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情报人员中，袁殊是最神秘的传奇人物之一，他是“五方特务”（中共、共产国际、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寇），他一生参加过许多惊险的地下战斗，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近年有些报刊虽刊登了他的一些事迹，但有的文章泛泛而谈未涉要害，有的文章戴着“左”的眼镜，抹杀回避了中共利用袁殊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事实，因而不够真实，不够客观公正。笔者的舅父恽逸群（曾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长，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是袁殊的结拜兄弟，是同一战线的战友，我与袁及其部下又有过接触，为了反映历史真相，我特写此文作重要补充和纠正。
我初次见到袁是在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当时我在一所夜大学新闻系读书，白天无事常到袁主持的《杂志》社看报聊天。袁当时约近30岁，身材矮胖结实，神采弈弈，来看他的人很多，可见他交际广宽，而一个20多岁的摩登女郎则是常客，她是女作家关露，后来才知道她是潘汉年手下的特工。渐渐地我了解到袁的身世和经历。
从北伐战士到文艺青年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县，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员，虽是官宦却家道衰落，独自到浙江谋生，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到上海投靠姐姐，后又迁到浦东棚户区，以开“老虎灶”（流行江南专卖开水温水的店）维持一家艰苦的生活，袁学易则到印刷厂当学徒工。后来父亲到上海一家学校教书，就把12岁的学易送入立达学园读书。立达学园不少教师思想激进，主张个性解放，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袁虽年小，但生活的贫苦，又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产生了改变旧社会的思想。1925年上海发生英日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袁学易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结识了许多先进分子，不久就跟随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胡抱一去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在多个部队担任副官、连指导员等职。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的左倾思想逐渐成熟。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国共分裂，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遭屠杀迫害，袁愤而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风行一时的“狂飚运动“。
“狂飚运动”由多位进步青年组成的狂飚社发动，主张“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斗，承担起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除发行周刊和丛书，还成立演剧部。思想左倾又爱好文学的袁学易，满怀兴奋地加入该社剧团参加演剧活动，先后在上海、南京演出的《娜拉》《上海之夜》《从人间来》等多部话剧中担任角色，还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在南京演出结束举办的答谢观众招待会上，他代表狂飚社致词，竟在发言中借剧情把国民党大骂一通。国民党中央党部获悉后准备对他惩处，幸得他父亲的同盟会老朋友的庇护才得无事。
回到上海，他与后来成为名作家的楼适夷、柯仲平等一起挤住在简陋的房屋内，他们穷困潦倒，但都怀抱着美好的理想。这时他组织剧团，创作剧本，成为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但他感到戏剧事业不可能成为终身职业，他决心改变人生的方向了。
从新闻学家到名记者
袁在1925年开始向报纸投稿，不断被采用，特别是看了新闻学家任伯涛的《运用新闻学》后，对新闻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次在狂飚社的集会上遇见了任伯涛，就向这位老专家请教，并倾诉自己对上海报纸的不满，认为这些报纸是买办阶级的工具，不为人民说话，决心将来自己办一张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报纸，用舆论来改造社会，得到任的赞许与鼓励。为了实现理想，不久他赴日本进日本大学新闻系进修，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写文章介绍各国的新闻事业状况，寄回国内报刊发表。由于经济困难，他在1930年回国。他在上海遍访新闻文化界名人陈望道等，主张办一张公正客观的报纸，得到他们赞同，于是用他妻子从娘家借来的500元，在1931年创办了《文艺新闻》。
