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极权社会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它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不仅是东方社会的问题，也是昨天和今天西方社会的一个问题，这种倾向在西方的左派和右派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解除意识形态是当代，既包括东方、也包括西方，在社会和政治范围中的处理问题的前提和目标。当然，关于解除意识形态化问题也是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人们对此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答案。解除意识形态化论的支持者认为，解除意识形态化是科学、技术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的产物，是这些国家政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的结果。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家将放弃乌托邦理想的绝对有效性，接受这样一种态度：专心考虑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政治家将只被制度内所必然存在的问题所支配。但是，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种专心关心现实决策的倾向可能会在伦理或政治领域造成损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看来，解除意识形态化不过是伪装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暗渡陈仓，它的目的是用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掩盖阶级对立，巩固和稳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极权社会的现实告诉人们，化解意识形态化在促进极权社会解体和向民主社会演进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极权社会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化的问题。因此，笔者在分析今天大陆社会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时，基本上围绕着完全意识形态化，解除意识形态化，还是只是意识形态的转化问题。
许良英、方励之和笔者在“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一文中所谈到的金观涛，在当代大陆社会中分别属于不同的三代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分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他们身上的各自特点，比较他们之间的不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极权社会、在极权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以及上述诸问题。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统治，这是分析今天大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许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许良英就已经完成了大学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框架，并且参与了共产党的很多工作。
方励之生於一九三六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大陆社会的转型期。
金观涛生於一九四七年，他生长在稳定的共产党社会中，是完全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人。
从这三个不同的知识分子身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束缚，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追求，以及个人良知，使他们在极权社会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社会环境，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个性是决定一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的多种因素，反过来在这多种因素制约下的知识分子又对于他所处的社会发挥出极其不同的影响。
一．知识和思想的封闭性问题：
与金观涛相比，许良英和方励之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不同的特点。
许良英的大学生活是在开放的社会中渡过的，他经受了扎实的基础训练和良师指导。虽然，他在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有很长时间处于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移到深山僻壤，但是，许良英和他那一时代的人和同时代的学术却一直是紧密相连。由此，使我们看到极权社会对学术和人性的摧残比战争更为尤甚。
许良英青年时代奠定的基础，良好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开阔的眼界，影响了他的一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许良英的翻译介绍工作，无论从其选题，还是最后成书的质量都显示了这个特点。五十年代以后许良英的研究著述方法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是从他讨论的问题和所引用的文献，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熟悉当代学术文献和讨论的问题。
和金观涛这一代人对比，许良英案例再次告诉我们，观察渗透着理论，良好的学术训练和知识框架对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有良好的训练和眼界，即使在如此封闭的极权社会中，一个人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保持和世界的联系，对比许良英案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共产党培养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金观涛等人的特点。
和许良英不同，方励之是在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时成长的，因此方励之既受过前辈知识分子良好的知识训练，同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又显示了走向封闭的特点。这一点反映在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上的研究，他紧密地和当代学术联系在一起，在科学问题上绝对不随意而为，严格遵守规则。而另一方面，方励之在科学思想和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上却也在不同程度显示了他的封闭性。在科学思想问题上，方励之只了解到爱因斯坦等少数几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在人文学科他所提出的问题，如全盘西化问题，对宗教问题的说法等都显示了封闭社会的特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他对民主等问题的看法不过是一些初级知识。造成这种情况并不能只用这并非是他的专业来解释。方励之在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共产党，五七年给共产党中央的上书，八十年代呼吁青年人加入共产党以改造这个党，这些事实都是封闭的极权社会的产物。在思想基础和眼界上，方励之都显示了极权社会对他产生的影响。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思想发展上，许良英基本上继承延续的是五四以后对科学的理解。应该说五四以后对科学的理解和推崇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在这些倾向中有经验主义的，有马克思主义的，许良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科学在许良英那儿很多时候是一种生产力，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手段，没有科学就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科学就没有近代社会。在批评种种生态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对科学的批评和反对意见之时，许良英认为科学是一种中性的却有积极作用工具，它的进步或倒退作用完全在于使用它的人。近代社会需要科学这一工具，但是有效地运用科学这一工具却又必须要民主制度来保障。
