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
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结。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他就是神，他就是法律--“无发(法)无天”。
毛常告诉我，“我念的是绿林大学”。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权威，力求驾御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中南海内凡事都须经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中国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他的批准。
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亲生子女更少。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毛虽然行止孤独，消息却很灵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一连好几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于阅读，并总要他身边的人，用口头或书面向他报告中国境内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对上自中国偏远地区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宫闱中的倾轧夺权，都了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缛节。一九四九年，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建议，按照国际礼节，应该穿黑色衣服，穿黑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毛听到后，大发脾气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搞他们那套做什么。”他穿灰色中山装，胶底黄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于是驰名于世的“毛服”也就随之出现。余因此被调职，文化大革命时余心清自杀。
毛拒绝服从任何时间表。他神出鬼没，行踪飘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条路。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复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像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对道德的顾忌。我在知道毛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商纣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毛认为商纣王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干这些人反对纣王的开拓疆土政策，当然要杀掉。
毛对武则天推崇备至(后来文革中江青以武则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隋炀帝则是沟通中国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结合起来的伟大人物。中国的大河都是由西向东入海。隋炀帝开了由北向南的大运河，像一条大腰带，将中国拦腰捆住。毛说这段历史是唐朝人给完全歪曲了。
西方领袖中，毛对拿破仑极为推崇。他认为拿破仑打破了古典战争的常规，使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起了革命性的改变。譬如，他进攻时，用密集大炮轰击取胜。推崇拿破仑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仑进攻埃及时，曾带领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埃及，并因此建立了埃及学，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这个事件的启发下，毛也决定组队到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去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九六四年汪东兴组织了一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者、水文学家和工程学家。汪为此从内蒙古及宁夏调来马匹，成立了一骑兵连，还另外调来大批行军器材和装备。毛和我每天一起练习骑马。毛最后决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传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急电，这样毛才取消黄河行的决定。
毛的历史观与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爱借古喻今，并自认对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毛认为中国文化已停滞不前，他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学习外国，改进外国思想，并使其适应中国国情。他常说：“中国的东西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不坏。”
从毛第一次召见我开始，他便将对美国和西方科技的赞赏表露无疑。他深知要重振华夏声威，光学习苏联是不够的。因此他对“一边靠”苏联的口号很有保留。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任何与毛思想相左或胆敢向他挑战的人，都被毛视为异端。毛毫不留情的铲除敌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会谈时，毛明确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毛这样告诉尼赫鲁：“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于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我经过一再思索后，终于搞懂了毛的历史观点。此外，他这番话也是在明白告诉我，今后我对他只能绝对服从，不可稍加异议，忠贞不二是唯一的路。外面的人看毛的宫闱世界，总有如雾里看花，觉得毛如此伟大，为他工作如此光荣，想离开一组简直是不可思议，只有那些对毛不够忠心的人才会被驱逐在朱墙之外。全中国也没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离开一组的人。
一组里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来因为毛对他们有救命之恩，让他们有安全感(就像我的政治历史被毛一笔勾消一般);二来他们崇毛如泰山北斗，视他为中国的救星。但却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马屁，向毛争宠。毛的心里也很清楚，只因为他有用得着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着他们，一但利用价值没了，毛便一脚把他们踢开。
毛一旦怀疑一组人员和其他领导人--不管是周恩来、林彪或是刘少奇--关系过于密切，便立即将他们撤换。毛警告我：“祸从口出。”此后二十年中，历尽各次政治运动，不论是“大鸣大放”，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报”、“小字报”，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于毛的医疗保健；甚至在我深深了解他的残酷暴虐之后，我也一径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国只有毛有独立意志。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