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日本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其发展又独具特色，并不是完全地照搬照抄，而是在经过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外来文化的选择性与本民族优秀文化继承的集合体，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始终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一、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孔子创立儒学，把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升华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哲学。这引发了战国时期的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经过数百年的争论、实践，到中央集权封建制的确立，儒学也随之确立了自己的牢固地位。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巩固，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所谓“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吸收融合其它各家思想，因而在汉武帝和董仲舒时代，儒家思想是第一次被改造与整合。东汉末年道教兴起，佛教亦由印度传入，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儒家独尊的地位受到挑战，但儒家提倡之名教仍为各朝治国之本。道教、佛教和儒家的沟通与交流，孕育出宋明理学。理学吸取佛、道哲理，深入探寻生命天道，深化了儒家义理，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哲学化。理学又称新儒学。它的出现是对儒家学说的第二次改造与整合，标志着儒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与中国儒家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相应，日本开始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公元三世纪，接受儒家思想之前，日本存在着上百个小国，政治、经济皆处于国家的初创阶段，尚无文字，信奉万物有灵、崇神敬祖的神道。“及孔教传入，因能适合于日本国体与民俗，故日人之祖先，取之而为国教。”这是日本接受儒家文化的开始。之后自应神天皇至推古天皇的三百年间，以《论语》《春秋》等儒学典籍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通过朝鲜半岛，开始从中国大陆逐渐传到日本。从七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直接通道。到七世纪日本大化革新，利用儒学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官僚制度，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日本较全面接受儒家思想，儒学在日本由初传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十三世纪，中国宋学开始传入日本，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逐步取代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成为日本儒学发展的主流。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日本兴起了讲习宋学的热潮。经过日本学者的努力，逐渐形成了日本的宋学学派，自1603年德川幕府的建立直到明治维新前，是日本儒学发展的全盛时期。而其中形成最早、最为勃兴的宋学学派是朱子学派。
综观以上儒学在日本传播发展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相伴相随的。并且，日本化了的儒学，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这种影响作用不可避免地延续到日本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直至明治维新，日本政府开始接受与儒家文化特点相异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起，儒家文化便注定开始了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所不同的特殊地位，并开始发挥其在日本近代历史中更加独特的作用。
二、中国汉字的传入与日本文字的发展
日语和汉语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日语文字有汉字，平假名、片假名和罗马字四种，其中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借用中国汉字或者在中国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日本人利用汉字原有的概念和造词方法，创造了大量的新汉字词汇，贴切恰当地把各种全新的概念表达出来，同时，日本人还大量地吸取外来语，明治维新前，日本人是以汉字书写外来语，可以说非常麻烦，明治维新后，外来语全部改用片假名书写。这样，不需用汉字造词，只需音译原词，并用片假名书写就可以了，这使得外来语的摄取变得极为方便、快捷。据文献记载，日本在汉字传人以前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人日本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用近似古汉语的读音来读汉字的。即使在现在，日本社会中知道汉字，尤其是清楚古代、近代汉字的人，都被认为是有教养的人。日语词汇中至今也还可以看见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辣椒要叫唐辛子，南瓜要叫唐茄子，甚至胡麻要叫唐胡麻。而且直到本世纪初，进口货还叫唐物，洋货店还叫唐屋。但是对日本人来说，汉语毕竟是外来语，使用起来有诸多不便。人们对文字的客观需求，促进了正在孕育中的假名的发展。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之后，充分利用汉字的优点，7世纪初创造出了标记日语发音的“万叶假名”。后来又在万叶假名的基础上取汉字的草写体创造出了“平假名”取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出了“片假名”。平假名用来写本族语，连写方便，片假名主要用来译写外来词，特征鲜明，二者分工明确。从汉字到假名，日本人表现出了对外来文化的惊人的创造力。
到了近代，“汉字假名混合体”的文章书写格式就完全成熟，繁简相间，音义兼明，成了独具一格的汉和共存的文字系统。即使在现代日语中，也有很多汉字的书写和所表达的含义与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仍然完全相同，两种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形意相同的词语。如:科学、文化、宇宙、世界、国家、健康等。日本在借用中国汉字之后，创造并发展了自己的语言体系，它和汉语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有着很多的差异。文字上，除了与中国相同的汉字外也有很多日本独立创造的汉字。词语上，虽然汉字相同但形同义异的如野菜—蔬菜、娘—姑娘；形异义同的如赤外线—红外线；日语独特的自造汉字词语如返事—回信等等。日本虽然没有完全属于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字，但他们通过对汉字从功能到形态上进行彻底改造，使其变成了自己的文字。这表明日本人不仅善于模仿外来文化，而且善于在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加工改造。
三、佛教思想“东渡”日本及其在日本的发展
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陈隋之际，“东土小如来”智者大师集当时中国佛教之成，融“南义北禅”于一炉，在天台山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一天台宗，使天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至唐代，天台山佛教开始“文化输出”东渡扶桑，对日本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高僧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律宗的同时大力弘扬天台教义，从而揭开了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的序幕。中国上古时代就有太阳崇拜，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器上就出现很多太阳纹图案，显示着当时的人们普遍存在太阳神崇拜观念，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并涉及海东的日本，把日本视为“扶桑之国”用“太阳的故乡”取国名，名曰“日本”，用太阳做日本国旗，这些都渗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日本最初对佛教感兴趣的不是佛教的教义，而是佛教的神秘与建筑的辉煌。出于中日文化交流的需要，更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加上圣德太子了解佛教的哲学思想，佛教方渐渐在日本流传开来。到了德川时代，佛教的优越地位被儒学所取代，而且日本把佛教中的“派”发展成了“宗”，创造出了有别于印度、中国的新的宗教派别。
四、生产技术的传入促进了日本的发展
日本水稻栽培最早的遗址是在九州板筑地方发现的。该遗址属弥生时期最早阶段的板筑型陶器的典型遗址，它表明，大约在绳文陶器时代最后阶段水稻栽培被引进九州北部。但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浙江省河姆渡就已大量种植水稻。据推测，稻谷是在公元前3世纪，从浙江省南部越过东海直接传到日本九州西北的。与此同时，传入日本的农作物还有葫芦、绿豆、构树、菱角、芋头、白苏等农作物。中国水稻的传入则促进日本农业的飞跃发展。徐福前后两次率庞大移民在日本登陆，在中日交往史上是一大壮举。他把先进的中国生产技术文化带到日本，使日本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跃进到铜铁时代。日本成扶桑之国亦因中国蚕桑的传入。中国很早就有“伏羲化蚕”、“太昊伏羲化蚕桑为绵帛”的记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桑蚕已驯化为家蚕，在距今5千年左右，中国已有丝线、丝带和绸等丝织品，历经商、周时期的发展蚕丝生产有一定的规模，丝织印染工艺达到一定的水平，在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起了带头作用。日本是蚕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学习中国蚕业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中国茶的流入，使日本成了爱饮茶之国；中国蜜桔流入日本，使日本变成产桔之国；中国古代先进的铁护甲和成套马具传入，促进了日本古代骑兵装备的发展；中国货币的流入亦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等，日本文化的群体里，随处可见“中国元素”的影子，但中国文化到了日本之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发展，有些甚至比中国发展的还要好，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也许跟日本这个民族的创造性与民族危机感有关。
通过上述对于日本文化的特色分析，我们便可窥知日本文化的选择性与发展性，根据“实用性”来消化吸收外来文化，多元共存等特色。日本文化既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日本文化性格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