《文艺新闻》以客观公正的立场介绍中外文化动态，人民大众关心的文化新闻，刊登各国的进步文学作品，很受读者欢迎。当时日寇占我东北，国难深重，该报又以大量报道鼓舞民众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有一件事使该报更加引人注目，就是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社会上一无所知。袁心生一计，请中共在沪代表冯雪峰用假名写读者来信给该报，询问五作家下落，然后又以读者来信方式透露五位作家已蒙难，接着又发表大量纪念遭难者的文章，既造成不利于国民党的社会影响，又使国民党找不到消息来源，保护了该报的安全。这就是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说的，“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他的机智和胆略受到广泛称赞，该报也因此销量大增，他这时改名袁霄逸，顿时成为新闻界的一颗新星。
他一面致力办报，一面从事他爱好的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他写了大量新闻学作品，如《现代新闻学》《学校新闻讲话》《新闻法制论》等，除在报刊发表，还由好友恽逸群编成《记者道》一书出版，他还雄心勃勃想编一部新闻学丛书，可惜未能实现。
他对新闻学还有两个杰出的贡献，一是把英文Journalism一词译成“集纳主义”，并定义为：“报纸的新闻要有闻义录，包罗万象，为读者喜闻乐见，引人入胜，又须立场公正，为人民大众说话。”这个“集纳主义”是他对中国新闻学的首创。二是他将英文Reportage译为“报告文学”首先引入中国。他写了《报告文学论》，对它做出定义：“报告文学是把心灵置于事实的基础上，但不是象照相机般照录原样，它又须具备一定的目的倾向，把事实通过印象加以批判地写出，这个目的就是社会主义。”根据袁首创的报告文学理论，他的好友夏衍写出了烩炙人口的《包身工》，成为中国新闻文学史上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从此报告文学作品不断出现在报刊上，刘宾雁成为后起之秀。
袁霄逸把这些理论用来实践，他后来创办的《杂志》半月刊和《新中国报》成为别开生面的报刊，不仅信息量多，并且对重大新闻和事件都配以照片、背景资料、短评等，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因而这些报刊广受读者欢迎，使他成为新闻事业家和名记者。
博学才子成为五方特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儒雅博学的文人后来竟成为“五方特务”，成为神秘的传奇人物，事情的经过是——
袁创办《文艺新闻》后，接触了不少思想左倾的作家文人如冯雪峰、茅盾、夏衍、潘梓年等，思想越来越左倾，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又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国文化同盟总会”（简称“文总”）的常务理事，于是他提出参加中共的要求。一天潘汉年王之春约他在咖啡馆见面，通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共党员，同时根据他的机智和胆略，吸收他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员，担负更多的秘密特殊工作，要求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打入国民党上层，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收集战略情报，于是他开始了第一个特工生涯。
按照中共指示，他停办了已出60期的《文艺新闻》，在他表兄贾伯涛（黄浦军校一期生）介绍下结识了湖北同乡、上海社会局长、国民党中统头子吴醒亚，参加了吴手下的特工小组和更秘密的“干社”。经吴醒亚介绍，他进入中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新声通讯社”当记者，得以参加各种招待会和进行个别采访，从此袁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士，获得不少重要情报不断送给潘汉年。在采访活动中，他结识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日本外务省特务）岩井英一，两人关系逐渐密切，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岩井为鼓励他多给国民党情报，每月付他200元活动费，从此袁成为日寇的情报员。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和日本谈判货币汇率和关税问题，引起各方关注，袁从岩井处获得最新消息，及时报道，使袁因消息灵通而在新闻界声誉鹊起。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他和新声通讯社编辑恽逸群（中共党员和中共“特科”人员）发起举办每半月一次的“记者座谈”，议论国事，交流信息，各报的立场左中右的记者包括夏衍、石西民、范长江等百多人纷纷参加，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后来“记者座谈”扩大为“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袁当选为五位总干事之一，又被选为国民党领导的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袁霄逸成了新闻界的名人。
