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人们把中国道德准则在西方不适用，令西方人费解，被西方人嘲笑的现象归结为文化差异。这种避重就轻的惯性思维，不但是对民主社会文明进步的无视和无知，而且传播文化自大情绪，阻止他人探寻专制思维框架之外的道德实现，形成社会进步的阻力。
相信在中国度过的童年青年时光的人，多少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曾苦苦思索该怎样做人，但是那些父母老师言传身教的，电视报纸宣扬传播的伦理准则，在努力实践时常屡试不爽，力不从心，而且越思考越纠结困苦。在年轻气盛的年代时常会有冲动，去挑战一些直觉告诉自己是蛮不讲理的道德标准，但总是被现实打回，最终在困惑中，先是狐疑，然后渐渐深信不疑地，接受了那些起初嗤之以鼻的品德标准，并竟然感觉自己越发成熟越发智慧了。
四年前来到法国生活，渐渐发现那些中国人奉为智慧的人伦准则接连崩溃。有的品德，因其所追求的目标由社会制度实现，变得不值一提，如孝悌，仁义，慷慨，义气；有的品德，因其对人性的压抑，谈之若疯人妄语，被人讥笑，如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任劳任怨，又如长幼有序，门当户对。体会过思想解放的轻松畅快，便深感专制社会对思想的禁锢之毒。经常人们把中国的道德准则在西方不适用，令西方人费解，被西方人嘲笑的现象归结为文化差异。这种避重就轻的惯性思维，不但是对民主社会文明进步的无视和无知，而且传播文化自大情绪，阻止他人探寻专制思维框架之外的道德实现，形成社会进步的阻力。
民主社会文明进步的精髓，就在于追求个体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比如生存，住房，养老，信仰，言论，自由，平等，而远不只是选举，选票只是民主的结果。在这些基本权利由社会制度保证之后，留给个人的道德准则非常简单：就是对所有他人给予一个人应有的尊重，而别无三纲五常式的虚妄的附加条款。人与人的交往变得轻松愉快，人们的注意力更集中于切实的工作，整个社会的气氛积极向上。
由此反观中国的道德标准，它是几千年来保障人权的诉求在专制皇权面前妥协的结果，是人在专制社会求生的几千年经验的总结。专制者意愿的随性嬗变，使这些道德标准不乏自咬舌头，不可理喻，甚至蛮横狡辩之处。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讲到方孝孺的悲剧时，人们为他到底是有气节的文人还是迂腐的儒生而争个面红耳赤，挤出一些玄奥微妙的理由论证他们的观点，相持不下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文人明哲保身为上。这个共识是在不突破专制框架前提下的最佳妥协方案，但这却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悲剧，标志着我们民族向善的勇气被专制强权扑灭。所以在中国社会我们普遍看到的是，在玄奥的道德理论的折磨下，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下，人们会无奈选择停止思考放弃对善的追求，变得麻木没有思想，有甚者最终沦落到抛弃一切道德原则，只以追名逐利为人生目标的地步。故只要专制延续，这类人伦道德悲剧也随之延续。
