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加州公务员，曾被选为陪审员，以六个月时间参与一件谋杀案的审讯。
两年前，我收到通知书，要在指定日子到我家附近的法院报到，准备担任陪审员。报到后又被选上参与一件预计长达三个月审期的案件。两星期后，我依指定到法院时，大约有50多人同时等在那儿。我们依指示进入法庭，法官扼要说明陪审员制度和这个案件所需的时间，然后请那些认为自己不能参与的人留下，其余人在法庭出口处拿一份问卷调查，填好交回然后回家等电话。
这份问卷调查大约有50多页，双面印刷，150多条题目。问题包括个人背景、学历、职业、平时爱听什么歌、看什么电视节目、喜欢什么歌星、有无到过某餐厅、某酒吧等。还有一大串人名，问你是否跟他们有私人交情？又问有无家人是做警察的？有否仇富情绪？对某人或某件案件知道多少？我是成年后才空降到美利坚国土，平时来往的都是华人，看的是世界日报，每天只有一小时的空闲时间看看电视。所以我的答案可想而知。
数天后，我接到电话通知再次到指定法庭报到。报到的人黑压压一片。工作人员点名并发给每人一张号码卡，告知我们从现在起以号码代替名字。当众人在走廊上站的站，坐的坐，等待下一个指令时，我看见一些身穿西装的男男女女进出法庭。突然一个矮小的男子在数位彪形大汉包围下，经过我们前面进入了法庭。嗨！我好像在世界日报见过他的照片。“他的案件不是已审过了吗？”我转头问我旁边的一位大叔。大叔说：“第一次流审了，10 对2。”
这是一件二级谋杀案，要达到罪名成立，12名陪审员一定取得一致的答案。
我们进入法庭了。各人按照自己的号码次序进入法庭。哗，没想到检察官、辩方律师和被告都站着，向每位候选陪审员行注目礼，感觉他们很重视你。这个场景在我们以后的每一天早上都重复。
在主审法官的开场白后，甄选陪审员的程序开始。首12人先坐上陪审员席。我和其它40多人则坐在候补席上。双方律师根据各人调查表上的资料，提出各种各样的贴身问题，那情景比看戏还要精彩。有人在回答问题时，触动自己伤心事而哭泣；有人表明自己巳有偏见不适合做陪审员；有的人很想留下，当被问到一旦入选如何处理学业和工作的冲突时，立即信言旦旦地声称没问题。也有人不愿意入选，有一位在UCLA做研究的生物学家，自称是被告的歌迷，说自己正在从事一项研究，没时间参与这么长的案件，他还奉上学校的信函，希望被撤换。结果，想留下被刷掉了，想走的却走不了。
每当有人被请走，就会有另一人从侯补席被叫上去。在整个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有心理学家在场。双方都刷掉看来对对方有利的人。猜出这个过程进行了多少天吗？整整五天！由于我的号码在后面，所以每一天都坐在候补席上像看电视剧一样看各人的表演，推测下一个被换掉的会是谁？到了第五天，候补席上只剩不到10人了。我终于听到叫我的号码。
坐上陪审员席后，我也像其它人一样，先自我介绍，然后检察官先发问，再到辩方律师提问。因为我的职业与会计有关，检察官特别提到：审案与会计不同，不一定是一加一等于二，只要有合理的理由，你就可以判有罪。你觉得你能做到吗？我答：“可以。”辩方律师随即问我：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合理的怀疑，你是否可以判被告无罪？我答：“可以。”
在我之后，又有数人被换掉。这时，主审法官叫我们都站起来宣誓。于是，我知道被选上了，历时五天的甄选结束了。共有18人成为陪审员，其中12人是正选，6人是后补，我是其中一名后补。我们被告知，所有后补都要当自己是正选。因为一旦有正选需要退出时，任何一名后补都有可能成为正选。在案件审理结束前，我们不能跟任何人讨论案件，不能听或看有关的报道。我后来才知道这次甄选是先从百多人的问卷中选50多人面试甄选，再筛选出现在这18人。
我们被带到位于法庭一侧的陪审员专用休息室。大家自我介绍，环顾这个300多平方呎的休息室，我明白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将会在这里与17位萍水相逢的同伴相对8小时。我们当中有在职的护士、文员以及之前提到的那位生物学家，也有退休人仕。