为了增添更多的保护色，经中共批准，他和恽逸群等10位新闻记者“桃园结义”成为结拜兄弟。十兄弟中的老大叫杭石君，是《新闻报》记者又是青帮首领黄金荣的亲信秘书，袁又经杭介绍成为青帮的一份子。恽逸群则成为被称为“商界状元”的闻兰亭帮派的“门生”，闻派势力比青帮小，但也有5千“门生”，大多是工商界骨干和各界专业人士。帮会不从事政治活动，当时不少中共党员和经济界人士加入青帮和其他帮会，动机是想在遭到国民党迫害和歹徒绑票敲诈时得到帮会的保护。有的文章说袁殊是青帮间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加帮会的人是没有向帮会提供情报的义务的。
可是出人意料，他在1935年忽然被国民党逮捕了。原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局长名华尔托的德国人，在上海与中共一起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活动，被国民党侦悉而逮捕，此人在受审时始终一言不发，连姓名年龄国籍都不回答，此案被当时报纸称为“怪西人案”。从此人的通讯簿中发现有袁霄逸的电话号码，就把袁抓捕，得知袁是共产国际的情报员。后来华尔托判刑10年，袁判刑2年半，押送武汉监狱，随后又转送湖北反省院服刑。在反省院关了8个月，经袁父的国民党老朋友保释出来了。
袁虽出狱，并无自由，仍有特务监视，难以公开活动。他摆脱特务逃回上海找到冯雪峰，要求再去日本躲藏一段时间，得到中共同意后偕妻子再去日本，进早稻田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1937年日本掀起排华高潮，袁和不少留学生被驱逐回国了。
回到上海，袁由夏衍安排在时事新闻社编辑日本问题的书刊。七七抗战开始，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急于找一些日本通了解日本的军政动态，得青帮另一头目杜月笙推荐，戴笠亲赴袁寓，敦请袁参加军统从事对日工作，袁请示潘汉年，潘认为可以多一个情报来源而表示同意。
袁从此改名袁殊，和他的名记者身份告别了。他除了收集日本方面情报提供军统，还为军统组织了两次特别行动。原来当时日军军舰停留上海黄浦江中，威胁中国人，人民无不怀恨。而汪精卫一伙汉奸逃来上海后，遭到上海人民唾骂，很少有人附和，为此汪伪一伙恼羞成怒，在极司斐而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由丁默村（原国民党C、C人员）和李士群（原中共留苏党员，后又参加军统）主持，手下有几百个武装特务，每天佩带武器，暗杀抗日人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妇女界领袖茅丽英，退入租界的国军八百壮士谢晋元团长等均遭杀害，连中国银行因不接受伪储备银行钞票，四五十个职员被绑架，并被枪杀了七八人。上海人民对“76号魔窟”恨之入骨，为此军统成立特别小组进行反击，袁殊也参加这个小组，进行了两次危险的特别行动。一次是派人炸毁上海虹口日本海军的军火仓库，事成后受军统记大功奖励。另一次是组织工人挖地道，到汪伪的特工总部下，企图把特工总部炸毁，不料被军统叛徒向特工总部告密而失败，随即被捕。特工总部头目丁默村主张把袁杀掉，李士群则主张留着他以供利用，正在杀与不杀的千钧一发之际，袁妻向潘汉年求救，潘早知袁与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有情报交换关系，就嘱她快去向岩井求救。岩井得知后立即赶到汪伪特工总部要人，奴才怎敢违主子之命，只得把袁释放。为了感谢岩井救命之恩，袁参加了日寇的特别调查组和后来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公开汉奸身份，这个昔日的天才演员，终于演成了世界少有的“五方特工”的反派角色。
不为人知的秘密活动
（1）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抗战开始后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国民党方面有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正言报、大中通讯社等，民办的文汇报，中共方面的导报、译报，它们大量刊登抗日新闻和言论，大大鼓舞了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意志。汪精卫等叛逃到上海后，也出版《中华日报》等汉奸报刊，加上日寇出版的中文报，大肆宣传抗战必败，中日和平等汉奸论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结果汪伪和日寇的报刊一败涂地，竟然无人购阅。气急败坏的汪伪日寇决定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于是派出大批特务身挂手枪手榴弹，公然白日行凶，暗杀和绑架抗日报人，爆炸抗日报社，枪声炸弹声几乎天天不绝于耳，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人们怀疑肯定有熟悉国民党报人的“内鬼”在指使，人们的怀疑对象渐渐集中在袁殊身上，因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落水的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单。这事虽无证据，但人们言之凿凿，也言之有理，因为袁在企图炸毁汪伪特工总部失败后被捕，对日伪的不杀之恩，他不能不以行动来报答。此事说明，作为中共党员的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党性要求是多么残忍和恶毒！同时也说明，这时尽管毛泽东在高唱抗日论调，他却已在指使潘汉年袁殊等在暗中进行破坏抗战的勾当了。
