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懵懵懂懂的孩提时代正值“肃反”的时候，最先能够记住的是大街上刷满了标语，所有的电线杆子刷满了标语，父亲单位的橱窗里贴的是漫画，一只大手把几个画的极丑的小人活活攥死，或是一只蘸水笔把几个小人活活戳死，或是一把大扫帚把几个小人活活扫死。我不认识字，问父亲“这是干什么的？”父亲恶狠狠地暴喝：“滚回家玩儿去！”
秋天的一天，我与大我7岁的姐姐到坟山（今日淮南市文山中学所在地）去摘野枣，看到一队人走过来，有的人端着枪，有的人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人脖子上还坠了一块的石头。被五花大绑的人都戴着脚镣，有的人赤着脚，脚面上都是血。
姐姐颤抖着把我搂在怀里，看着他们踩着荆棘走过去，有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一直看着我们，脸上居然带着惨然的笑意。在山的半坡上，被五花大绑的人全部被喝令跪下，端枪的人瞄准了他们的后脑。
“轰……”枪声响了，硝烟很大，很久以后才散去。有一个端枪的人用枪上的刺刀在倒毙的人们身上使劲地扎，直到所有的倒毙者再无动静。
回家的路上，姐姐告诉我，那个对我们微笑的人是她的一个老师，“胡风反党集团”的“分子”。我不懂什么是“胡风反党集团”，更不懂什么是“分子”，我只是永远地记住了他的微笑，永远记住了那绳索、那镣铐、那血迹，永远记住了他和那些人被残暴地攫夺生命时的情景，永远记住了我的灵魂曾经为他们剧烈地颤抖。
在以后的“红太阳光芒万丈”的20多年里，几乎每一年的秋天，城市里都有打着红勾的杀人布告张贴出来。进入“文革”阶段，密度加大，51节前，国庆节前，元旦前都有“万人公判大会”召开，都有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程序是：政府通知各单位带领群众进入会场、大会宣读死囚罪状、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枪决。
最惨的是“批林批孔”中的袁炳礼、李庆云。二人相信“批林批孔”就是要打到周恩来，于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走资派殊死斗争”，在淮南大闹了一通。结果，二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1974年国庆节袁炳礼被枪毙，因为喊了“毛主席万岁”，被人用铁扳手打掉牙齿，嘴里捣入棉纱线。1976年国庆节李庆云被枪毙，游街时咽喉像张志新那样被“做了处理”，行刑者对他身上打了六枪。
每到有人被杀的时候，淮南的市民如迎盛事，扶老携幼、奔走相告：“枪毙人啦、枪毙人啦，快点看枪毙人去，这回要杀好几个呢！”
当时，麻木的群众不仅现实中喜欢此道，就连看电影，影片中一旦演到“阶级敌人”落网、被判死刑，大家马上就情不自禁的地欢呼起来、热烈鼓掌。
孩提时期的遭遇使我永远牢记当时我的灵魂的颤抖，永远不会走近人类针对自己同类的屠宰场。我从来没有凑过去看这样的“盛事”，我知道那是多么的惨烈，我不能经受那样的惊心动魄。大家都是仅有一次的生存机会，为什么非要千方百计地剥夺别人的生命？为什么非要毫无理性地欣赏别人惨遭杀戮？在我的眼里，政治杀人与刑事犯罪杀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罪恶的杀人犯，都应该被驱逐出人类群体！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