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捎带陌生人，结果被当做非法营运处罚3万元。”合肥67岁的退休职工李荣寿，一提起3年多前的这件事儿，就后悔不已。李荣寿是否非法营运？对此，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对李荣寿的行政处罚，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却认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李荣寿在这互相矛盾意见中，上诉、申诉了近4年。
老人好心做好事顺路送了一个女性，当时那位女人要给钱，他都没收，转头就被运管拦下，尽管当时老人说了不认识那女性，他只是做好事顺路带了一程，并且把身上能翻的口袋都翻给运管看过了，确实没钱，但是依然要被罚款3万块，运管的理由这免费载人违法常理，天下哪有这样的傻瓜？运管处这么操蛋，法院更操蛋，法院也认为是这样。
佛心见佛，魔心见魔，运管处和法院自己小人，也把天下人都看成小人，自己把政绩罚款提成看得比命重，唯利是从，也认为别人也是无利不起早，没有好处不会干事。摩托车顺路载一下人，这何关非法营运，又怎么扰乱了市场秩序？互帮互助，看见别人需要帮忙，自己有能力帮，伸手帮一下，就是要钱要好处？
互帮互助、侠义为怀，中国多少年来的优秀传统，在运管处法院这帮以他们自己价值观定义的常理下，岂不都有了非法营运的事实？都要去交罚款才是维护社会正义公平？六年前的南京彭宇案，当时王浩法官的常情推理断案，负面影响至今天也未曾完全消除，人们做好事时都会不同程度想起法官大人的话，今天安徽法官怎又重蹈覆辙？
吃一堑，长一智，南京彭宇案法官的愚蠢，应该在整个司法系统都要深刻反思，法官不是个人，他代表这个社会价值的取向，违反常理就能推定有罪，这会坑了一个时代!疑罪从无是法制社会文明和谐的标志，违法常理推定有罪恰恰相反，这增加的恐惧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
当下社会道德集体滑坡，再出这种违法常理即为有罪的案情，那将是雪上加霜，做好人好事的更少了，冷漠人群更壮大了!一起简单的载客是否要处罚案件，竟然拖了四年，让当事人受尽心理折磨，难以掩饰对今司法机关的效率失望!做一起好事代价如此之大，谁堪承受？
另外，载客一段路，摩的收费不过4块钱，运管判为非法营运竟然罚款3万，这是惩罚教育还是要让人倾家荡产？开摩的又不是开凯迪拉克的，家里哪会有多少余钱？仁德以治天下，对基层弱小执法为何如此之严？
法院岂能以“无利不起早”揣度公民
今年67岁的李荣寿是一名退休职工。2008年7月18日下午，一位打不到车的女士向李荣寿求助。李荣寿称本来是想做好事，就答应了。到达目的地后，被合肥市运管执法人员拦下，并作出责令其停止经营、罚款人民币三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李荣寿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而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认为，李荣寿诉称系顺路带人以及没有约定费用的理由“违反基本常理”。
没有约定费用属于“违反基本常理”，那么，法院的“基本常理”就是“约定费用”了天下没有无缘无故地做好事？
以报道中所提供的信息，确实无法判定李荣寿是否与搭车人约定费用，他自称“做好事”，我们也没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然而反过来说，我们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不信。也就是说，这是个“疑案”，我们没有证据认定李荣寿是在“学雷锋”，但也没有证据认定他在从事非法营运。现行法律奉行“疑罪从无”的原则，那么，法院以“违反基本常理”认定李荣寿做好事不实，既不合法，也不合常理。
且不说以“基本常理”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是否合理、合法，单说法院眼中的“基本常理”为什么是做好事不可信，只有“无利不起早”才合情合理呢？
官方语境中，一定要说“绝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腐败的一定是“极少数”。当然了，这种“绝大多数”与“极少数”的划分是说干部队伍。也是先不说这种划分是否实事求是，单说到了老百姓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好的这种通行逻辑就不再通行了，不收费送人、做好事“违反基本常理”，是不是说，在老百姓中，做好事不是主流，“无利不起早”才是主流？法院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判定？法理上依据何来？常理上依据的又是什么？
司法上确实有“推断性司法”之说，然而任何推断都不能偏离基本逻辑太远。把“无利不起早”作为普世性价值推断标准，对主流社会风气的判断未免太悲观了，那么这就不免有“小人之心”之嫌。而换一个角度，这种“基本常理”如果用于解释某些权力群体的某些行为和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某些人不腐败，某些现象没有猫腻才不可信“违反基本常理”呢？以现代政治理念来说，对公权力作恶意推断，作“无赖假定”是允许的；而换成公权力对公民，则不合理。而在法律层面，则是不管公权力与私权利，于官于民，都要讲证据。如果法院和政府部门眼里的“基本常理”就是依据，公权力又握于他们手中，岂不是公权力者说谁是君子谁就是君子，说谁是小人谁就是小人了？这就不是法治，而是权治谁有权，谁就是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