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的形式之一是打黑。一名重庆警察在检查被囚犯人的手铐（资料照片）
在中国西南重镇重庆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场“唱红打黑”运动的中共高官薄熙来被解职后，所谓的“重庆模式”命运如何？近期一些学者撰文称，这种在经济上寅吃卯粮，在政治上搞“文革式”运动的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
北京的政治学者张鸣近日在他撰写的一篇谈论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的博文中提到了“重庆模式”的两个软肋：一是“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
*张鸣：“重庆模式”有软肋*
他说，“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这种毛主义的运动模式，会令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紧张。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认为，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使得“重庆模式”命里注定要出事；不是经济上被拖垮，就是内部出问题。
其实重庆经济模式的争议由来已久。《投资者报》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援引了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对“重庆模式”提出的质疑：没生产，哪来的分配？
*重庆“寅吃卯粮”的经济模式争议已久*
该文还援引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的观点，说如果非得给重庆经济发展定义一个模式的话，那就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
刘海影说，这种模式在短时间来看是很好，长期来看则未必美妙，因为借钱是要还钱的。
该文援引这位国际对冲基金经理的分析说，重庆总债务规模约5千亿元人民币，在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值得担忧。
*重庆债务规模或有5千亿元人民币*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也认为，单论经济模式，“重庆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是在透支；尽管目前它还能用新债和新的投入维持运转，但长远看无法持续。
除了经济方面，“重庆模式”的政治一面在一些学者看来更是站不住脚。
“重庆模式”在政治方面的一个标识性表现形式就是“打黑”。历史学家章立凡将“打黑”与上世纪50年代中共政权所搞的社会一体化改造相比较，认为它们是相似的，就是用“红色细胞”替代原来的“灰色地带”。
他对美国之音说：“从政治上它（重庆模式）肯定是站不住了。它不是靠民主的方式，而是靠独裁的方式，靠法律以外的手段、非法的手段，来树立这样的模式。”
*重庆的“打黑”政治模式*
随着薄熙来和他的“打黑”干将王立军的去职，“运动”期间大量被错判、重判的案件浮出水面。
纽约时报3月26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一些在王立军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被抓、被判死刑的商人，如何在狱中遭受刑讯逼供。纽约时报网站上还配发了一段一名被控雇凶杀人的重庆建筑商在狱中讲述自己如何在被秘密关押期间遭受酷刑经历的录像。这个自称清白的商人后被判有罪，于2010年7月被处死。
文章也提到李庄和李俊的案件，并引述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对李庄案的评论说，该案令中国司法改革倒退了30年。
这位法学家在他的一篇博文中说，他“一直认为，李庄案第二季之所以最终无法推进，不得不以检察院撤诉告终，前提是中国的法律界对重庆整个运动式‘打黑‘活动的明确反对，其间不少法学界人士都发表了论证清晰、证据扎实的文章。”
*贺卫方：重庆案件纠错工作量大*
而贺卫方在对美国之音谈到李庄时说，这位当时为“打黑”对象辩护而遭下狱的律师近期不断接到求诉，或希望他能关注一些案情。
贺卫方说：“看起来量非常大。有些是一些无辜的人被判刑，有些是属于不该判死刑的人被判死刑。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可能这样的一个纠正错案的工作量不会太小。”
这位法学教授认为，一方面当局需要整体地扭转这两年持续的那种不顾法律规则、无视程序的执法和司法思路，也会在现有的法律架构下启动处理相关的案件。
贺卫方说，这个事情既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时不少问题在法律上界限也比较清楚，因此他相信当局还是有强烈意愿去处理这些案件，否则无法交代。
*章立凡：清除“重庆模式”或有阻力*
而历史学家章立凡说，如果能够在他说的刚刚经历了一场“小文革”的重庆开个头，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些积累的案件重新清理一下；但他怀疑现在已经腐败的中国的司法系统是否还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他说：“因为现在毕竟跟文革结束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反正无论谁都穷，要想平反从政治上解决就行。现在因为有大量的经济利益在牵制，我觉得可能困难会比较大。而且平反冤假错案就意味着有一批官员要倒台，那他们也会拼死来阻止这种进程。”
不过，章立凡同意，从整体上讲，“重庆模式”是站不住了。人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鸣在他的博文中也写道，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进入美国领事馆之后，“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