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无孔不入的腐败，统治精英的无法无天，和渗透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没有方向感。发生另一个天安门事件的条件可能已经具备。
【看中国记者魏锦华编译】本文是裴敏欣4月4日（周三）发表在《外交学者》上的文章。
西方媒体很大程度上错过了最近这些天中国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不是薄熙来戏剧性的倒台，尽管他的倒台是后邓小平时代精英政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是，自20多年前的天安门镇压事件以来，中国上层社会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讨论复苏的迹象。
当然，关于这些敏感问题的讨论，在大多数官方刊物上是不太可能找到的。这些问题范围很广，很多样化。尽管这些后1989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复兴的知识分子有不同见解，但讨论很快聚集在三个关键问题上。首先，中国思想界有普遍共识，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死亡或陷入停滞。其次，那些认为经济改革已经死亡或停滞的人认为，只有政治改革，尤其是那种减少当局权力，让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政治改革才能复苏经济改革（也有人主张更为激进的民主化变革，但对此还没有共识）。第三，僵化的专制权贵资本主义的现状，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出现转换方向的根本性转变，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基于很多原因，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迹象非常值得注意。这个觉醒的时机当然是相当重要的。很多人把这种趋势与中国领导层更替联系起来。在中国，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领导人更替经常在知识分子之间引发关于国家未来、以及关于即将卸任领导人的成败的讨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自由派，可能要抓住这个十年一次的机会，重启关于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否符合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社会正义和民族团结的需要的讨论。
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天安门镇压后超过2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已经意识到了天安门事件后的共识已经基本破产，这个共识的特点是给经济改革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一党制和管理不善）一次机会。换句话说，后天安门模式，不会为中国未来几十年提供任何有益的指导。
人们可能容易把这些讨论视为是被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闲聊而加以忽视。这将是个错误。这些讨论的一些参加者是有影响力的舆论制造者或当局的顾问。他们的观点反映了至少一些党内人士的思想想法。他们的意见所表达出的沮丧语气和焦虑显示了党内的开明元素（他们中有些可能会在领导换届中担任高层或重要职务）也怀有同样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要严肃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执政党需要一点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尽管它主要依赖政治高压和经济增长来维持权力。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被知识界的精英普遍视为是改革的障碍，那么他就难以为继。如果中国最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多数公然挑战中共领导人改革的资格，并高喊“皇帝没有穿衣服”，那么结果不仅仅是政治尴尬，而是这些领导人失去权威和公信力。
这些知识分子重新觉醒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新的自由派的出现，他们已经在中国疯狂的政治中忍受了将近20年。他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潮水正在涌向天安门事件后新的独裁政权。随着越来越分化的不平等、腐败的泛滥、统治精英的无法无天（正如薄熙来事件所揭示的）、高层分裂的迹象、以及贯穿中国社会所有层面的迷失方向的感觉，这使得中国的自由派（他们中有些是前政治犯，或被列入黑名单的不能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作品的学者）可能会认为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推动民主变革。如果说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提供了什么启示，中共现在应该感到忧虑了。在1980年代，每一次知识分子复兴，如1986政治改革辩论或1988年“文化热”，随后都出现了当局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公开对抗。在1980年代，中共在那样的冲突中占了上风，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都记得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清洗，并发生了血腥的1989年64镇压）。
现在，当然，我们为这些知识分子是否能够超越仅仅出版些精英作品和在网上论坛进行讨论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如果我是一名政治局常委，我会感到非常担心。 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在与党的政策越来越格格不入的民众中引起了共鸣。尤其是，这些声音对中国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应该有吸引力，这些人的人数比天安门事件时已经增长了好几倍。2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消费，和当局鼓励的民族主义可能会让他们麻木、对政治冷漠。但是，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了现行制度的不公、腐败和无能时，他们最有可能被敦促根本性变革的声音所影响。
自从23年前发生的天安门悲剧，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即是否会发生另一个天安门事件。当局已经做了所有能想到的一切来确保这不会发生。随着中国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十年，越来越明显的是，很多产生了天安门事件式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已经重现。知识分子的复兴肯定是其中之一。
作者简介：裴敏欣是美国克莱蒙学院教授。他曾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国家利益》，《现代中国》等刊物发表过研究报告。他也曾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发表评论。
（译文略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