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编者按：文革中多少悲剧莫名的发生，其中一位被枪决者吴述樟年仅22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先说一部电影的故事——
1966年，一对情窦初开、正在热恋的高中学生卢丹枫和李红钢，热血沸腾地参加了“红卫兵”。卢丹枫参加了井冈山派，李红钢参加了红旗派，因为两派观点对立，两人的关系成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我关系。担负红旗派“作战部长”的李红钢，被井冈山派俘虏，卢丹枫设法放走了他，但事后又谴责自己对“革命”不忠。逃回去的李红钢，一面部署血洗井冈山派的战斗，一面又在为坚守据点的卢丹枫担忧。革命与爱情的矛盾，折磨着这一对单纯、幼稚的青年人。一天，残酷的武斗开始了。井冈山派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卢丹枫毅然面对李红钢开枪。李红钢身负重伤，仍率众猛冲，攻下了井冈山派在高楼顶上的据点。李红钢在堆积的尸体中找到了昏迷的卢丹枫。这对恋人互感悲伤，但却坚定地规劝对方投降。最后，绝望的卢丹枫高举井冈山派的战旗，跳下高楼。李红钢从此万念俱灰，退出了武斗组织。两年后“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李红钢以杀害卢丹枫的罪名被捕，遂被判处死刑，在如血的残阳下面，押赴刑场枪决。……
这是1980年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一部名为《枫》的电影，说的是“文革”武斗毁灭人性、摧残一代年轻人美好人生的事情。这是一个没有虚构成分的真实故事，故事所藉的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曾发生过，情节甚至比这更加残酷。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经过这种煽动，一代年轻人几乎全部参加了大造反。这个时候，大家造老师的反，造校长的反，到社会上造所有人的反，甚至回家造亲生父母的反。进入武斗阶段，则是红卫兵造红卫兵的反；子弹瞄准自己昔日的同学、朋友、乡邻，扣动一下扳机就可以让他们血肉横飞，真是无比的过瘾、爽快！于是，人性丧失了，天良泯灭了。有的人是寻找仇人杀掉他，有的人则是随便杀人、即兴杀人、杀无怨无仇的陌生人。
细细地算一笔账：“文化大革命”祸及的地域范围与人口数字绝对不会低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而且，它对中华民族的人性扭曲，造成的道德沦丧更是无法衡量、难以挽回。“文化大革命”过去很久以后，经历者绝大多数都有不堪回首之感，一代造反名人蒯大富、聂元梓等人至今不肯言及“文革”话题。
但是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实际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居然十分向往“文化大革命”。比如那个“叫兽”孔庆东，“文化大革命”启动时他才两岁，大武斗时他才三岁，穿着开裆裤，连一个“红小兵”的资历都没有，当时的事情毫无疑问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居然疯狂的推崇“文革”，疯狂地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一直都在欺骗性地向社会宣传“文革”，向青少年灌输“文革”意识，巴不得中国立即回到46年前的腥风血雨之中！
有亲中色彩的日本《东京新闻》，3月27日在该报的“亚洲观望”专栏里，发表了清水美和的一篇评论“文化大革命会否卷土重来”。温家宝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清水美和对温家宝的这段发言感到震惊，并认同文革再度发生并不是一件危言耸听的事。
文章说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只不过是一场毛泽东向刘少奇夺权的党内政治权力斗争而已，此外无他。作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毛泽东鼓动迷信绝对平等论的红卫兵对党内领导层、道貌岸然而贪污腐化的高干官僚展开了残酷的批斗与整肃，这场为时十年的动乱，在红色恐怖的暴力、屠杀中被牵连迫害致死者超过一千万人；停滞、迟延了中国的现代化。清水美和问：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何温家宝还害怕会发生文革的历史悲剧？！
清水美和说，文革时期，年轻人狂热提倡要立刻消除“都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脑力与肉体劳动间的三大差距”。可是现在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且各种纠结在一起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尖锐化。前人民日报副编辑周瑞金在一篇党内文件提到，反映动乱危机的基尼系数是0.4,而现在中国已经超过0.48。基尼系数如果是零则表示完全平等，越接近1则越来越深刻。《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9月号指出，0.02％的人口占有全国贮蓄金额2万亿人民币的一半，贫富悬殊的情况已经达到无比的深刻化。周瑞金严厉的批评“官商勾结，权力与金钱的盘根错节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从而阻碍了市场的竞争与所得的再分配。”，“1980及1990年代，在自由竞争市场下，人们通过才能与努力走上社会的上流阶层，而今却不同了，到处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与抹杀。”周瑞金同时暴露现今中国的社会是个走後门的社会：“无论入名校也好，找一份好职业也好，晋升也好，都要走後门，如果没有後台，没有背景只会碰到焦头烂额。”
清水美和分析：中国现状的仇富、对特权阶层的反感和憎恨已经达到顶点，导致了每年超过九万件“集团动乱”事件发生。如果出现一位领导者像重庆那样拿“唱红打黑”的招牌来动员群众高唱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平等梦”革命歌曲、利用群众对贫富差距的愤怒转化为对自己的求心力，文革再度重来并不是虚构，也并不是一件不可思疑的事。缺乏勇气与真诚，不敢对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开刀，流于言辞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企图想避免扩大党内高层分裂事态的权宜措施，只会把社会上的不满与矛盾的火炎蔓延至全国。
文章最后说，围绕着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中共视安定为最优先则是一致的，文革在他们的脑袋里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几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横扫”，始于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达11万4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7800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8千余户被抄。全国被抄家的总数近1千万户。
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份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五类份子”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他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打死人合法化，在这批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杀人睁一眼闭一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十万人。
