党抗日不置一词的漠视历史的方式，无疑增强的两岸的政治互信度。
现在两岸的认同，有血缘认同，文化国家认同，还有对孙中山的认同，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但政治认同与政治统一的日程表又在哪里呢？要实现政治认同，必然要在政治价值追求上有认同，是国共两党探索出一个重的中国特色政治模式，还是尊重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普世价值？这是摆在两岸政治家面前，特别是中共领导人面前的最大议题。
现在两岸致力于建设福建平谭试验区，这片土地相当于四个香港大小，曾经是福建人离境偷渡之地，2011年，中国国务院批准特区建设，媒体称这个特区比特区还要特，特区的副市长级主任将聘任台湾人，台湾的车辆与货币可以在岛上使用，《新新闻》杂志称，平潭实验区还有一项“政治性开放”，就是允许岛内电子和平面媒体申请“落地”，一旦成功，未来有机会和福建及大陆南方电视台并频，将覆盖4亿人口以上。
两岸政治家意欲何为，似乎尽写在新的规章规则之中，但两岸没有政治互信度的今天，台湾在野政党必然视其为经济渗透影响台湾，从而俘获台湾的战略，而大陆呢，也并不承认其政治特区的地位，完全视其为经济特区。
两岸的政治家需要政治上的顶层设计，仅仅靠局部的经济与政策性的扶持台湾，已然没有战略性的意义。
其一，两岸政治家需要重述从前，既然都认同孙中山，那么，就应该致力于民生之上的民权宪政建设，民权建设，就是顺应民意，两岸政治家要通过民主方式，在宪政基础上，制定两岸五年、十年、五十年政治规划或政治改革与统一的日程表。
其二，国共两党应该用忏悔的心态，对待国家民族，1945年后，两党重庆谈判，没有使国家进入民主宪政和平时代，反而造成战争灾劫，两党只有致力于新的民主宪政建设，才能减轻历史罪责，重新取信于民。如果两党执意于两岸经济，而在政治进步上无所作为，那么，两党就是合谋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不是致力于两岸政治文明进步，这是两岸公众应该警惕的态势。国共两党应该懂得，半个世界之前两党如何撕裂中国，他们就应该回到原点，找到造成撕裂国家的根源，通过政治修复，通过新的政治生态中的竞争，获得自己的执政地位。
其三，中国执政党占有国际优势与版图优势，应该更为主动与宽容，两党应该重温自己对人民的誓言，就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两党都反对一党独裁，都倡导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这些都应该重述与落实。如果两党都回避历史，回避应有的政治共识与价值追求，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的希望。
中国应该将台湾看成一个政治特区，这个政治试验区通过艰苦的政治实验，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现在，应该将其政治试验成果看成中华民族的政治成果，其政治改革的经验应该两岸共识，从蒋经国先生的政治解严，到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政治竞争，到马英九的和平执政，使人们看到，中华民族是可以搞民主宪政制度的，多党竞争不仅不会造成政治动荡，不会造成政治清算，只会使这片土地融入世界文明政治之林，赢得世界人民尊重，使国泰民安。伟大的政治家，需要伟大的想象力与政治魄力，以及伟大的决策与行动能力，政治改革不可怕，蒋公经国先生已行垂范了后世。
如果政治家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台湾为试验区成功样板，未来五年，两岸领导人将共同拥有诺贝尔和平奖，本世纪影响人类的最伟大事件，非此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