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
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万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产党当权而被没收财产或无以为继的老师和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我觉得叶子龙这人不易相处。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低，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叶子龙也是少年时参加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到陕北。三十年代后期起，他就替毛工作。四九年到北京城前，他从未去过城市，没用过电，没看过霓虹灯。进了北京城以后，对着这个“花花世界”，他很快就被“同化”了。
一九五一年我还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一天叶来找我，要我给他五瓶油剂青霉素。他说他湖南老家的一位农民亲戚，得了梅毒，需要这种药。当时这种药中国不能生产，完全从美国进口，数量有限，门诊部只有两瓶。我没有给他，他拂然而去。他走后，门诊部的护士长同我讲：“你怎么不给他?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红人，中南海一霸。别人想给他，还碰不上这机会。你怎么得罪他?”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心想，我与叶河水不犯井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有什么了不得哪。这可真应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想到后来我被调到一组，又应验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一九五零年初期，叶子龙的待遇同大家一样也是供给制，没有钱。但许多人都愿意巴结毛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当时大力提倡简单节约的精神，叶却举凡食、衣、住、行都尽量追求洋化。北京高干俱乐部成立后，叶和那些负责人混得很熟，常常可以免费享用最好的餐宴。
高干俱乐部和北京饭店是叶最爱出没的两个场所。这两处的警卫从来不检查叶的通行证。任谁一眼望去都看得出叶是个高干人物。当时北京城的市民都穿着褪色缝补的棉衣，叶一身合身剪裁的毛料毛服十分突出显眼。叶也负责毛做衣服的事，裁缝总会提供叶一些难得的衣料。毛的裁缝是受过法国训练的服装设计师王子卿。他的雷蒙服装店当时位于北京最繁华的购物街，王府井大街。
叶并主管毛的礼品储藏室。毛通常将礼品慷慨分赠一组的人。但汪东兴告诉我叶的手脚并不干净，他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都是拿来的，叶还是北京城内第一个拥有日本制电晶体收音机的人。他后来对外国电器名牌十分熟悉，但却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其输出国的位置。
叶的另一个“渠道”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设的“团和农场”，这里生产各种食品。“解放”后，各地都设有劳改农场，是关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劳动改造农场。生活条件极差。早期的政治犯都是国军军队或低层地方官员。高级官员不是逃走，就是像我父亲一样，为共产党吸收。我父亲是共党欢迎的“投诚者”之一。共军打到南京时，周恩来派了一个人去说服我父亲留下来。后来我父亲经由周的帮助，搬回北京，生活优渥，还有自己的房子。
我进一组后和叶相处得不好。他觉得我是旧社会的资产主义知识分子。我是汪推荐到一组工作的，于是傅连璋和叶联合想将我排出一组，主要由叶向毛说我政治上不可靠，我有架子，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合不来，看不起这些人等等。直到毛要江青告诉叶，这些都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卫士们也看不惯医生。卫士值班室和医务人员相邻。两者地位孰高孰低立即可见。医生中，徐涛又特别沉默寡言。当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又冠上不正当行为，自然更是噤若寒蝉，唯恐祸从口出。
医疗人员一向较为沉默。相较之下，卫士们却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讲个不停。尤其每当叶子龙、李银桥来到值班室以后，这里成了茶馆，交流小道消息，散发牢骚怪话，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值班室里常谈的话题是性。毛并不具备正确、充分的生理知识，但我发现毛很喜欢谈论性。毛对满洲王高岗的性生活非常好奇。高岗，史达林称其为“满洲王”。在一九五四年因被控“反党联盟”而自杀。汪东兴告诉我，高和饶漱石集合了一些人反对刘少奇，因此被批整。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羨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羨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江青也常绕着性大发厥词。在我到一组后不久，曾几次亲耳听见她宣布她昨晚和毛做了爱，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大为惊骇。她并称赞毛的不凡之处。既然毛和江青都如此口无遮拦，在这种风气下，护士们爱谈论性事就很自然了。
江青是卫士们另外一个爱谈论的话题。每当江青不在场时，卫士们总把江青奚落得体无完肤。卫士里有个年轻小伙子，他最爱模仿江青。那年轻卫士很聪明，长得眉清目秀。江青的衣服都放在值班室，由警卫清洗和熨烫--江青的丝质内衣也由卫士负责熨烫。他有时戴上江的大草帽，披上江的大衣，撇开八字脚学江的样子扭来扭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自从一九四九年回国以后，没有遇到这种环境。我在卫士们之间总是沉默寡言，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被这帮人感觉到了。叶子龙便三番五次跑去向毛告状。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有一次李银桥在值班室发表议论，说江青怕人家给她提意见，跑到杭州“躲风”去了。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毛在广州同我谈时说：“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我说：“医生对一般人有架子是可能的，但对你不会。”他说：“那才不见得哪。你有没有架子呢?”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李银桥告了我一状。
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