除了被杀，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巴金回忆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1967-1968年的武斗死人是第二波高峰。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汽车团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大规模死伤。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1968年底方渐平息。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200多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8千多人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战死191人。浙江空5军政委陈励耘、20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20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虐杀战俘也是武斗死人的一大因；河北雄县由38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13人。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江西宜丰县的一派到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百姓。”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5063人被揪斗，236人死亡。宝山县揪斗1702人，死亡达334人。”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人数才会低于100。如中苏边境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各级革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他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强加子虚乌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清队运动样板。1400名19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审查，14名老工人自杀。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队重点。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杀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仅此一案，云南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残。
1968年2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反革命。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同伙，是黑窝”，该局1200余干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44人。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8万多人受株连，3千人死于非命。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1945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1946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分子。全内蒙古有34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废的多达87180人，整死16222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1970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比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监禁、5人被逼自杀，3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央报告：“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70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22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5千多“有问题的对象”、“41人被迫自杀”。……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1970年6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1949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1970年8月的一天，人口仅30万的省会银川市近10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13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12人，3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22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1970年10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
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在一年中谈了二十多次政治体制改革。当时颇有一些人乐观地说：“改革不可能逆转”，“文革不可能重演”。重庆刚开始鼓吹“唱红打黑”，敏感的知识分子就惊呼“文革来了”，起初似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情况不同了，连温家宝总理都认为有必要在今年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1980年代多数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现在有不少人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甚至认为“再搞文革”是好事，这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新现象。
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现在的人口结构中，没有亲历过文革（文革结束时尚未成年）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而由于当局禁止研究文革，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在教育中回避历史阴暗面，使现在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对于文革的免疫力。
当年最痛恨文革并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这些人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类是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人，包括从来没有长过工资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上述两类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人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才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决议时投过赞成票。四五运动时的抗议者，也曾经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文革并不是“四人帮”或者毛泽东想搞就能搞得起来的，这个运动的发生是有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的。文
革爆发前夕，中国的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一定的程度，群众心中的不满已经蓄积了很长时间。而当下的官民矛盾和冲突，民众对于权钱交易和两极分化的不满，比1966年的时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关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关于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设想，曾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在30年来都没有认真清理文革思想的情况下，民粹主义的理论和手段，完全有可能再次成为政治野心家手中的“精神原子弹”。
搞民主选举，必须获得多数选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运动，并不需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只要有一批狂热的青年人（冲锋队、党卫军或者红卫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变世界”。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他并没有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手利用权力一手利用群众，就可以推翻魏玛民主制度。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姿态“粉末登场”。今天，要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凶恶的破坏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