在另一方面，许良英又亲自参与了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工作。自五十年代以来许良英写过许多宣传自然辩证法，批评西方科学哲学、科学思想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作品，它们从物理学、科学史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做了详尽的诠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在八十年代他的著作中依然还能看到。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在由此谈到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对于历史发展、社会规律、必然偶然、科学理性等范畴的使用，或者说他在对历史社会问题论述中完全继承了三十年代以来具有唯科学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科学又变成了和价值、世界观相连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许良英事实上是站在了近半个世纪的科学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之外的。
对于方励之来说，科学思想和概念则始终是作为一种对抗极权社会，化解完全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方励之基本上对科学哲学和理论了解不多，他把每一个他已经掌握的科学概念外延为思想，再外延到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历史问题。这种外延，在开始反抗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问题的深入，尤其是接触到真正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问题时，这种意识形态式思想方法的特点，它的局限性就毕露无遗。
在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领域中，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也有很大的不同。许良英和方励之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讨论科学思想问题，许良英和方励之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和极权社会相冲突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为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服务。方励之是以科学对抗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许良英是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代替旧的意识形态；但是，金观涛则基本上是为占正统地位的政治和思想服务，为完全意识形态化服务。
三．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社会的努力：
许良英和方励之在八十年代的工作，尤其是许良英，主要是为化解极权社会，化解它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倾向。我们将从下述四方面对比概述他们所做的努力。
A.反省精神：
在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身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反省精神。许良英一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七十年代以后许良英已经年过五十，然而，他觉悟到极权社会的种种黑暗，觉悟到自己走过的弯路，不断地公开地在报纸和刊物上做自我批评，反省自己以往的错误，希望以此能唤醒更多的人，能更深刻地解释极权社会的弊病。
和许良英相比，方励之也做了很多对社会的批评和反省，但是，却没有对自己五十年代入党等历史做过公开的反省，在他自己提供的有关他的介绍文章中，到好象他自五十年代以来，入党、上书共产党中央等都是正确的（101）。
和方励之和许良英相比，金观涛则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做过任何反省和批评，在金观涛那里，他所受过的教育，他的思想，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切都看不出和封闭的极权社会有什么关系。从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三类知识分子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社会的不同关系。
B.对极权社会制度的批评：
在对极权制度的态度上，许良英和方励之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们对极权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批评，这种批评涉及多方面，从要求民主到呼吁人权，从要求科学研究无禁区到要求言论出版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许良英和方励之的这些工作对极权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没有想为统治者或其中某一派服务，也没有象金观涛那样：认为共产党的错误在於五八年后走得太快了；八十年代的共产党改革将使他们可能走在全人类的前面，并且再次如十月革命那样解决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金观涛的目的是发展完善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事实上金观涛从来也没有对制度和民主人权以及出版言论自由等问题发表过任何有损极权制度的言论，
C.对极权的教条思想的看法：
从七十年代以来，方励之从物理概念和理论出发，对极权的教条思想进行了不断的批评。八十年代，他更是直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不仅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震动了那些被极权社会同化了的知识分子。方励之从物理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认识论进行了批评，并以经验科学为意识形态，在化解极权的教条思想方面，取得了非常有效的的成果。
与方励之不同，许良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科学是要人们研究讨论的，因此要不断地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上，许良英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冲突，他只是主张，在这种基础上要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和方法，修正马克思主义。
