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对情窦初开、正在热恋的高中学生卢丹枫和李红钢，热血沸腾地参加了“红卫兵”。卢丹枫参加了井冈山派，李红钢参加了红旗派，因为两派观点对立，两人的关系成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我关系。担负红旗派“作战部长”的李红钢，被井冈山派俘虏，卢丹枫设法放走了他，但事后又谴责自己对“革命”不忠。逃回去的李红钢，一面部署血洗井冈山派的战斗，一面又在为坚守据点的卢丹枫担忧。革命与爱情的矛盾，折磨着这一对单纯、幼稚的青年人。一天，残酷的武斗开始了。井冈山派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卢丹枫毅然面对李红钢开枪。李红钢身负重伤，仍率众猛冲，攻下了井冈山派在高楼顶上的据点。李红钢在堆积的尸体中找到了昏迷的卢丹枫。这对恋人互感悲伤，但却坚定地规劝对方投降。最后，绝望的卢丹枫高举井冈山派的战旗，跳下高楼。李红钢从此万念俱灰，退出了武斗组织。两年后“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李红钢以杀害卢丹枫的罪名被捕，遂被判处死刑，在如血的残阳下面，押赴刑场枪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革”的批判很快进入高潮。这是1980年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一部名为《枫》的电影，说的是“文革”武斗毁灭人性、摧残一代年轻人美好人生的事情。这是一个没有虚构成分的真实故事，故事所藉的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曾发生过，情节甚至比这更加残酷。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经过无耻的煽动，一代年轻人几乎全部参加了大造反。这个时候，大家造老师的反，造校长的反，到社会上造所有人的反，甚至回家造亲生父母的反。进入武斗阶段，则是红卫兵造红卫兵的反。武器是各自投靠的势力发下来的，装上子弹便可以瞄准自己昔日的同学、朋友、乡邻，扣动一下扳机就可以让他们血肉横飞，真是无比的过瘾、爽快！
于是，人性丧失了，天良泯灭了。有的人是寻找仇人杀掉他，有的人则是随便杀人、即兴杀人、杀无怨无仇的陌生人。在我们淮南市，有一个武斗队员甚至任意射杀无辜的路人，我也遭遇过这种东西。1967年“党的生日”那天，我父亲到土坝子去探望一位老友，下午没有回来，我去找他，一个30多岁的外地男子赶来与我同行。路过瓷器厂门口，竟被一个素不相识的武斗人员一枪打死了外地男子，然后死命地追赶我，发誓要用刀把我活活劈掉。这家伙瘦得像剥了皮的猴子，幸亏他突然摔倒，被我夺了枪和刀。我没有杀他，但是我再也不能回家，只好参加了门邻孙哥的武斗队伍“飞虎队”。
我当然不是无辜杀人的人，所以我的手上没有血。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我得以全身而退，眼看着那个剥了皮的猴子被游街示众，喋血刑场。
细细地算一笔账：“文化大革命”祸及的地域范围与人口数字绝对不会低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而且，它对中华民族的人性扭曲，造成的道德沦丧更是无法衡量、难以挽回。“文化大革命”过去很久以后，经历者绝大多数都有不堪回首之感，一代造反名人蒯大富、聂元梓等人至今不肯言及“文革”话题。但是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实际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居然十分向往“文化大革命”。
比如那个孔庆东，“文化大革命”启动时他才两岁，大武斗时他才三岁，穿着开裆裤呢，连一个“红小兵”的资历都没有，当时的事情毫无疑问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居然疯狂的推崇“文革”，疯狂地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一直都在欺骗性地向社会宣传“文革”，向青少年灌输“文革”意识，巴不得中国立即回到46年前的腥风血雨之中！
这样的人，究竟是何居心，想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