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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莲门诺医院 黄胜雄院长（维基百科）
1983年以前我和一般去美国留学的台湾人一样，为在学术上能出人头地，我早出晚归。我是医学院神经外科的副教授，我是许多同僚医生中最受欢迎的脑外科医生，所以我的病人特别多。
在美国时，一般的人很现实和精明，他们都会查问如果有护士或医生需要脑神经外科医生照顾的时候，他们会去找谁，他们把这样一位医生叫做〝Doctor's doctor〞。我就是许多医生的脑神经外科医生。因此我的病人最多，一年365天要开360个病例，加上每天看门诊、住院的病人，每年至少有 5,000人次，这样可想而知我是多忙碌。
有时深夜归家的途上，我会想到，我的两位可爱的孩子不知道今天乖不乖？在学校有没有问题？我的心里有时很亏欠，找不出时间在周末时应他们的要求一起去打棒球、骑马或钓鱼。
我只能自我安慰的说，我已经替他们的活动空间买下四甲地的家园，他们可以找朋友来家里玩、可以露营、可以游泳、可以爬树摘花。比起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好多了。而且我要替他们存钱，缴最好的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我要为他们存银行的帐户，做大学及研究院的教育基金；我要为他们每一个人设立一个信托基金，好叫他们中年以后做事业时有个基金；我要为年迈退休的父亲设一个基金，所以他不必每个月向孩子们要钱，我要...。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全家上礼拜堂，主日学后因我内人有妇女会的聚会，我就带两个孩子去中国餐厅吃面，然后送他们回家，我就马上回医院巡视病人。
在开车的路上，我的胸口开始感觉闷热不舒服，于是我把那部完全自动控制奔驰的坐位调整，窗户打开来通风，我想胸口痛或许会改善。但是到了医院，停好车走进急诊处入口为止并不感到改善。我请在急诊科的住院医师替我做一个心电图，结果是正常，刚好有一个心脏科专家走过，就请教他的意见，他看了我的心电图，看了我的病例，也听了我的心脏，就判定我要住院。他的理由是：他及大家（全医院）、全社区，不能冒险失掉一位像我这样好的神经外科医生。
我辩论说：我的祖父 86岁，我的父亲 67岁都健在，没有家族病历是心肌梗塞的。他反驳说，他们不是神经外科医生，没有我所受到的压力。
结果我住进了心脏加护病房三天三夜，他们为我做了一套完整且近乎10万美元的检查，检查结果是认为说大概是中国面汤中可能放太多味精而使我的冠状动脉产生痉挛的现象，所引起的症状，我没有心肌梗塞或冠状动脉硬化。
第四天早上，我从加护病房出院，就走到开刀房做手术。是责任感和荣誉感，既理性又感性地，我这样做了。
但是，从此我的人生观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在住院的期间我看了很多书，其中一则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短文 ..
故事这样说：
有一位农夫，早出晚归耕种一块贫瘠的土地，他勤奋的工作，午餐也顾不得吃，
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就叹息时间太短，也常常自言自语的说:我务必积蓄五谷，以备不时之需。
有一位天使听到了，觉得农夫很可怜，就靠近对他说：
“你很认真，对父母有孝行，对子女有爱心，对邻居和睦相助，所以上帝要赏赐你更多的土地，让你富足。
今天，从这做起点，你能力所及的去跑，等你绕一圈子回到原点时，我会将圈圈以内的土地赠送给你，让你饱足。”
这个农夫真是高兴极了，马上就开始跑，也忘了带饮水，只顾往前跑。当他跑了半个钟头后，往后看，啊！真高兴，他想：我这辈子够用了，这块地所产的五谷能供我一辈子。他想停下来了，但是又想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应该为我的儿女再跑一段路，让他们也有一点的家产才是，于是又跑了一个钟头，他又渴又累、汗流浃背。
他往后看，离起点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也许应该折回。可是他又想起了他的兄弟姐妹，他再往前跑了一段。他的胸口开始有一点闷热，头有一点晕。
他开始想：唉！我毕竟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我退休了以后怎么办呢？也许我应该再多跑一点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体力不支倒地，不久就死了，连回到原点的机会也没有。当然，什么土地都没有得到。
故事的精神是说：
当人太贪心时，最终会变成什么也得不到。
从此以后，我修正了我的人生观，我开始回转，不应该像那农夫一样贪婪不知足。
我每一年拿一个月的休假做义工，做短期的医疗宣教师，到医疗落后的国家服务或教学，也打算从55岁到65岁献给主用。这期间使我有机会遇到了很多朋友和信仰的前辈，也学习到服侍人的乐趣。
1984年在墨西哥的全世界基督徒医师会议中，认识了手外科及痲疯病专家Paul Brand 医生，成了我的朋友。1985年在拜访 Sister Mother Theresa 时，学习到了她节俭的真理，她告诉我说:因我们的节俭，所剩下的资源可供给成千的贫困人继续生活下去。
1986年我来门诺医院当义工一个月，第一次和前院长 Dr.Brown 相处，有一天晚上他请我和内人去他家吃饭，我发现Mrs. Brown 的手指头因为花莲的湿气重而得了风湿症，并且有脑干微血管的破裂出血。Dr. Brown也有手痛，因常吃Aspirin而有耳鸣和重听。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继续为后山交通不便、医疗不发达的台湾人奉献了前后将近有四十年之久的时光。使我这个台湾人真感激又羞愧。1990年薄院长退休回美国，连退休后的住家都没有，这种舍己为人的情怀更教我佩服。
1991年他在洛城接受台美基金会的台湾奉献奖时，他呼吁：“我为台湾奉献了这一生，我盼望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的医生也能像我一样为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弱小无助的、需要人照顾的花莲百姓服务，很可惜！台湾的医生好像觉得到花莲很远，到美国比较近，没有人要去花莲，倒是很多人跑到美国来。”
他的这句话很扎心，对我来说，好像是在对我说的一样，也更进一步的把我拉回到我起跑的原点－台湾。
我1993年底回来接下薄院长的使命──去服侍最小弟兄当中的一位，就是服侍上帝。为原住民、为偏远地区的人民健康来服务。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快乐是，我能在台湾头部外伤频率最高、死亡率最高的花莲地区来应用我的专长－脑神经外科。
天使没有应允我土地，但是祂赐给我很多平安、给我丰富的生命、给我很好的健康。
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跨越世纪的现代人，我们一直在往前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转弯往原点的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