（2）参与中共与日寇的和平谈判——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汪精卫是日寇的傀儡，并无实权，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得到“太上皇”—汪伪政府最高顾问影佐帧昭少将的同意，潘与汪会谈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实际情况与官方公报大不相同———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滙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3）“岩井公馆”内幕——袁殊以对日情报的贡献，懂日文日语，又在中国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而为日寇信任，把特务机关全权交他管理。“岩井公馆”一开张，“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就嘱咐潘汉年把恽逸群派去协助袁殊，（据恽逸群向笔者透露：潘汉年还传达周恩来指示：“叫恽逸群在政治上多帮助袁殊”，意思是要恽监督袁不要把汉奸角色演得太过份，对中共造成不利影响，可见周恩来处理问题的细心周到。）光有袁恽两人还不够，还缺少主管经济的人，潘汉年立即致密电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要求派人，李克农就商于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社长夏衍，为了党的需要，夏衍割爱把该报经理翁从六派去，翁既是可靠的共产党员，又是袁的老朋友，于是袁殊、恽逸群、翁从六“三驾马车”开动了，这事反映了“岩井公馆”实际是中共与日寇合作创办的机构。
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令人奇怪的是，它怎么会以袁殊为首，恽逸群、翁从六为副手的中国人当领导，它有几百个工作人员也全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是什么原因？知情人会告诉你：“岩井公馆”实际上是中共设在日占区的代表办事处（夸张点说等于是大使馆）。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经常往来于延安、淮南和上海，通过秘密电台或直接指挥袁殊。日寇明知袁、恽、翁三人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会如此重用？原因是毛泽东既然“联日反蒋”，就是日寇的合作伙伴（帮凶），日寇的意图是，先与中共联合消灭坚决抗日的国民党政府，然后再来收拾实力较弱的中共，因此才把中共人员当作自己人，支持他们积极开展卖国活动。
恽逸群曾告诉笔者：日寇虽信任袁殊，但仍存戒心，对袁监视和防范，因此袁和他不能在“岩井公馆”内商谈机密的事，到外面去谈，袁外出总有日本特务跟着，为了安全，袁和他常到福州路“红灯区”会乐里的“长三堂子”（高等妓院）去，妓院管事人见他们两个熟客来，就会高喊“袁先生恽先生来了”，就派当红妓女招待。他们两人走进房间，关上房门，在床上并肩躺下，假装抽鸦片，在吞云吐雾中，商讨如何执行党的指示和其它机密事。岩井等见他们两人经常出入妓院，认为他们生活糜烂，思想堕落，不会怀反日的异志，就对他们更加信任了。
“岩井公馆”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大院内，有四幢独立的小楼，所有办公室都挂着袁殊手书的“忠诚”两字标牌，忠诚于日寇吗？忠诚于中共吗？其实心照不宣，反正是一样的。
其中一幢小楼是“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袁殊任总干事，他用“严军光”的假名发表了“兴亚建国运动”宣言和不少文章，大肆宣传“中日和平”“共存共荣”，还号召亚洲各国要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它的活动很受日寇赞赏，日外务省邀请袁组织代表团赴日访问，受到日方隆重接待。其实这个“兴亚建国运动”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就是与汪精卫一派唱对台戏，因为日寇虽利用汪精卫，又担心汪派势力坐大，难以控制，才设立“兴亚建国运动”的对立面，对汪派进行监视和压制，“以华制华”，必要时废掉汪而扶植袁殊或别人代替之。
有一幢屋是“上海编译社”社址，社长恽逸群，副社长袁殊，有众多编辑和社内外作家，专为袁殊主持的《新中国报》《杂志》《政治月刊》提供各种专稿，还创办了自修大学等。它们当然是宣传汉奸亲日言论的，但恽逸群发挥他擅长的“曲笔”，经常在文章中透露抗战信息和反日言论，为此被日寇怀疑他有反日活动而遭逮捕，关进日寇宪兵队苏州监狱半年，遭受酷刑，后因查无实据而获保释。
还有一幢小楼是几十名武装特务的驻地，他们是袁殊用来自卫和抗衡汪精卫势力的。
有一幢小楼的顶层设着秘密电台。中共派驻香港重庆的特务，把国民党和英美的情报发往延安，由延安发到“岩井公馆”再转送给日寇，并把潘汉年、袁殊、恽逸群收集的情报，发往延安和苏北新四军。这个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延安派来的党员，十分可靠。这个电台除袁、恽、翁三人外，是任何人不能进去，对外也是绝对保密的。袁通过这个电台，为中共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如：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日寇决定放弃北进攻苏联的计划，而改为南进攻英美；日伪的兵力部署、内部情况及扫荡新四军的计划……这些情报中，有一些受苏联和延安的的表扬，有的则为新四军摆脱被围剿的危局……
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伪职，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了。