许良英和金观涛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两者有很多不同。七十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对于许良英来说是一门学说，而不是完全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出现的。但是对金观涛来说，马克思主义却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他用来为政治，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工具，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用来为改革派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理论”。
四．许良英和方励之的学术工作：
许良英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做了很多学术性的工作，他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编译、介绍和研究工作，在华语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介绍了一些其它重要的西方科学哲学著作。在科学史的其它问题上，他也做了很多扎实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方励之则在天体物理学上的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学术工作。这些工作都并没有极权社会的色彩，不会与日俱消。
与上述两人相比，金观涛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工作，没有讨论过任何真正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史领域中的学术问题。
五．对大陆社会的影响：
A.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在中国科学院和科学思想界，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所表现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告诉我们，许良英和方励之从来也没有想依附共产党，依附统治者，相反，他们不顾危险，经常直接批评共产党领导人，批评极权制度和思想，批评各种社会现象。在八十年代，他们多次受到各种威胁和打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在这一点对大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B.学术：
对比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的工作，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各自的特点。金观涛的工作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工作，是完全意识形态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产物。因此，在大陆学术界，在那些还知道什么是学术研究的老一代学者中他得到的是强烈的批评，而在年轻一代中他赢得了赞赏。但是这种赞赏恰恰反映了极权社会所培养的青年一代的封闭、无知，和完全意识形态化下所塑造的世界观：价值和方法的特殊性。金观涛在青年中助长了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及对学术研究传统的破坏。详细具体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自三十年代以来，沿着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发展，金观涛一代把陈伯达、李希凡、姚文元等人的文风、学风发挥的淋漓尽至。对于大陆的学术研究风气的扭曲，作为代表人物金观涛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比金观涛，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则做了许多坚实的研究工作，并且同很多伪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做了不懈的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方励之虽然自己有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是，他以科学研究和科学概念为武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的批评，对大陆社会科学中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海内外学术界方励之的影响都是积极的。
许良英在学术领域中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许良英在七十年代以前曾经亲自参与了学术领域中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工作。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许良英身上的这种倾向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从事转变意识形态的工作，以科学和民主作为意识形态来软化马克思主义的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这表现在许良英关于科学史的理论研究和关于民主理论的论战中。对此，海内外学术界对许良英的评价褒贬各半。另一方面，在专门科学史研究以及翻译介绍工作中，许良英又坚持了他年轻时代所受到的严格的科学研究传统，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一些干扰。在八十年代青年一代完全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演越烈的潮流中，许良英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严肃的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之一。对此，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他都受到高度的评价。许良英和方励之的学术影响在对抗化解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并不亚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
C.政治：
许良英和方励之是八十年代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一种被极权社会泯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的再生，他们从推崇启蒙科学思想，推崇近代社会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入手，几乎是在重新走西方二百年前的路。在极权社会开放初期，虽然这种倾向在他们两人身上还很表面并且有些混乱，但是可以说在八十年代大陆，他们是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种和极权社会不妥协的新的公民社会的觉醒。他们所从事的这种努力在九十年代大陆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注释：
1.Raymond Boudon:《Ideologie: Geschichte und Kritik eines Begriffs》,Aus dem Franzoesischen von Monika Huebner,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Hamburg,1988.
Bernard Susser:《The Grammer of ModernIdeolgy》,LondonandNewYork,1988.
Howard Williams:《ConceptsofIdeology》,NewYork,1988.
Erwin Hoerzle:《Idee und Ideologie: Eine Zeitkritik aus universalhistorischer Sicht》,Bern und Muenchen,1969.
Kurt Salamun:《Ideologie und Aufklaerung:Weltanschauungstheorie und Politik》,Wien,1988.