一号陪审员是在法庭工作的文员，所以她马上就担任了大家姐的角色。为了创造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很快就商定以后每人轮流给大家带一天的早点。正当我们热烈讨论，法警进来告知我们一个好消息：午餐全包。原来，为了避免碰到媒体的骚扰，午餐时我们都不能出外。午餐都是送餐，每天不同。谁付的钱？当然是纳税人。
开庭前，我对被告和案件一无所知。开庭后才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工作者，因为一名过气女演员在他家口腔中枪而死亡而被控谋杀。检方说是谋杀，辩方说女演员是自杀。现场没有目击証人。但是根据被告司机的口供，当时被告手持手枪走出后庭门时对他说：我想我杀了她。傅讯开始后，证人、死者生前的朋友、尃家轮流登场，真是人生百态全看尽。首先是检方傅讯被告以前的女性朋友，列举被告以往的暴力行为。同时也傅讯了第一证人司机。
这名司机本来没有居留权的，因为这个案件得以留在美国数年，据说还结婚有了小孩。辩方就以此向强调作为证人的司机从中得到好处，所以他的口供不可信。辩方还抓住司机英文不好的弱点，质疑他没听清楚被告的话。然后是法医根据弹道和血迹分析，陈述研究结果。那位血迹分析家的外形十足一个家庭主妇，但是把复杂的问题解释的清清楚楚。对于这个没人证、要靠证据说话的案件，她的证词相当重要。检察官根据她的证词进行案件重演，我个人认为这一环节为他们的说服力加了不少分。
听说华人神探李昌钰在第一审曾出庭做证，但二审没来，让我好失望。死者的妈妈是最后一名证人。听她讲到在女儿死前一天还和女儿一起吃饭、shopping，结果相隔不到24小时就收到女儿的死讯时，我好不容易才忍着、没让眼眶的泪水流下来。检方完成了他们的傅讯之后，就轮到辩方了。
辩方请来一位死者生前的朋友，让她说明死者贪慕虚荣，从而证明死者是自愿跟被告回家，企图要被告帮她, 并以死来威协被告，结果错手杀了自已。看着证人那一身名牌、一脸精致的花妆，我禁不住想：这真是事态炎凉，典型好莱坞的交友之道。然后，一个又一个的尃家登场，用他们在实验室里做的结果来反驳法医的报告。于是检方向我们列举这些专家所收的报酬，意图说明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一再告诉自己，谁说的有道理我就信谁。结果，其中一个尃家被检方揭穿是伪造试验结果，连检察官也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遭。那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他令辩方请来的其他尃家的证词可信度都打了折扣。为了与血迹分析吻合，辩方律师向我们示范了一个他认为死者自杀时握手枪的姿势，我当时就想，只有超级天才才会想出这种握枪法，也只有蠢人才会相信他。
在这次审讯中, 检方是两位朝气蓬勃青年律师。他们运用先进的电脑技术，用模拟影像进行案件重演。正是他们高超的电脑技术使得辩方尃家伪造的结果被揭穿。而辩方律师已是60开外，虽然经验丰富但暮气沉沉。
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判断是非只能根据庭上呈现的证据。不准看有关的报道，彼此之间不准讨论案件。所以，每当法庭出现不宜让我们看到的状况时，我们就会被请回休息室。在此期间，还为我们安排了一次field trip，到案发现场视察。那天我们坐着警用客车，前有一警车开路后有一警车压阵，浩浩荡荡的开进座落在Alhambra山顶的庄院。我们到达时，已有一批记者等在那里。他们跟着我们，尝试捕捉各种蛛丝马迹，推测我们的判断。
经过长长的6个月，从9月开庭，直到第二年4月结案陈辞，我们这群来陪审公民，暂时放弃原来的职业天天到法庭上班，天天坐在神圣的陪审席上，努力聚神会神。听众席上每天都有双方的家属、新闻记者、专题博客来听审。其中一位女仕每天出现，专注地做笔记，我们还私下给她起了花名。案子结束时，我们才知道她是网络专题撰稿人。她从第一审到二审，一直跟踪这个案件，详细记录每天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发布到网络上。透过她的博客我们也知道了许多发生在休息室外的事情。在这过程中，有一名正选陪审员因为某种原因要退出，结果我被抽中代替他的位子。于是，我有了一次完整的陪审员经历。