“岩井公馆”对中共的帮助是很大的。除了情报和政治上的帮助外，袁还从日寇手中解救了鲁迅夫人许广平，邹韬奋患癌症从苏北到上海就医，范长江和中共党员赴上海，上海地下党领导赴苏北，过长江封锁线时都得到袁派人保护。对中共在经济上也有很大帮助。如夏衍在桂林创办《救亡日报》面临经济困难，“岩井公馆”立即拨巨款去资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岩井公馆”派人出钱，把大批左翼和中共人员安全撤退到上海和新四军地区去；上海地下党经费困难，有时也得到资助……为什么日寇如此慷慨？因为它无限制地滥印“军票”，又可向汪伪银行予取予求，反正是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对它毫发无损。1945年抗战胜利，“岩井公馆”解散，袁恽翁三人把“岩井公馆”的所有土地房屋金银证券物资等价值约一亿多元（如今的几十亿）全部交给中共，用来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银行，为中共内战提供资金。所以说，“岩井公馆”又是中共的小金库和输血管！
“干情报工作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抗战胜利，广大人民都知道袁殊是大汉奸，袁自知在国统区呆不下去，就带了一船枪械投奔苏北新四军去了。戴笠原准备给袁升官派大用场，获悉他已经投共，下令通缉却无济于事了。袁殊在解放区成为李克农情报部门人员，从此他又改名曾达斋，在山东、东北、大连等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和在日本人中选聘专业人员为解放军服务。恽逸群和翁从六也撤往苏北，恽接替范长江任华中《新华日报》社长，后又任华东局政治秘书兼山东《大众日报》社长，他们又都变脸为中共干部了。
1955年潘汉年被捕，判刑15年，袁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文革中又都加刑和管制劳动，潘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袁坐牢20多年才释放，与潘和袁有关系的2千人受牵连，或入狱或管制，造成中共又一个大冤案。为什么潘和袁这样的中共大功臣反成了大罪犯呢？原因不难明白：潘和袁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如果泄密，毛将作为汉奸卖国贼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毛为了维护他虚假的名声，就狠心地把他们长期关押灭口噤声（恽逸群告诉笔者，他出狱时判决书被收缴，还警告他今后不准向任何人讲案情），这正是毛一贯杀功臣的阴险恶毒作风。
1981年袁殊恢复自由后，住在北京西郊中央调查部宿舍内，这个大院有二三十幢小楼，住户全是中共离休的老特工。我为撰写《恽逸群传》，以小辈身份去拜访袁，袁住在约2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家具简陋，年逾古稀的他衰迈多病。他向我讲了恽老的往事后，我请求他说：“你能否把你的经历告诉我，也为你写本传记？”他摇摇手说：“不行啊！我的经历都是党的秘密，是不能外传的。我们干情报工作的人，只能默默无闻地生，默默无闻地死。”我看他孑然一身，孤苦无依（妻子离婚后再嫁，文革中不堪批斗而自杀，两个儿子与他划清界线），就问：“你为何不和关露女士同居，互相照顾呢？”他答：“我最近向她求婚，她不同意。”（不久后我得悉，关露因受潘案牵连，入狱批斗20多年，精神崩溃自杀了。）
辞别袁老，我又来到另一幢小楼找恽逸群的老战友张建良老人，他对我说：“袁殊出力为日本人工作，是真汉奸。我们多位情报工作人员最近上书中央，反对给他平反。”我后来得知，中共认为袁对党有功，仍给平反了，并给他分配了较好的住宅和发还部分财产，他也从此恢复了袁殊的姓名。但尽管他对党有功，他作为大汉奸，对国家民族造成多大危害啊！古时有句成语：“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个贼字不仅指窃贼，更泛指一切做坏事的人，套用到袁殊身上就是：“你本是个博学多才的聪明人，怎么去做害国害民的事呢？”袁多才多艺，除写过不少新闻学专著，还写了不少文艺作品（散文、小说、诗、剧本），散见各地报刊，不久前他的学生和儿子编辑出版了《袁殊文集》，他原可作为名作家和新闻学家和新闻事业家而闻名于世的。袁的有些不了解内情的朋友为袁惋惜，其实他们不知道：袁殊和潘汉年、恽逸群，都是为毛泽东“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充当马前卒，而成为毛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的！
作为五方特务，他不断变脸，变来变去，变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精神不能不受到刺激而产生心理变态。据恽逸群回忆：“有一年春节，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特别是到晚年，他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几十年的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最后竟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他为自己的命运挣扎，为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而呼冤，终于在1987年冬在精神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去世，结束了传奇般的一生，享年76岁。1955年潘汉年被捕前，袁在北京访晤潘，潘似有预感，伤心地对袁说：“干情报工作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句话成了他们共同的谶语了。
（作者为91岁老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