2.“科学家联名发表政见史无前例─访问四十二人公开信发起人许良英”，“四十二人公开信签署者简介”，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4月号。
31.许良英：“驳民主缓行论”，广东蛇口《蛇口通讯报》，1989年1月9日。
32.方励之：《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8年11月，第65─66页。
33.方励之：《物理》（北京），1（1972），163。
34.方励之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3（1973），45（1）；《科学通报》，19（1974），49。
35.方励之：《天文学报》（北京），16（1975），19。
36.《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海），1973年第1期，第65页、第95页。
37.同上，第64页、第93页、第95页。
38.参见《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海），1973年第1期，《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海），1975年第4期，此处转引自《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第32页。
39.“河外天体红移现象是可以认识的”，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4期。
40.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组：“试论现代宇宙学的发生和发展”，北京《物理学报》，1976年7月。
41.Havel,Vaclav:《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incentraleastern Europe》,Vaclav Havel et al, Edited by John Keane, Hutchenson London,1985。
42.方励之：“哲学和物理─代序”，《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
43.同上。
44.方励之：“围绕现代宇宙学的一场科学与假科学的论争”，《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第19─20页。
45.方励之：“现代宇宙学及其哲学问题”，《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5页。
46.见112.，第25页。
47.同上，第26页。
48.见113.，第13页。
49.同上。
50.方励之：“现代宇宙学的基本概念的发展”，《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01─103页。
同时参见112.，第29─32页；113.，第9─15页；
51.见113.，第12页。
52.见112.，第30页。
53.方励之：“宇宙的结构”，《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26─127页。
54.方励之：“‘第一推动’今昔谈”，《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44页。
55.Einstein, Albert:中文本见82.，第二卷。
56.方励之：“宇宙学上光辉的一章”，“宇宙的结构”，《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57.方励之：“时间的崇拜”，《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
方励之：“宇宙的结构”，《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27页。
58.方励之：“‘道生一’的物理解”，《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59.方励之：“从‘万物原于水’到‘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12页。
60.“三强同志，历史将永远记住您”，新华社记者：唐红施宝华，《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1992年7月4日，第三版。
61.方励之：“理论物理学的前景”，《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75页。
62.同上，第83页。
63.方励之：“从不存在中认知存在”，《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64.同上。
65.方励之：“由芝诺佯谬所想起的”，《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66.方励之：“‘第一推动’今昔谈”，《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67.见129.，第75页，第76页。
68.方励之：“关于‘灵魂不死’”，《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
69.见113.，第14页，第15页。
70.方励之：“一顶帽子、一块禁地、一个问题”，《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72─73页。
71.方励之：“脱掉旧思想才能进入未来”，《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第6页，第7页。
72.方励之：“给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一封信”，《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14页。
73.方励之：“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68页。
74.同上，第169页。
75.方励之：“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力量”，《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3月，第142页。
76.“大学应充满科学民主创造独立精神”，《人民日报》，北京，1986年9月21日，第三版。此处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95─97页。
77.方励之：“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原载《中学生》，1981年，此处参见：《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
78.方励之：“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1985年11月4日受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学生会邀请的讲演，此处参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68─69页。
79.参见139.“序”，146.，第89页。
80.“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意识─访方励之”，记者：戴晴，《光明日报》，北京，1986年9月22日。此处参见146.，第100页。
81.同上，第101页。
82.“知识分子未被承认为社会进步主导力量”，《世界经济导报》，上海，1986年11月24日。此处同上，第243页。
83.同上，见第244页。
84.方励之：“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原载西德《明镜》1987年7月27日，此处见《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Ltd），1989年3月，第61页。
85.方励之：“在香港中文大学新生辅导营与学生的对话”，《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第177页。
86.参见146.，第61页。
87.方励之：“谈高等教育的改革”，1986年11月17日，此处见146，第185页。
88.同上，第188页。
89.同上，第10─12页。
90.同上，第188页。
91.“一位自然科学家看改革─方励之教授答问录”，1986年10月28日《社会报》；此处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06页。
92.参见146.，第60─61页
93.方励之：“给黄雨川先生的一封信”，1988年2月17日；《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第108页。
94.方励之：“民主不是赐予的”，1986年12月4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248页。
95.参见152.，第53页。
96.方励之：“谈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7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20─121页。
97.方励之：“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力量”，1986年11月1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43─144页。
98.方励之：“民主、改革、现代化”，1986年11月18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205页。
99.方励之：“交谈十个问题”1987年7月，《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第29页。
100.方励之：“中国应该先有常识性的民主”，1988年9月，《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第152页。
101.吴国盛：“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6期。
来源:仲维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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