终于可以开口讨论案件了。在这6个月里，我们每天都非常小心的不接触这个话题，甚至要隐藏自已的观点，生怕一不小心导致案件重审。在审案最后阶段，12位正选陪审员留在休息室，另5位后补安排到另一房间，他们不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因为万一我们其中有人违规被开除，讨论要重新开始，避免候补人员被之前其他人的观点影响，所以必须隔离。
讨论前，我们首先通过不记名方式选出一名组长，然后又以不记名方式投票表态：有罪？无罪？还未决定？第一次投票结果是2票没罪，3张票未决定，其余是有罪。休息室的讨论像煮沸的开水一样热烈，每个人都争着表达自己的意见。生物学家站起来，建议利用黑板把关键要点写出来，然后把讨论结果逐一写上去，而且每人都应先举手后发言。那一刻，他就像老师引导一班学生做研究一样。在讨论中，每当遇到一些医学名词时，职业护士就会详加解释；当讨论到辩方否定司机的证词是他的英文不好，打911报警电话时把"he"说成"she"时，我这个母语不是英文的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讨论到握抢的手势，一位曾参与韩战的日裔大伯讲述了他的看法；当讨论到被告的心理时，有位青少年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她的专业知识；当讨论到在死者胸前发现的唇膏时，几位女仕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望着这11个不同专业、不同族裔的同伴，想起当初双方律师在遴选我们这18位陪审员时的情景，真想知道他们是否早已预测到每一位可能发挥的作用？
一连几天，我们讨论了每一个有可能导致不同结果的举证，因为我们深知忽略了任何一点，都会导致对其中一方不公平。作为一名陪审员，你不需要有尃业的法律知识，你只需要透过检辩双方在法庭上向你呈现的证据，运用你的常识去做决定。经过反复的讨论，在第五天的旱上我们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按铃请庭警进来把裁决交给法官。
Yes!裁决了。 我们每个人都高兴地拥抱。将近6个月的相处令我们彼此依依不舍，审判有了结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审判结果已出，我们可以没有顾忌地把自已所知讲出来。原来，被告在被捕时已向警察口头承认是他开枪的。只因为当时警察还未给他口头警告，让他知道他所说的一切将会作为呈堂証供，结果检方不能采用这一口供做为证据。我即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还了死者一个公道。
最紧张的时刻是下午开庭，如我们所料，双方家属和记者把所有的旁听席都填满了。法官逐一问我们12位陪审员是否同意所做出的决定，当然我们都说是。然后法官把结果交给法庭文员宣读。当“罪名成立”的语音刚落，我首先望向死者的母亲，她双眼含泪、用眼神向我们表达Thank you。在这6个月的审讯中，她和死者的哥哥和妹妹没有一天缺席。据说在第一审时，每当有她女儿受害的照片出现，她都出庭回避。但是这一次，她紧强地留在庭上，对被告提出无声的控告。
审讯结束时，法官规定我们一年之内不得接受媒体访问，因为被告准备提出上诉。后来，死者家人提出的民事诉讼与被告庭外和解，这意味着被告要对死者家人做出金钱上的赔偿。
通过这次经验，我深深觉得我们现有的陪审员制度虽然未必无瑕可击，但至少，它是一个有利于实行公平、公正审判原则的制度。我很高兴自己有机会为维护法律的公正尽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我是加州公务员，公家仍照付我正常的薪水，所以半年“审案”，也未让我喝西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